文化观潮｜周梅森：从炒股、开发房产到《人民的名义》大火

【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小说《人民的名义》的作者周梅森的口述，讲述他下海经商，炒股、炒地皮，房产开发到影视剧投资的每一次选择与转身。

和许多坐在书斋里安静写作的作家不同，周梅森是一个在路上的行动派。

1980年代，靠着几篇报刊的短文章，周梅森从徐州老家一名煤矿工到南京的《青春》文学杂志编辑，又凭借写作的实力和成绩，成为了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更是靠着早期的新历史小说，形成了全国性的文学影响。

19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先锋派文学崛起，周梅森暂别他的写实小说，投入到火热的生活里去。在文学上，高尔基和巴尔扎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作家，都是人生经历丰富、社会阅历广阔的人。

周梅森先是到徐州市政府挂职当副秘书长，然后创办实业，下海经商，从修高速公路到开粮油公司，从炒地皮到开发房地产，从炒股、股权投资到影视剧投资，这三十年里，周梅森的每一次选择和转身，都与中国经济变化发展和转折吻合。

更难得的是，这么多年，周梅森一直在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立场，一直在坚持文学创作。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解，他在不同行业闯荡的经历，权力、金钱、人性的复杂碰撞，都在周梅森《人间正道》等十几部长篇小说里展示得淋漓尽致。

周梅森野心勃勃，自己能不能成为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因91部《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完整记录了18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变迁与风貌，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代言人。

要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周梅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在不同阶段，看到周梅森的变化。

1996年，周梅森结束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挂职，以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复出，造访上海。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周梅森。采访结束后，《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请客，吴亮等人作陪，一起在外滩附近吃了个饭，听他讲述闯荡商海的传奇故事。

另外一次是2001年，周梅森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绝对权力》《我本英雄》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刚好周梅森在北京开会，和他合作的出版社编辑张懿翎请我采访周梅森。这时候，周梅森正是大红的时候，很多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

之后就是2017年４月，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出版３个月，发行量高达183万册，十月文艺出版社办了《人民的名义》座谈会庆功，我再次见到周梅森，此时他已经从作家，转变成为一名成功的影视制片人。

周梅森说：“大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我的人生是契合的，我始终是一位在场的作家。”

巴尔扎克让我成为作家

我经常说，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

1956年，我出生在江苏徐州市韩桥煤矿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煤矿的地质测量工，母亲是矿山集体工，我的弟弟、妹妹都是煤矿工人。

谁都没想到我会当作家。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我经常到废品站去淘旧书看，两根冰棍儿的钱，就能买到好几本课外书。当时，市面上的书也很少，基本上都是宣传读物，没什么文学营养。

1970年，我14岁那年，上了矿区初中，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进入了矿工行列。徐州煤矿当时缺乏劳动力。所以，别的地方叫学工学农，我们那叫半工半读。国家每个月给我们九块钱，半个月下井，半个月上学。

1974年，我高中没毕业，就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矿工。拥有了自己的矿灯，自己的换衣箱和工具箱。青年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人生的诗意和浪漫全消失了，生活也变得沉重起来。

1970年代，当煤矿工人虽然辛苦，但也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工人的社会地位很高；每月三十九块钱的工资，一年一套工作服，再加上工作稳定，又是铁饭碗，算得上是一个好工作。

我最早的文学梦，是在深深的矿井下萌发的。在我家乡徐州煤矿，他们都知道我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我在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发现了一本书，没头没尾，前面少了几页，后面少了几页，书脊也撕掉了。我看了一会，才知是《巴尔扎克传》。

书里写到，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拿了稿费继续投资，又失败，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这本书里有个细节，巴尔扎克在他的偶像拿破仑的剑鞘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用笔征服世界”！巴尔扎克这句话，深深地震憾了我。

看完这本残缺不全的书后，我想当一个作家，立志要做中国的巴尔扎克。后来还找一个会绘画的同学，让他对着书里的巴尔扎克照片，画一张巴尔扎克素描，挂在我的小屋，用来激励我自己。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年轻，胆大妄为，就认识三千多个字，就开始写小说了。我开始写作是源于贫困和孤独。当时，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空虚又寂寞，读书和写作，就成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那时没有稿纸，我下井的时候就专找包炸药的纸。炸药纸一般要涂一层蜡，涂蜡之前要切下来很多碎纸片，我就在那上面写小说。

我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名为《煤乡怒火》，总共25万字。那片默默无言的煤海和满脸煤灰，汗流浃背的父老兄弟，给了我最初的创作冲动。小说写完后我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没有什么回音，多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部书稿找出来还给了我。

我父亲反对我业余写作。他怕我乱写，会被打成右派，为此撕毁过我的稿子。那时，父亲最喜欢的是我弟弟，弟弟像他一样，也做了煤矿工人，老实本分，不管是家里的活，还是单位的活，都任劳任怨干得很好。

但看书写作还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年，我22岁，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处女作《家庭新话》，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此后，我又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1979年，南京《青春》杂志社看中了我，破格招收我为编辑，我离开了徐州煤矿，登上了驶往南京的火车。

到了文学杂志工作，每天读的是文学作品，见的人都是搞创作的，慢慢地我的视野也开阔了，写作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可以说，《青春》是我的大学，在《青春》的五年中，我完成了一个矿工到一个作家的转变。

《沉沦的土地》写得是旧社会的煤矿传奇故事，讲的是民国初年传统乡绅地主与新兴工业资本家斗法的故事。这部作品发表和出版，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冯牧当年提出了“周梅森现象”：为什么周梅森没有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呆过一天，能写得这么好？唐达成也曾说过，看来我们一些传统理论要打破了，应该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之一。

到南京工作的十年，我发表了一系列历史题材与战争题材的作品，如《黑坟》《军歌》《国殇》《孤乘》《沉红》《大捷》等多部小说，其中3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些作品让我作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被承认，让我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也在文学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4年，我成为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那年我才28岁。1988年，因为创作上的成绩，我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我在文学界成名以后，父亲的观念才渐渐改变了，承认了我的劳动价值，还经常把我写的书给亲戚朋友看，他心里还是为我高兴的。

最早炒股的作家

在南京的作家里，我应该是最早炒股的人之一。

199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全民经商热。那时文学陷入低潮，社会上没有什么人读小说，文学杂志和文学出版物，印量很低，也没有什么反响。

即使是小说改编成电影，版权也就800元。电影也没有什么人看，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我从1983年到1993年，几乎每年出一本小说，5部拍成电影，我们家十年的全部积蓄，却只有8万块钱。

我想让生活更好一些。我的朋友，山东烟台的作家矫健把我带入了商海。矫健比我大，是《胶东文学》主编，有才华，小说写得好看，拿过两次全国小说奖。

记得有一年，我写了中篇小说《大捷》，《收获》杂志李小林看了觉得不错，让我去上海改稿子。当时我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矫健也住在这个招待所里。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地找我，手里提着一密码箱钞票，应该有二三十万元，那是他通过股票交易套现的一笔资金，为了安全起见，拉我充当保镖，一同去银行把钱存起来。

那天，他请我吃了个饭，又一起去洗浴中心洗澡，价格很贵，每人三十八元。我当时很好奇，他是怎么赚钱的。他也没有隐瞒，给我讲了很多赚钱的方式，买国库券，股票认购权证买卖。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伙，下海了。

我是江苏省最早的10个大户之一。当时，我们江苏这帮作家，苏童、叶兆言、黄蓓佳，个个炒股，都是我带动起来的。一开始，我、苏童等几个人，我12万，其他人８万，合用一个账户投资。后来为了操作方便，我们就分立账号了。

当时，我稿费一拿到手，就拿去买股票，在股市我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那时炒股完全靠自学，我的炒股理论是：不听内幕消息，不迷信K线图，不买亏损股和ST。我炒股，一般都看大势，不做今天买明天卖的短线，我就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奉行价值投资。这些经验，都是通过阅读和自己股市上的摸索总结出来的。

后来，我和矫健一起做房地产生意，他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到广东惠阳大亚湾搞房地产。后来，我们又到苏州郊区盖房子，在苏州阳澄湖旁的一个小镇子上。

从1990年到1994年，我做生意也算长了见识，和江湖上各色人等，各路英雄、骗子打交道，生意做得不大，体会不少。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危机到来，银行抽回资金，受冲击最大的是房地产行业，公司资金链断裂，我们的项目也搁浅了，项目变成了烂尾楼。再后来，矫健迷上了地下外汇期货，开始瞒着我炒期货，不断输钱，以至于让我忍无可忍，终至被迫和他分手，另立山头。

我又到南京江宁禄口，在外秦淮河边，买了64亩地，搞了一个叫文豪花园的别墅项目。这个项目，是当时南京最早的别墅区之一。我现在在里头还有几套房。

下海几年，多少赚了一些钱。但我毕竟是个作家。金钱并不能够让我的灵魂安慰。

有一次在深圳，我遇到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和我聊起了我的小说。我当时突然就想，几年的经商生涯，除了口袋里多了一点钱，心里空荡荡的。我当时就想，该回家写小说了，中国不缺好商人，但缺好作家，我就转身上岸了。

我回家写小说，同时也继续投资股市。

2005年，中国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原来不上市的非流通股，现在要上市流通，那么就需要给那些持有流通股的股东，按比例给予对价补偿。政策一推出，就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当年10月，金丰投资（现为绿地控股）启动股改，我当时是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有约70.25万股，总价200多万，因为A股连年下跌，我在这只股票上亏了不少钱。

当时，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是10股送3.2股，我觉得不公平，对价应该在10股送4股，最起码也要在3.8股以上。我当时在报纸上连续写了三封公开信，《作家周梅森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一封公开信》《周梅森致非流通大股东并国资部门的公开信》和《周梅森致管理层的公开信》，呼吁中小散户团结起来，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否决大股东的股改方案。

公开信发表之后，我的电话几乎被散户股民打爆了，他们纷纷表示支持我的公开信。2005年11月28日，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41%的流通股股东对金丰投资股改方案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没有达到法定赞成比例而被否决。

这在当时是个奇迹：金丰投资成为全面股改后，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东维权被否决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事，我成为了当年中央电视台年度十大经济人物社会公益人物的候选人。

这些年，我在股市上的收益还不错，后面的牛市我也都赶上了，赚了不少钱。足够保障我在家安心写作。

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认识官场

我没想到会有机会去政府挂职当官。

那是1994年，我老家徐州正集资修三环路，一个地级市，为追求城市发展，率先修建三环路，带动城市发展，很有远见。这个过程中，政府搞了些集资，工资中有十块八块被强行集资用作修路，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

那会我回徐州，对此不满的人来找我吐槽。我觉得修路，改善交通，带动城市整体发展，挺好的。我以前回家要3小时，现在40分钟就到家了。没想到有人把我说的话，传给了当时的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他约我见面聊一次，还给我看了许多告状信。我当时一看，觉得干部要干点事，真不容易。

见面不久后，我接到了徐州方面的邀请，去徐州挂职，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那一年，我38岁。可以说，在徐州市政府的挂职经历，改变了我对官场和官员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文学创作道路。

我挂职一年多，看到了地方政府的运作机制，亲身体验了在种种复杂利益阻拦下，在当时旧的意识形态的阻扰下，基层官员想做点实事的不容易，也看到了改革是如何艰难起步的。之前，我对国家体制、官员阶层的认识很模糊，甚至极端地认为当官的好人不多。我在挂职中看到，官场生活是非常复杂的，表面现象和命题采访是靠不住的。这种感受激发了我，我希望自己能够写一些好官，反映他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我挂职后，199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写这部小说，我没敢给《收获》杂志。因为我之前写的是新历史小说，都是纯文学作品，这种写官场、写改革的政治小说，在当时是被文学圈里的人看不起的。

后来，《人间正道》被央视拍成了电视剧，社会反响强烈。这一次，我小说的版权卖了20万元，但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买了小说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编剧，因为熟悉官场、熟悉正在改革深化的人就更少了。主任胡恩最后找我，让我自己把小说改成剧本。我答应了。当时剧本稿费是一集1万元，《人间正道》最后拍成电视剧26集，连带小说改编权，我总共拿了46万。电视剧播出的影响力，让《人间正道》的小说也成为了畅销书，书反复加印，一下子又卖了11万册。

从此，我成为了一个畅销书作家，《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长篇小说发表出版后，都被拍成了电视剧。作家出版社张懿翎给我出版的每本书，起印量不会低于10万册。

当时巴金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在杭州养病，在电视上看到了《人间正道》的电视剧，就让女儿李小林给他读《人间正道》的小说。巴金还问女儿，为什么这个作品没有发表在《收获》上？

当时，李小林是《收获》的主编。就这样，因为巴老的支持，我的《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这三部长篇小说都发在了《收获》杂志上，每部小说都是两期，占据了六期。那段时间我常去小林家里谈小说，巴老还送我一本《随想录》。我那一时期的作品，基本是在《收获》和《小说界》发表，出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和人文社。

巴金晚年，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已经90多岁了，还这么关心当代生活，这个对我是很大的精神鼓励和支持，也让我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获得了自信，不在乎文学圈对我的看法和眼光，我接连写出了几部描写改革开放的政治小说。

《人间正道》因为被央视拍成电视剧，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也给我带了麻烦。徐州当地很多官员，自动对号入座，非要说我小说里的人物，写的是他们。甚至一名当时的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对我不满，40几位厅级干部联名写信告我，给上级领导写信投诉我，说我丑化他们，讴歌主人公，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找我，要我修改《人间正道》。当时把我气死了，这些人为什么专门找虚构的小说里的坏人形象来对号，那不相当于自首吗？出版社压力也很大。因为当时的新华社为此事发了内参。

徐州的这些官员一闹，我在徐州也没法挂职了。后来，省里安排我去江苏省公路管理局挂职副局长。尤为欣赏我的领导，希望我去交通系统再看看情况，再写部类似《人间正道》的小说。

但我当时的兴趣都在写小说上面，而且《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发表出版以后，社会好评如潮，我的创作进入了高潮，除了写小说外，我还要忙电视剧写作，我就放弃了去江苏省公路管理局。

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个作家，我所有的价值和成就感，都是文学给我的。我不想当官，按照我的性格，也当不了官，混不了官场。

离巴尔扎克距离又近了一步

《人民的名义》之前，我有８年时间，没有发表出版小说了。

原因是我的政治小说的发表和出版，受到了当时大环境影响，另外，这几年里我介入了影视剧，也当制片人和投资人。

我现在还有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公司。1997年，我的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都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反响不错，但他们对剧本的改动太大了，如果按照我的剧本来拍，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拍到第三部作品，干脆连名字都改了，小说《中国制造》成了电视剧《忠诚》。后来，我就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自己写小说，自己写剧本，自己找投资，自己拉班底，拍电视剧。

《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自己投资的。导演我请，演员我请，卖给各家电视台。与其受资本制约，我不如单干。在电视剧制作中，我的投资一般占51％，这样就能在整个电视剧运作中说了算，我概括为“文学与影视互动，影视与资本互动，寻找最佳经济结合点”。

现在，电视剧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剧本，我写的时候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写好的故事，让人难忘的人物，精彩的台词。但我完成的剧本，不管导演还是演员，都不能修改。即使不合适，也是我来修改。我要对自己负责。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到南京，找我写一部和反腐败有关的电视剧。他说，十八大之后，政治反腐成了举国关注的大事，那么多官员落马，但却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

我也觉得时机到了。为写这部剧，在最高检的支持下，我去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调研。小说里国家部委处长赵德汉“小官巨贪”受贿两亿多元的情节，是以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为原型创作的。这名“亿元司长”在2014年被逮捕时，检察机关在他家中搜查出现金两亿余元，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去16台验钞机，清点赃款，当场烧坏了4台机器。

看了那么多案例，我心里有了把握。30万字的《人民的名义》很快写完了。我先把小说改编成话剧，后来又改写成60万字的同名电视剧本，前后共写了100万字。

《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剧本出来后，原本谈好的几家投资方，看了剧本后都表示“题材敏感、 尺度太大”，怕电视剧不能通过审核，钱打水漂。当时剧组建了，人员到齐，马上要开机了，突然少了两千多万元投资。后来，另两家影视公司入股，《人民的名义》缓解了燃眉之急，电视剧顺利完成。

2017年3月28日，《人民的名义》湖南卫视首播，收视率居高不下，迅速火遍全国，成为当时最火爆电视剧，也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话题。电视剧播出1个月，我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就卖了150万本，出版社反复加印，后来发行量超过200万册。

《人民的名义》这么火，在我期待之中。一个原因是好久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了，因为反腐败，社会需要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我多年写政治小说的经验也帮助了我，分寸拿捏得当。可以说，中国没有哪一个编剧、作家，像我这么了解政治，了解官场。

《人间正道》“对号入座”这场风波，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官场，促使我从更全面、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我选择的小说题材，必须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从宏观上发现问题，这样我在下笔的时候就相当慎重，不能把自己偏激的情绪带到书中。

多年写作，我有两个创作准则：第一，必须邪不压正；第二，必须面对真相。那些从高处跌落的职务犯罪分子，极少干部一上来就贪污，大多数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或者是因为身边人出事牵涉进去。他们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却因为一个贪字，落得最后家破人亡。另一个就是现在检察院先进的高科技，追踪技术和办案手段，让这些贪官的任何罪行都无所遁形，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只能认罪。

我有不少官场朋友和社会朋友，对下岗工人等社会群体也很熟悉。《人民的名义》里，很多故事和情节，不仅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也源自我自己的经历。

我弟弟以前工作的煤矿破产了，后来调到一个厂，没等到退休又破产了。现在，他夜里帮别人照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个月收入一千八百块钱。我的一个同学，从三十多岁开始摆摊烙煎饼，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现在看起来比我苍老将近20岁。生活里像这样的故事多得是。

我感到悲哀。为什么？从20年前我就为他们呼吁，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直到现在，我不认为《人民的名义》多么了不起，为什么社会反响这样大？还是老百姓拥护支持党和政府反腐败。腐败最严重的不是贪了多少钱，而是人的堕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关键要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

现在对我批评最多的是我写的政治小说不是文学，文学圈内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偏见一直存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中，竟没有一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那些批评者都视而不见，对关注当代、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作品甚至漠视，坚持所谓纯文学。我认为他们偏离了文学的基本立场，因此才导致了当代文学被不断边缘化。

历史上很多时期，中国文学是一直在场的，文学能够参与历史进程，文学总是第一个喊出人民想说的话，但是西风东渐以后，文学和生活渐渐隔开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它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不在场，那它会与人民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

我下一部作品是《人民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故事更加曲折复杂，结合了历史、政治和金融，不是一个企业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的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宏观叙事。

《人民的财产》电视剧一共60集，全剧有四条线，国企腐败是主线，接下来是京州市的官场生态，实体经济的困境，小人物的挣扎。深受大家欢迎的李达康遭到了报复，还闯了一场大祸……

我就是一个作家，文学才是我可以热爱一辈子的职业。没有这些年商海闯荡，股市浮沉，官场挂职，没有这些经历，我不会写政治小说这类题材，也不会有现在的周梅森。

我的文学作品，与中国的改革，大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我的人生经历是契合的，始终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讲述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