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谈巴西政治①：卢拉主义危机与迪尔玛的执政困境

本文原载于2019年2月7日《伦敦书评》第41卷第3期，原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卢拉与迪尔玛时期的巴西政治，第二部分则将目光投向博尔索纳罗与当下的巴西，今日刊发的是第一部分。在本文中，安德森重点关注的是2003年卢拉开始执政到2016年迪尔玛被弹劾下台之间的巴西政局，在巴西劳工党思想家安德烈·辛格的杰出论述基础上，安德森分析了卢拉“软弱的改革主义”与迪尔玛强硬路线之间的连续与断裂，概述了巴西三党鼎立、相互倾轧、私相授受的政党格局，描绘了巴西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归属尤其是近年来新兴的新中产阶级状况，评述了共和主义公正与派系化偏见共存、善于操弄舆论、滥用权力的司法体系，细致地勾勒了博尔索纳罗上台之前16年巴西错综复杂的各路政治力量及政治斗争，为读者理解当代巴西政局提供了全景式、历时性的背景描述。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迪尔玛·罗塞夫的执政困境

特朗普、勒庞、萨尔维尼、奥尔班、卡辛斯基……当代政治想象力的畸形学本就有足够丰富的例子，如今迎来了新的怪物。起于微末的巴西民选总统，为该国最臭名昭著的施虐者大唱赞歌，宣称当年的军事独裁本应射杀3万名反对者；攻击一名国会女议员，说她丑到没人想强奸；宣称宁愿自己儿子被车撞死，也不想他是个同性恋；宣布了亚马逊雨林的开放开垦季；不仅如此，在当选后的第一天，他向追随者们承诺，要把这片土地上的赤色贱民赶走。然而他的新任司法部长、被全世界誉为司法独立和正直典范的塞尔吉奥·莫罗（Sergio Moro）却说，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是一位“温和派”。

从表面上看，去年10月的投票结果是毫不含糊的，劳工党（the Workers’ Party，PT）在执政14年后被全盘否定，连其存续也岌岌可危。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统治者——卢拉已被莫罗监禁，等待进一步的判决。他的继任者在第二个任期中期被赶下台，实质上成了弃儿，在地方参议院竞选中沦为耻辱的第四名。这种逆转何以产生？它一定程度上出于偶然，还是在某些方面已成定局？该怎么解释激进主义的结局？与巴西过去五年的突变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相比，英国在脱欧问题上的装腔作势和美国在特朗普问题上的歇斯底里简直就是无事生非。

巴西政治的特点是意大利式的：错综复杂而弯弯绕绕。但如果对此没有了解，就无法把握这个国家的遭遇。2010年，当卢拉卸任的时候——巴西总统有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但没有禁止再次参选——经济增速为7.5%，贫困减少了一半，新大学成倍增长，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财政预算和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支持率超过80%。卢拉挑选了他的幕僚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作为接班人，后者在60年代是反抗军事独裁的地下斗士，此前从未竞选过选举职位。由于卢拉为她保驾护航，罗塞夫以56%的多数票赢得了选举，也成为巴西第一位女总统。迪尔玛执政初期，痛恨卢拉的中产阶级也更好地接受了她，两年来，她的冷静和能力为她赢得了广泛的敬意。但是，她接手的遗产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处于高位的商品价格是卢拉时代繁荣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巴西历来的低投资率和生产增长率。实际上，2011年迪尔玛一就职，情况就开始反转，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忽然降到1.9%。2013年，美联储宣布将停止购买债券，在资本市场上引发所谓的“减码恐慌”（taper tantrum），引发外资流出巴西，国际收支恶化，通胀率上升，繁荣昌盛的太平岁月宣告结束。

政治上，劳工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欠下了一笔债。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重新民主化之后，三个最大的政党出现：在中右翼是以“社会民主”为幌子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它是大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在中间是理论上“民主”的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在农村和小城镇拥有庞大的裙带关系网络，用联邦或省级的慷慨资助为其在地方的巢穴插上羽毛；在左翼，是劳工党，唯一一个不只是由地方名流及其下属组成的政党。然而，除了这三者，在巴西大型选区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开放名单制度，大量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小党派激增，为他们的领导人榨取公共资金和好处的新发明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领导一个拥有超过四分之一议会席位的政党，而这是所有重要立法通过所需的最低票数，这使得政党联盟成为组织政府的条件，而利益分配则是结盟的前提。

二十年来，总统只在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中产生，前者致力于向国家提供所谓的有益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在东北部的传统寡头集团和民主运动党的永恒掠夺者中很容易就找到盟友，他们是自由保守派政权的天然盟友。当卢拉上台时，劳工党并不想依赖他们。相反，它开始从较小党派的泥潭中组织国会多数席位，而这些小党派一个比一个贪婪。为了避免把太多的部门交给他们，不得不采取经常性的经济奖励获得支持，暗地里每月给这些人发放现金。当这个系统，所谓的 “每月津贴”（mensalão）在2005年曝光时，看起来好像可能导致政府垮台。但卢拉在穷人中仍然饱受欢迎，通过裁撤关键助手，并转而寻求民主运动党的传统支持，从而确保了国会多数席位，他在这场风波中幸存下来，并在适当的时机成功连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民主运动党是卢拉政府的稳定支柱，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享有大量肥缺。而这一任期结束后，民主运动党在众议院的议长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被卢拉选为迪尔玛·罗塞夫的副总统，将一个诡计多端的幕后老手与一个政治新人拴在了一起。

首先引爆的是经济遗产。到了2013年，中产阶级对政府感到不满，价格上涨正在引发大城市的普遍紧张局势。卢拉为穷人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更低的信贷、现金转移支付——满足了穷人的私人消费，却忽视了依旧很糟糕的大部分公共服务。冬天，公共汽车票价涨价点燃了圣保罗年轻左翼活动家领导的抗议活动。警察的镇压导致了席卷整个巴西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随着右翼参与的增加和该国强大的建制派媒体的支持，他们迅速发展为对所有政治人物，尤其是劳工党的自由对抗。两周内，迪尔玛的支持率从57％降至30％。通过削减开支和进一步廉价的福利措施，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恢复了活力。但是在2014年夏天，埋藏的政治矿井开始爆炸。联邦警察打击了在巴西利亚一个洗车场Lava Jato的洗钱活动，由此披露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大规模腐败，该公司当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估值之一。调查中的一连串泄密被媒体大肆宣传，表明这个案子与劳工党与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卢拉时期。2012年末，对七年前“每月津贴”案中该党领导层的公审，已经让气氛变得高度紧张，而2014年的这个案子则引发了共鸣。

因此，当迪尔玛在2014年竞选连任时，她面临着比2010年更加激进的反对派。和以往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进入了第二轮总统竞选，与她展开角逐。在一场激烈但笨拙的竞选活动中，她在辩论中表现不佳，迪尔玛以微弱优势获胜，她承诺永远不会接受她指责的、对手计划对民众实施的紧缩政策。但她甚至在上任之前就遇到了困难。也许是想重施卢拉首次当选总统时的开局策略——当时卢拉遵循严格的经济正统派学说，只有在巩固公共财政后才扩大社会支出，用以安抚市场——迪尔玛选择了一位芝加哥培养的银行高管担任财政部长，以表明她将重新开始节俭政策，却违背了竞选时的承诺，也就是采取了传统的紧缩措施，打击了民众的收入。在疏远她的左翼支持后，她又对抗她的右翼支持，试图阻止民主运动党继续占据众议院议长这个特梅尔2010年腾出来的重要职位，因为立法的通过通常依赖于议长的合作，但最终却被民主运动党的候选人爱德华多·库尼亚（Eduardo Cunha）彻底击败。劳工党在国会中仅赢得13%的选票，至此在立法机构中极为脆弱。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竞选总统的努力。他们的领导阿埃西奥·内维斯（Aecio Neves）因为期望的胜利落空而感到愤怒，向最高选举法庭（Supreme Electoral Tribunal）提出了非法选票的指控，希望取消选举结果并进行重新投票——由于普遍的幻灭感与迪尔玛的经济路线之间的联系——这次他志在必得。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个由富有的名流组成的集团，其他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该党在2002年落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塞拉（Jose Serra）如今是圣保罗的参议员，他看到了驱逐迪尔玛的另一条道路，既能扩大驱逐迪尔玛的呼声，又能让他从中得利。阿埃西奥路线的缺点是，它也威胁到作为迪尔玛的竞选伙伴特梅尔，因此对民主运动党的吸引力很小。塞拉与特梅尔走得很近，他们长期以来是一直在圣保罗政治界共事。那么，最好在国会发起对迪尔玛的弹劾，库尼亚会给出有利于他们的听证会，成功让特梅尔成为总统，并为塞拉取代阿埃西奥接替总统职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跳板。

很容易理解，特梅尔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而且两人暗中协调行动，促成了这一计划。他们身后是老谋深算的社会民主党元老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他也是塞拉的密友兼顾问，从来就不喜欢阿埃西奥。现在只剩下找到弹劾的借口了。他们在一个技术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迪尔玛出于选举目的，推迟了公共账户的支付，以使账面显得更好看，因此违反了法律。这是一种长期以来的做法，前几届政府也这么做，但这并不重要。到了2015年的夏天，一场席卷巴西利亚的丑闻改变了政治格局。

二、“洗车”调查与劳工党的败落

“洗车”案的调查是在第一个被抓获的中层罪犯所在的州管辖之下进行的，这名罪犯就是黑市货币兑换商（doleiro）阿尔贝托·尤瑟夫（Alberto Youssef），来自巴西南部巴拉那省非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莫罗是当地人，在“每月津贴”案审判中初出茅庐，当上了助理法官，时任巴拉那省首府库里蒂巴的首席法官。他的操作模式，正如他在“洗车”调查开始前十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参照的是马尼·普利特（Mani Pulite）对腐败的起诉。上世纪90年代初，马尼·普利特的腐败起诉摧毁了意大利的执政党，终结了第一共和国。莫罗特别指出了他们活动的两个特点：利用预防性的监禁来获取告发，以及向媒体有针对性地泄露正在进行的调查情况，激起公众舆论向目标和法院施加压力。媒体的戏剧化比无罪推定更重要，莫罗解释说，无罪推定要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在对“洗车”案的掌控中，他被证明是一名杰出的操办者。通过向报纸和电视台泄密，连续的行动——突袭、围捕、手铐、招供——得到最大限度的宣传，每个行动都被仔细地编号（迄今已有57个，导致了超过1000年的监禁），行动名称通常从电影、古典或圣经意象中借用，服务于戏剧性的效果：Bidone（《骗子》，1955年意大利电影）、Dolce Vita（《甜蜜的生活》，1960年意大利和法国电影）、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1942年美国电影）、No One Sleeps（《无人入眠》，2000年德国电影）、Erga Omnes（普遍适用，拉丁语词汇）、Aletheia（阿勒忒娅，希腊神话真诚女神）、Last Judgment（最后的审判，圣经故事）、Déjà Vu（既视感，法语词汇）、Omertà（《乌默它》，马里奥·普佐小说）、Abyss（深渊，基督教词汇），凡此总总。意大利人为自己的民族特色而自豪，莫罗的操作则让他的意大利导师相形见绌。

一年来，“洗车”调查主要集中在国家石油公司的前董事身上，他们被控收受和分发巨额贿赂。然后，他们供出了第一个劳工党重要干部——该党的财务官若昂·瓦卡里·内托（Joao Vaccari Neto）。几周后，该国最大的两家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和安德拉德·古特雷斯（Andrade Gutierrez）的负责人被带走问话，这是两家横跨拉丁美洲大陆的大型企业集团。至此，支持莫罗、要求惩罚劳工党并罢免迪尔玛的游行活动不断增加，让国会陷入困境。库尼亚仍然是执政联盟的正式成员，正在努力清查弹劾案的卷宗。受到孤立和削弱的迪尔玛接受劳工党部长们的建议，请卢拉出山挽救局势。卢拉迅速与民主运动党重修旧好。而就在这时，他忽然震惊地发现库尼亚在瑞士拥有数百万美元的秘密账户。于是，他提出了一项互保协议：如果政府阻止对库尼亚的诉讼，那么他将阻止对迪尔玛的诉讼。卢拉敦促各方接受该协议，并在巴西利亚峰会上达成谅解。但是迪尔玛拒绝了，总部设在圣保罗的劳工党全国领导层担心，这一安排的消息只会证实公众对该党完全腐败的看法，于是指示其代表投票支持对库尼亚采取行动。作为报复，库尼亚立即清查了对迪尔玛的指控，并在国会进行了审议。

与此同时，莫罗正准备发动致命一击。2016年3月第一周，“阿勒忒娅行动”于凌晨时分逮捕了卢拉，将他带走审讯，事先得到消息的媒体和电视摄影师在黑暗中将他团团围住。他开始正式接手“洗车”调查。好戏还在后头。迪尔玛给卢拉打了一个电话，讨论任命他为她在巴西利亚的幕僚长的法子。因为除非得到最高法院的授权，部长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因此这一举动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只是为了保护卢拉免受逮捕的手段。巴西利亚的两名法官否决了这一任命，第一位是一个在脸书上公开反对劳工党的呼吁者，第二位是社会民主党安插在最高法院的官吏。

至此，要求弹劾的街头压力是巨大的：在巴西各地，有360万示威者要求将迪尔玛驱逐出境。然而，弹劾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能否在国会取得还远未明朗。在很短的时间内，“洗车”调查披露了奥德布雷希特公司掌握的账簿，上面加密载有向200名巴西政界人士行贿的记录，几乎涉及所有的党派。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政治阶层响起了警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高层权力代理人对一位同事说，这种流血必须停止。然而，“最高法院的人”告诉他，只要迪尔玛还在位，媒体还在全力追击她，流血就不可能停止，除非特梅尔马上取代她，并组织一个由最高法院和军方支持的国民政府——他已经与将军们交涉过了。只有这样，“洗车”调查才能在危及社会民主党之前被叫停。不到两周，库尼亚担任议长的众议院就投票支持弹劾迪尔玛。而库尼亚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莫罗开始着手干掉他。最高法院命令国会罢免他的议长职务。过了不久，他被逐出众议院，最终进了监狱。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间隔，参议院根据众议院通过的起诉书认定迪尔玛有罪，特梅尔接任总统。2017年初，卢拉因涉嫌在收购一套海滨公寓中的腐败行为而被指控，尽管他从未拥有过这套公寓。那年夏天，他在库里蒂巴受审，被判九年监禁，当他上诉时，刑期被增加到12年。由于该党的第一任总统身陷囹圄，第二任总统被可耻地赶下了台，劳工党的民意支持跌至谷底，看起来奄奄一息，行将就木。

对监禁卢拉的反响开始表明，这个招数并没有那么奏效。社会民主党里的政敌曾指望他流亡而不是坐牢，出逃会让他声誉扫地。他们被他坚忍地接受监禁吓了一跳，没有考虑到他的监禁可能引起的同情。几个月后，民意调查显示，他再次成为该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甚至要让他在2018年总统竞选中因重罪被取消参选资格。然而，卢拉的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劳工党的未来又是另一回事。该党遭遇了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失败。什么样的筹算才能力挽狂澜？在执政期间，劳工党几乎没有培养自我批评分析的文化，也很少反思它或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在早期，知识分子一直是通向公众视野的桥梁。一旦劳工党执政，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继续支持它，但该党基本上忽视了他们，眼里只有关于选举的算计，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庸俗作风。

三、卢拉主义的危机与分肥的政党结构

但是，劳工党还是有一个一流的思想家，尽管不被赏识，该党也配不上他。安德烈·辛格（Andre Singer）的父亲是奥地利犹太移民，后来成为巴西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1980年，辛格是圣保罗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一开始是个记者，逐渐在《圣保罗页报》（The Folha）——该城两份报纸中不那么保守的那份——担任高级职务，此后成为卢拉在巴西利亚的第一个任期内的新闻秘书和总统发言人，尔后辞职投向作为政治科学家的生涯。2012年，当劳工党的统治还未被削弱的时候，他对卢拉的统治路线和社会支持进行了首个严肃研究。尽管这篇论文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表示尊重和赞赏，但它过于冷静地看待该党所青睐的“软弱的改革主义”的本质和原因，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去年夏天，他出版了续集《卢拉主义危机：迪尔玛时期的难题，2011-2016》（O Lulismo em crise: Um quebra-cabeça do período Dilma, 2011-16），尽管目前仍没有什么反响，但这本书可能希望人们多少给些反馈。在不同的国家，书籍不时被拿来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比，但是，作为阶级分析、政治叙事和历史想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综合体，在这部来自巴西的力作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人能真正望其项背。辛格的语调冷静而节制，激情引而未发，与马克思的辛辣讽刺和强烈的隐喻截然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没有那么血腥和险峻。但两部作品中的智能及其眼界却一脉相承。

辛格着手解决的难题是，为什么卢拉在其总统任期内，在成功的巅峰时期构建的权力公式，会如此灾难性地全面瓦解？他的第一个论点是，这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总统办公室的熵增（无序增长）的例子。迪尔玛的执政不仅仅是对前任的拙劣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她自己有着与卢拉不同的目标。辛格称其为“唯发展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合体。他认为，首先是更加雄心勃勃地使用国家可用的手段来加速增长：控制利率、公共贷款、财政激励、进口关税、社会支出——总之，较之劳工党以往的执政，有着更多的经济干预政策。其次，辛格认为是经典意义上的共和主义，正如J.G.A.波科克（J.G.A. Pocock）所重建的那样：这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种信念，即腐败对国家的完整和公民的安全构成永久的威胁，对腐败保持警惕是自由的条件。卢拉的计划是一个软弱的改革主义，迪尔玛的目标是一个更强大的版本。

辛格的第二个论点是，它的效果却是消解了卢拉体制的两个关键支柱：他与金融资本和裙带主义的协议。为了刺激投资，迪尔玛的“新经济矩阵”寻求支持国内产业——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巴西的高利率、币值高估、对本土制造业的脆弱保护和昂贵的能源成本——认为这些产业的根本利益将其与从中受益的银行、证券公司和养老基金分割开来。但在巴西，不同的资本部门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分离战略无法奏效。它被媒体谴责为干涉内政、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商界很快就联合起来反对它。没有更多的投资，增长下降，利润下降，罢工成倍增加。雇主联合会变得极端敌对。

与此同时，迪尔玛拒绝参与巴西传统的猪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并清理了政府中最公然做出妥协的部长，这是在对抗国会中的势力，而她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席位都依赖于这些势力，对后者而言，腐败是生存条件之一。通过对资本构成的细密分析，辛格出色地概述了巴西从战后至今的政党结构，并将这些紧张关系置于这一结构中。从1945年到1964年，当军方夺取政权时，出现了一个自由派政党全国民主联盟（UDN），代表银行家、城市中产阶级和部分的地方寡头政治集团；一个位于光谱左翼的大众政党巴西工党（PTB），吸引了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还有一个中间党派社会民主党（PSD，不同于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建立在农村和较小的地方城镇的传统地主阶级及其下属的基础之上。辛格将最后一个戏称为“内地党”（the party of the interior），这是一股阿米巴变形虫般的力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认同，向着临时权力和好处的方向滑行，不在乎民主不民主。20年后军方下台，这三个政党重新出现在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劳工党（PT）和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的三足形态中。没有第三个党派的寄生协助，前两个党派都无法执政。第三个党派拥有广泛的地方官员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并几乎持续控制着强大的参议院议长席位。任何共和主义的暗示都是对它的诅咒。

四、风暴中的中产阶级与司法部门的登场

那么劳工党自己的选民呢？虽然从1945年开始，劳资双方就在政治体系中分庭抗礼，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又受到一个广泛存在于城市与农村的巨大的贫民阶级（sub-proletariat）所决定，后者的存在使这个体系从劳资之间的阶级对抗转向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民粹主义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穷人既可能接受保守派政客煽动和献媚，也可能倒向激进派。到2006年，卢拉大幅减少贫困的社会政策第一次使这一群体壮大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非正式经济中，这是迪尔玛继承的劳工党的选举堡垒。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知道他们应该向谁投桃报李。但是，受到当时利益相关的记者和意识形态的怂恿，政权开始吹嘘自己在巴西创造了一个“新中产阶级”的政绩——提供正式工作和提高最低工资，造就一个类似于新工人阶级的阶层，尽管当时大多数受影响者的社会地位不仅鲜有提升，甚至更加不稳定。辛格认为，在政治上，官方的宣传适得其反：其效果是促使人们认同实际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而不是现有的工人阶级。

一旦经济出现负增长，许多刚刚上升的人就会受到向下流动的冲击。对这种预期逆转的失望，在那些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中受益的年轻人中间尤为强烈，这本是劳工党向穷人提供的另一项福利，尽管它对教育质量漠不关心。这些年轻人现在发现，他们无法获得他们曾经被诱导期望得到的工作。在2013年6月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中，这一易燃的群体变得至关重要——在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时，约有150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这将成为迪尔玛及其政党命运的分水岭。辛格对参与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统计数据超出了马克思时代的梦想——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中，80%的人不到40岁，80%的人曾经或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而总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只占13%，然而，有一半人的家庭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的2-5倍。而最低工资的两倍是实际的贫困线，低于该线的人即真正的贫民阶级，这些人反而在运动中处于边缘地位，只占到参与者的不到六分之一。然而，对抗议的进展和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他三分之一游行者的能力，即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获得了那些自以为是或渴望成为中产一份子的群体的半数支持，他们对政府和其他事务怀有普遍的愤慨，年轻的新右翼活动家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将他们团结成一股力量，形成了一个作为整体的政治阶层。在辛格生动的描述中，从结构上来看，虽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2013年起义所处的位置与马克思在1848年记录中所说的“贱民”（la pègre）没什么两样。

胜利者是巴西南部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掌握了这场运动，并将其作为一个跳板，在两年后对政府发起了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的冲击。大企业、工人阶级和穷人都受益于劳工党的统治。专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小雇主则不然。从比例上看，他们的收入增长低于穷人，他们的地位受到新形式的大众消费和社会流动的侵蚀。这一阶层由巴西社会形式上的“现代”部分组成，其规模之大，足以使其长期拥有对改革的否决权，尽管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让巴西其他部分不那么落后。但是，一方面，它的规模大到足以阻碍穷人参与国家发展的社会进程，另一方面，战后选举权扩大之后，它的规模又没有大到能够控制选举。因此，这种情况总是诱惑着切断选举的政变。1964年，许多城市中产阶级与军官密谋发动军事政变。2016年，它发动了一场议会政变，在宪法框架内推翻了总统，而不是暂停总统职务。

这一次，发起颠覆的不是军方，而是司法部门，然而这一群体以选举的方式组织，以一个政党或一组政党的面目出现，其实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地方法官在职业和文化上更接近中产阶级的平民大众，而非军官，他们在共同事业中是更有机的盟友。法官在“洗车”调查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要么对无所畏惧地严惩腐败，公正无私地维护法治，要么为党派政治目的冷酷无情地操纵法律——辛格认为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共和主义，然而在方向上却毫无疑问是派系化的。当这片土地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大亨们被监禁时，除了叫“共和主义”还能怎么形容呢？无怪乎，在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老板被捕引发愤怒反响之后，“洗车”调查的另一项行动被命名为“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Que pais é esse？）在迪尔玛下台之前，对劳工党的系统性打击以及对其他政党的纵容，除了叫“派系化”还能怎么形容呢？更不用说在脸书上脱口而出的政治同情和反叛，以及莫罗美化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的假笑照片。这一矛盾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与劳工党自身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法官们是“共和主义的和派系化的”，劳工党“为改变制度而创立，却被这些制度吞噬”。

五、迪尔玛的强硬路线与腐败的身边人

在描述了迪尔玛上台时实施的路线，运转时遭遇经济和立法障碍，被裹挟其间的政党制度，所面对的阶级力量排列，以及最终将其包围的司法围攻后，辛格最终描述了这一连串攻防的结果——各路政治演员匆忙达成弹劾总统的共谋。迪尔玛的人格在这里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的志业不仅仅是光荣的，她想要推进，而不仅仅是保护卢拉领导下的劳工党所取得的社会成功，把它们从无可奈何的收买纵容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政治上她并不轻松，只能用强硬来弥补。虽然私下里她可以很放松，很有魅力，但在总统办公室她不允许批评或建议。对于辛格而言，她必须为两个致命的、本可以避免的错误负责，在每个错误中，她都拒绝听从导师的教导。第一个是她决定在2014年再次竞选总统，而不是像卢拉所希望和盘算的那样，辞职让卢拉归位。是出于该受谴责的自负，还是对工程自主权的天生骄傲？卢拉一度公开承认，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卷土重来的危险，他将成为候选人，结果被他言中。但个性化的直率不是他的风格，他从来没有直接向她提起过这件事。与美国一样，巴西的政治惯例是现任总统竞选连任，他对此表示尊重。

迪尔玛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她拒绝与库尼亚达成任何协议，从而避免自己遭受弹劾，而卢拉认为这是必要的。对于辛格来说，性格的关键差异就在于此。他说，在政治上，卢拉能屈能伸，而迪尔玛宁折不弯。她认为，勒索者永远不会满足，一旦屈服，他们总会得寸进尺。无需多言，辛格站在卢拉一边。马克斯·韦伯写道，以政治为业，需要接受“道德悖论”（ethical paradoxes）。辛格援引他的话说，迪尔玛拒绝了这一“义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不屈服的后果是如此严重。在顽固地抵制一项协议的过程中，她为“这个国家不可预测的倒退”打开了大门。

对迪尔玛的倒台过程进行权威重建的同时，这些结论似乎值得怀疑。辛格对迪尔玛的批评，可以说是既过于不批判，又过于批判。无论如何，在开始的时候，都不该将她归为明确的共和主义者。她第一次竞选总统时选择的两名关键顾问，在她获胜后获得任命：她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后来成为在巴西利亚的幕僚长（相当于总理），是劳工党内最臭名昭著的腐败政客安东尼奥·帕洛奇（Antonio Palocci），他担任卢拉的财政部长时广受大企业的赞誉，直到2006年因为一桩特别见不得人的丑闻而被迫辞职。2010年，他的复出受到了《经济学人》的欢迎，但很快爆出，在此期间，他在咨询公司和房地产业务中获得了一笔来历不明的巨额财富，迪尔玛不得不炒了他。可想而知，这个卑鄙的人物将是劳工党领导层在“洗车”调查中唯一的告密者。在他走后，乔·桑塔纳（Joao Santana）仍陪侍她的左右，是她最亲密的顾问，在很多方面对她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曾是卡塔诺·贝洛索（Caetano Veloso）幕后团队的一名音乐家，后来成为一名明星调查记者，再后来成为顶级薪酬的销售员，是一个多面手式的商业活动经理和品牌策划者。在国内，桑塔纳被帕洛奇安排到自己家乡的市场势力范围，并在国际范围内提供服务，他的客户包括安哥拉的亿万富翁、劫匪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Eduardo Santos）。他跟了迪尔玛六年，直到“洗车”调查抓到他，要求他支付1000万美元的贿赂，这笔钱是他在西印度群岛积攒起来的。当然，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也用拖延换来了宽大处理。在这两个案例中，迪尔玛的判断都不太像共和主义者。她本人并不是劳工党的产物，在成为卢拉的幕僚之前，她未曾是劳工党的成员，她无法轻易摆脱惯习。

另一方面，有人批评她2014年没有把接力棒交给卢拉，从而损害了该党，2016年又拒绝与库尼亚达成协议，从而危及了国家。这些批评意味着，从历史形势的逻辑来看，有两件事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卢拉而不是迪尔玛在2014年参选，他肯定会以更大的优势获胜，也不太可能突然转向如此笨拙的疏远穷人的紧缩政策。但是经济上的危机不允许他重复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刺激计划，当年这一计划相当奏效，让金融海啸在巴西看起来只是“涟漪”。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结束，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下降，他自己统治留下的毒丸正在被吞下。此外，“洗车”调查将以远甚于迪尔玛所遭受的力量冲击他的总统任期。就个人而言，他更容易受到攻击。弹劾将没有必要诉诸技术性预算，弹劾将会更加猛烈，甚至会有更多震耳欲聋的呼声出现在该国的街道和屏幕上。他在处理国会事务方面的传统政治技巧，或许仍能让他避免在“每月津贴”案中曾经逃脱的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或许一瘸一拐地走到任期结束。但代价是他和库尼亚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在共同的道德-政治罪愆中被拷在一起三年。而在2018年的选举中，很有可能遭到更大的报复。不仅迪尔玛，劳工党本身也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与库尼亚勾结。已经千疮百孔的信誉不堪一击，为了短暂的回报付出的代价太高。

只要库尼亚掌握着弹劾总统的关键，法官们对库尼亚的容忍度不亚于落入他们法眼的政客。辛格对“洗车”调查中地方法官的观点和影响的描述是冷静分析的典范。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是的，他们既是共和主义者也是派系化的，但两者之间的最终平衡是什么——影响是相同的吗？此外，这是构成巴西司法机构仅有的两个因素吗？辛格的关注点是库里蒂巴法院方面，但它在一个超越它的法律体系内运作的，在那里，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形式上讲，每一个都是相互独立的主体。警察收集证据，检察官提起诉讼，法官宣判（在巴西，陪审团只存在于谋杀案件中）。然而，在实践中，“洗车”调查将这三种职能合并为一种，即检察官和警察在法官的监督下工作，法官控制调查、确定起诉和判刑。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即使没有莫罗对无罪推定的驳斥，对一般正义原则的否定也是显而易见的，指控和定罪的权力已不再有区别。

除此之外，还有三种力量。“Delação premiada”原则（意为“为减刑而告密”）被引入实践，成为从法官到检察官的通用做法，即以重刑威胁被逮捕的人，除非他们供出其他人，实际上就是司法勒索。从“洗车”调查对待最富有的富豪的行径可以看出这种权力的滥用程度。马塞洛·奥德布雷希特（Marcelo Odebrecht）被判19年监禁，罪名是腐败，涉案金额高达3500万美元。但他一成为告密者，就减刑到两年半，他毫不费力就从监狱里出来。被告还可以为地方法官寻求起诉的其他案件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这种激励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法官甚至可以赦免他们。他们得到的另一项便利是废除了必须走完上诉程序才能将被告监禁的规定。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基本从“每月津贴”案审判就开始采用“domínio de fato”（意为“事实的领域”）的概念——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参与一项罪行的情况下予以定罪，理由是被告必须负责这项罪行。这就是卢拉的幕僚长被判刑的依据，因为他是巴西利亚行政部门的首脑。这一概念借鉴了德国法学家克劳斯·罗辛（Claus Roxin）为纳粹战争罪行提出的“犯行支配”（Tatherrschaft）原则。然而，罗辛对巴西的滥用提出了抗议：他所定义的犯罪行为，仅靠组织地位是不够的——必须有某种命令的证据。然而，莫罗甚至放弃了组织等级，利用“domínio de fato”来指控卢拉打算从奥德布雷希特那里得到一套公寓。这处房产价值60万美元，他因此被判12年监禁，几乎达到奥德布雷希特刑期的三分之二，而他所受指控金额的比例还不到2%。这一比率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六、制造紧张局势的司法体系

正如辛格所说，在库里蒂巴进行的这些案子结合了共和主义的热情和和派系化的偏见。但沿着司法阶梯往上走向巴西利亚的最高法院，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情况。在那里，既看不到伦理上的严苛，也看不到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动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更肮脏的秩序。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巴西最高法院肩负三项职能：解释宪法，充当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最后上诉法庭，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单独授予公共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部长——在这片土地的所有其他法院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俗称“foro privilegiado”。其11名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是，委任只需得到立法机构形式上的批准，此前的法官经验并不是必要的，现任法官中只有三人有相关经验。作为律师或检察官的少量实践以及假充内行的学术证书，是通常最高法院法官们所需的背景。

传统上，最高法院的人选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不如说是基于个人关系：在当前这批人中，一个是卢拉的前律师，另一个是卡多佐（社会民主党元老）的密友，第三个是声名狼藉的前任法官费尔南多·科洛·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的堂兄。法院待处理案件的数量也是怪诞的：每年有超过500个案子，通过抽签的方式初步分配给具体法官，每个人都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力，可以随意拖延或加速案件，既可以拖延多年，也可以火速加快——世界上没有其他最高法院有这样的专权特性。实际上，没有最后期限。另一个独特的特点是，当一件案件被全会决定通过时，听证会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只要法院现任院长认为合适，可以通过电视直播。在这样的会议上，端庄得体被降至最低限度，哗众取宠则大行其道。

弹劾的压力开始累积时，法院11名法官中已有8名被卢拉或迪尔玛任命。但由于任命很少具有浓厚的党派政治色彩，因此只有卡多佐的密友吉尔玛·门德斯（Gilmar Mendes）是社会民主党的鹰派人物，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鲜明的立场。其余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色彩，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通常比其他任何主义都更重要。但是一旦法院的第三个职能——审判政治家——开始运作，法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作用，从“每月津贴”丑闻案开始，那些将其任命归功于卢拉和迪尔玛的法官，气概十足地表明自己独立于劳工党。法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官若阿金·巴尔博萨（Joaquim Barbosa）由卢拉任命，正是他在“每月津贴”案的审判中对劳工党干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判决。但事实证明，与其说这是一种公正的司法独立，不如说这是为了摆脱对恩主名义上的依赖，而采取的顺从媒体的策略。

从一开始，库里蒂巴方面就利用泄露信息的手段，在媒体上植入故事，以切断正当程序，在审判前通过公众舆论将目标定罪，这符合巴西人的智慧——这一智慧在全世界都适用——“舆论就是公开发表的东西”。这种泄密在法律上禁止，但莫罗系统地、毫无顾忌地加以运用。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被他当做扩音器利用的媒体对最高法院的法官起到了恐吓作用，如果他们提出异议，将会遭到舆论谴责。当一位法官指示莫罗，基于人身保护令的理由，他必须释放一名关押在监狱里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董事时，莫罗向媒体解释，如果是这样，他也必须释放毒贩。他的上司立即做出让步。他在窃听和公开卢拉和迪尔玛之间通话的时候至少打破了三项规定，却只受到同一个法官软弱无力的谴责。莫罗用公共利益为自己的行径辩护，而且，自从他现在被媒体誉为民族英雄以来，他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最高法院遮掩下面的违法行动时懦弱无能，由于奴性和利己主义内斗的原因，它在执行台面上的任务时也没有表现得更好。如果司法部长对国会议员或政府提出指控，法院决定是否举行审判，其决定需要国会批准。库尼亚的瑞士银行账户一经披露，他就受到了指控。法院六个月来一直没有动静，直到他启动了对迪尔玛的弹劾。而且，它不仅在一夜之间接受了对库尼亚的指控，而且——急于混淆它的不作为——专横地命令解除他的议长职务，这是宪法没有赋予它的权力。正如库尼亚一针见血的讥讽：“如果事情那么急，为什么要花六个月的时间？” 当曾从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劳工党参议员德尔西迪奥·多·阿马拉尔（Delcidio do Amaral）被拍到谈论如何将一名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老板带出监狱时，法院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了行动，在24小时内将他逮捕。他无意中吐露他和法官们关系很好，正在试探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当他提出适当的缓期执行，指控被悄悄撤销，他又回到了参议院。批评家康拉多·赫布纳·门德斯（Conrado Hubner Mendes）指出，由于缺乏任何原则性的准则，一个在宪法中本应缓和紧张局势的权力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紧张局势的脓肿。

七、代总统特梅尔的贪污丑闻

在被驱逐出总统府前，迪尔玛的第二次任期坚持了不到18个月且毫无成就。特梅尔吞并的总统职务，持续的时间是它的两倍，总体上来说，影响也更大。新政权的行动速度和决心表明了弹劾背后的计划有多深，它很快就通过了三项经典的新自由主义治国方略，一举修改了该国的经济宪法。不到一个月，国会就通过了一项立法，将冻结社会支出长达20年——除了通货膨胀率之外，没有任何增加。几乎同时，《劳动法》的全面废除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法定的工作时长限制从8小时延长到了12小时；允许的午休时间从1小时减少到30分钟；减少对全职或兼职雇员的保护；取消了工会会费的核销；再加上对劳动力市场各种各样的放松管制。第三项法律为外包就业和零工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s）大开绿灯。接下来是以减少国家债务的名义，开展激进的养老金改革，增加缴款比例，提高退休年龄，降低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的成本。由于在现有体系下，最有油水的薪酬受益者来自官僚机构和政治阶层的高层，这是一个有点棘手的提案。

但是在新的大选来临之前，特梅尔眼睁睁看着手里的王牌随着迪尔玛离开总统办公室。2017年春天，他在总统府的车库里与肉类加工公司JBS的负责人乔斯利·巴蒂斯塔（Joesley Batista）秘密会面，讨论给库尼亚的封口费——他刚被判刑，可能将特梅尔牵涉进无数的腐败事件——却不知道他的对话者已经与警方合作。这盘录音带立即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两周后，特梅尔的一名助手被拍到从巴蒂斯塔的使者那里收到一个装有50万雷亚尔的手提箱。为了让最高法院立即对司法部长对特梅尔提出的指控采取行动，众议院必须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批准起诉程序。大多数人毫无廉耻地拒绝了任何调查。

两个月后，司法部长对特梅尔和其他6名民主运动党领导人发出了更加广泛的指控，其中3人已经被锁定，一人在家中被抓获，他拥有历史上最大的现金储备，5500万美元的钞票。众议院再一次阻止了任何行动。一年后的2018年10月，第三起重大丑闻爆发，联邦警察对桑托斯的码头长期存在的腐败行为提出指控。到此时，特梅尔尽管在每次曝光中都活了下来，但在政治上瘫痪了一年多，已经没有任何议程了。随他最初的新自由主义措施而来的常规稳定计划，结束了迪尔玛的衰退，但复苏乏力——增长吃力，生活水平低迷，1300万人失业。特梅尔自身的信誉已经跌为负数。他所在的政党在2018年选举中曾推出恩里克·梅雷莱斯（Henrique Meirelles）为总统候选人，正是这位财政部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他只获得了百分之一的选票。然而，这段平静的过渡为高亢的节奏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