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世界级城市群与数据伦理

如何进一步落实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下文简称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人士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也正在从五个方面逐步落实。从目前的各项推进措施均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是从经济建设方面的举措；污染防治就是从生态文明方面落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的举措；还有公共服务领域正在探索的交通（一卡通天下）、医保、服务、教育等都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具体措施。最近的江南文化战略的实施可以看作是一体化战略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落实。在这些落实举措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非常好的经验观念，比如“数字长三角”、打造1个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共享等。这些举措和经验都与当前数字时代与智能时代有关，会涉及到数据伦理学的相关问题。如果将数据伦理学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发展结合在一起，那么数据伦理学就可以实现顶天立地，既能够继续理论上的研讨，又能够关注现实问题。基于这样的想法，笔者想从数据伦理的角度探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中可能碰到的难题以及解决路径。

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需要处理好数据架构与城市群的关系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落实是相关省市协同建设的过程，各个省市都在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拿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经验举措，相继提出了独特的方案和举措。比如上海市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挥优势，打造包括上海自贸区、上海张江综合性构架科学中心在内的重大项目；浙江省发挥其在对外开放、数字经济、民营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制定浙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纲要，并提出牵头“数字长三角”； 江苏提出发挥三大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叠加优势；安徽则着力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和产业合作示范区基地建设。除了打造各自的独特优势之外，还有发挥协同机制，构建面向生活在长三角区域的人们的公共服务机制，如交通出行、教育、医保和文化设施等方面的机制。这些机制的构建离不开相关的各种大数据的采集、使用和治理。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落实过程中围绕相关数据，需要形成两个基本意识：

首先是需要意识到数据是一种本体性架构存在。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些技术并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工具因素。数据向智能演变的过程中，正在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本体性的因素。在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出现的概念中，数据与信息已经成为这些城市的基础架构。基于数据的智能体正在将自身与社会存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数据-智能-社会系统。数据架构正在成为互联网架构之后新的技术架构，这一架构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各种媒介和分析工具完善着上述系统的数据采集、挖掘、分析和管理等环节。许多马路上、各种营业场所、公共空间都有着被明确标识出来图像采集设备、几乎每一个人的智能手机上都安装着各类应用app，这些都是不同相关者采集数据的媒介，被采集的数据被存储到各类云端、雾端。

其次是需要意识到数据架构对于城市、城市群发展的意义。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出现了很多新的迹象：全球化4.0已然扑面而来、世界各国正在抢占AI制高点、日本学者提出建设社会5.0。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数据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在给城市带来很多契机。爱尔兰学者罗伯·凯驰（Rob Kitchin）指出，数据与国家、数据与城市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它改变着我们理解、管理和治理城市的方式。这些技术正在重构城市发展的基础架构；数字化、智能化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自我身份及其行动的深度数字化和智能化是城市市民正在面临的生存状态。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必须要注意到这个趋势及变化，处理好城市与数据、城市群与数据等相关问题。

这些现象的出现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落实需要探讨一系列与数据相关的问题。从数据过程本身看，包括采集、编码、分析和提取使用、治理数据的技术支撑、数据和数据流改变城市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活的方式，数据安全的技术基础；让城市数据可视化的多样化方式。从人文科学角度看，通过理解数据的本质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更好地治理城市；考虑数据生产被纳入到社会-技术系统中的方式；从知识论、本体论和政治学等角度看，需要处理好数据权力与数据文化的问题。从数据伦理角度看，考虑城市数据基础设施与数据驱动系统的社会与政治构成特征；数据被谁获取、使用以及他们的目的以及为谁服务的问题；数据生产和使用如何被现有的文化规范、价值系统和信念所约束以及理解与之相匹配的数据文化及其特征。这些都是基于数据架构的长三角战略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数据使用共享成为关键所在。

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需要考虑和应对数据伦理难题

正如前面分析指出，数据过程包括采集、编码、挖掘、使用和治理等环节。采集、编码、挖掘等都属于技术问题，而数据治理属于社会伦理问题，数据开放使用的问题则相对复杂而且重要，所以需要特别对待。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有关上述比较重要的环节问题需要注意到：

首先是数据采集环节。在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类数据传感器，都在使用各种应用app。比如通过特定的终端，可以采集城市气温、城市交通等相关数据；通过高清摄像头采集马路上的车况；通过各式摄像头采集和监控公共场合的人群活动；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高校等特定场所的入口还有人脸识别终端来识别数据。在这些不同的应用场景中，除了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和各类app之外，用户主动上传了各类文本、图片和小视频等各类数据；在公共领域人们处在各种图像和数据采集器之下，技术之眼成为伴随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谁有权力安装各类数据采集设备、谁拥有和管理这些数据等就会成为敏感问题。甚至在采集环节，数据伦理问题会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选择采集什么样人的数据？根据什么标准进行选择？等。在数据编码和挖掘环节，数据偏见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其次是数据共享环节。使用环节的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难题。如浙江提出的“数字长三角”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他们指出接下来的难题是“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存在数据壁垒”。的确，考虑好数据共享如何更好地服务区域一体化战略，能够有效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最大化。但是，数据共享不仅仅是公共服务领域一体化出现的难题，它甚至涉及整个社会结构所有方面的共享。还有数据共享是一个涉及到技术和伦理的难题。从技术角度看，是技术安全问题；从伦理角度看，是伦理安全问题。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围绕不愿意开放、不知开放什么、不知怎么开放和不知道开放的后果构成了数据共享和开放原则的挑战。数据采集环节需要很大技术投入和经费投入，即便是app也存在开发方面的成本，所以很多数据的拥有者并不愿意开放利用经费换来的数据；数据共享上，有些核心、敏感数据不能开放；数据开放上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平台进行开放，而且开放本身很难做到有法可依；开放数据后果上会不会引发纠纷、安全等问题，其后果也是难以估量的。总体看来，之所以不愿意开放是因为管理数据是某个政府部门特有的权力，管理部门担心开放之后会产生权力丧失的后果；之所以不知道开放什么是因为对数据功能认识不清；而不知怎么开放是因为缺乏数据开放的平台。之所以不知道开放的后果是与对数据本身密切相关的安全、隐私、信任等问题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

三、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需要注重数据文化建设难题

随着上述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的发展，一种新的自然—文化环境正在构成：一种物理与虚拟融合共生的环境正在出现，这为新的文化类型的出现提供了自然条件。这种新的文化类型正在以数据文化的形式表达自身。如此，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重新理解和界定区域文化的特性、厘清自然环境与区域文化以及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

1.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仅是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还是个文化融合过程，需要处理好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科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科技自身也是文化的一种独特类型。科技带来的人工物能够带来一种新的自然环境，而这种自然环境会催生新的文化。所以，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仅是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文化生产与融合过程，是不同区域观念、制度、方法、文化的融合过程。从人才流动角度看，人才流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人融入当地文化的过程。

2. 需要处理好长三角文化与江南文化建设的关系。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必然会遭遇江南文化战略、上海四大品牌建设等战略。如此，如何处理好长三角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就成为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如刘士林（2018）开始研究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有李亚娟（2019）开始研究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的关系。从区域演变看，长三角区域与江南区域有着很大的重合度；从江南文化角度看，由于这种复杂关系，需要将自身定位在大的区域文化中，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从长三角区域看，长江流域属于“中国第一水系”（钱穆语），曾经孕育过古代整个江南文化，所以二者的关系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目前上海已经推出了长三角江南文化特色小镇、长三角江南文化的景观走廊等功能项目就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

3.需要处理好数据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难题。随着城市数据化、智能化的深入，城市人群的深度数字化、智能化也变成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这些数据人所创造的是一种新型的数据文化，而这明显与传统文化形成了断裂和冲突。如何让数据文化与传统文化对接，一方面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另一方面使得数据文化自身的人性化意义得以显现就成为二者的关系难题。

四、有效应对两大难题，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如果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过程中数据共享会成为一个问题，数据共享会影响到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公共服务的落实，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严肃对待了。围绕上述提到的两个难题，必须做好预先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应对长三角一体化数据共享之后面对的相应问题，才能够很好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鉴于此种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在上海智城计划（智慧城市、智能城市）以及浙江“数字长三角”等经验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数据与城市、数据与乡村、数据与城市群的关系，厘清数据驱动的城市的类型、城市中的相关数据，如犯罪率、医疗、教育等（数据治理）、数据文化（数字化市民）。

第二、借助数据伦理学的理论处理好数据采集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

1.不愿意开放。从公共服务与公共利益的促进角度出发，充分意识到城市为了人民生活美好而存在的观念，从而在观念上树立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数据共享开放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在数据归属上打破专有的概念，数据从采集者角度看，是某个特定采集者所得的结果，但是从使用者本身来说，数据只有共享和开放才有其独特价值所在。另外，淡化数据即财产、数据即权力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数据开放共享做出铺垫。

2.不知开放什么。开放什么样的数据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能够有利于最大多数民众的数据选择开放，就会成为数据采集者和拥有者面临的最大问题。

3.不知怎么开放。如何开放数据、实现最大化的贡献就涉及到开放的另一个问题了。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平台构建问题。需要建立共享开放的协调机制；打破不必要的壁垒就成为必要的措施了。这里面存在着至少几个方面的壁垒需要应对：技术壁垒、观念壁垒、制度壁垒、法律壁垒。

4.不知道开放的后果。开放的后果存在两个方面：安全与伦理。前者是数据本身泄露和共享后会出现的问题，严格地说，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现代密码学的方法已经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完全不必担忧，再加上区块链技术的未来运用的可能性极大，这基本上消除了技术层面出现的安全问题。需要担忧的是伦理方面的问题，诸如隐私保护、被遗忘权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重视区域数据文化建设，处理好区域传统文化与区域数据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数据架构、智慧城市和智能城市的发展，数据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景观：数据文化。区域数据将勾勒出区域城市的文化类型及其特征。所以，在创建数字长三角、数字江南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到相应的数据文化的建设。

【本文原题为《数据伦理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记忆范式下的江南文化研究及其现代表达”（2018XAC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