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世界公民：十年，我的三次离家出走

文｜闫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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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希望人生过得有意义，但可能生活并没有给机会，好让我们看清内心想要的东西，或者实现自我的价值。

2008年5月12日，当我惊慌失措地站在犹在晃动的地面，反复拨打各种号码却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心惊的事实：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可能转瞬间你再也看不到熟悉的家和家人。

因此那个暑假，我去灾区做志愿者，在受灾严重的青川，我看到了无数支离破碎的家庭，心酸于个人力量的渺小。在倒塌的教室中我找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我成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

而那位老师为了救学生却永远地埋在了地下。当年的那些感动、心酸、崇敬、自豪等种种情感冲击已经内化成为了我职业选择的初心。有时我也会想，如果不是地震，也许我现在已经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做着商界精英，而不是在一所西南高校的社会发展研究院工作。

酷热的三个月里，我还参与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的“河流健康评价”项目，与志愿者共同完成 2 万字的中英文项目计划书。

从左至右依次为小花、一诺、闫文静、Autumn。

我曾经问搭档 Peter，一个澳大利亚前政府官员，为什么要选择到中国来做志愿者？

他说：文静，你的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问过，甚至问得更加尖锐。

他们说，

“你要奉献社会，捐钱捐物就好了，为什么要把‘铁饭碗’辞了，做全职志愿者？”

“你做全职志愿者，为什么不在你的国家澳大利亚做，而要来中国？”

“你来咱们中国做志愿者，为什么不去云南贵州之类的贫困地区，而去大城市成都？”

然后 Peter 给我说了一段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国的水污染了不是进入到中国的水循环，而是进入全球的水循环，澳大利亚四面环水，所以到中国做水资源的保护，实质上是在保护我的祖国。”

这就是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次走出去，从校园走到了田野，从商科学习走向了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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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生命的珍重和对家国的依恋，2008 年 9 月底，我踏上了赴德的航班，开始在柏林的交换生涯。我从小就向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因此我按照自己的爱好选了两门课，排到了一天，其余六天我都在干嘛呢？我在各个国家游学。

意大利 Monterosso 小站，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很冷，很黑，我独自等了很久火车，最后只能放弃上了另外一班车。结果一眼望去，整个车厢，甚至可以目测到的前后几节车厢都空无一人，当时真的是有一种鬼片的感觉。

我很忐忑地坐了几个站以后，终于上来人了——上来了两个意大利男人，一看就是很高大、很强壮的那种，他们无视那么多的空位，径直朝我走来……他们坐到了我的旁边，我当时已经在心里做无数的安全预案了！

然后呢，其中一个人，他拿出一个大大的包，在包里找呀找，终于摸出来一样东西——一本意大利语和英语的双语词典！接着，他俩一边翻词典，一边用蹩脚的英文跟我聊天。

经过交谈我才明白，原来那天正好是夏令时的开始，欧洲人民会将时间拨快 1 小时，因此，我才会一直等不到“想坐”的那班火车。在那一刻，我真的感觉从恐怖片马上变成了轻喜剧。也许旅行就是这么奇妙，很多人会以这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

游学带给我的除了自我软能力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的理解，不管是对他人，还是对自我。

我最受震撼的一个国家是埃及，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久远的、极其辉煌的人类文明，但同时因为当时在黑白沙漠住了一晚，所以我得以感受那份独特的孤独。

在夜深人静时，躺在自己搭的帐篷中，看得到满天星空，也可以看到沙漠的小狐狸在出没，但是听不到人声。那一刻，我觉得，在这个自然面前，人的一生是多么的渺小和转瞬即逝。所以这两种对人类截然不同的感觉让我很难忘记在埃及度过的那二十多天。

我一个人行走在欧洲、非洲、北美与东南亚，以沙发客的形式，免费住宿了 28 个外国家庭，我也随身背着睡袋，住过大巴、火车站、机场……

我把这段经历看成是与世界的对话：我和沙发主分享行走中国的故事，高三入党的故事，当汉语老师的故事，地震和北京奥运的故事，甚至是普通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故事……很多外国朋友说我改变了他们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认知，而这，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如何将爱国的情怀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来传递。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走出去，从中国走向海外，也从熟悉的家国走向了陌生的外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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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影响我至深的人：

美籍华裔Junia告诉我，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自己（外）祖父母的名字吗？”当时全班同学都举手了，老师又问“那（外）曾祖父母的呢？”那时候班上没有人举手。

然后老师说“瞧，人生在世，你可能留给别人的记忆也就几十年，那你应该如何度过你的这一生呢？”Junia 听了以后，就选择离开美国，来到中国做志愿者。

哈佛大学的Patric教授是房屋拆迁方面的专家，会5种语言，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每次世界各地发生灾难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奔赴一线，成为一名专业志愿者，在四川地震时也一样。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他创办了格莱珉银行，用小额贷款帮助了许多穷人脱贫，并获得了 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在那个炎热的东南亚夏天，尤努斯教授身体力行地告诉了我如何用商业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开创真正伟大的事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不断地发现，原来世界与我们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有很多的问题是突破地域和国家限制的，而商业与公益也不是截然对立；另一方面，Patric以及Junia他们也让我开始认识到有国际志愿者这样一类人存在。因此2018年暑假我前往坦桑尼亚做志愿者。

在非洲，短短的志愿服务让我收获到了很多：在一次次捡海藻，清理海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自己正在不断的与这片沙滩，这个村落以及大自然产生联结；每一天潮起潮落，简单劳作，我沉迷于这种朴素的美好；和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一起工作和交流，也让我从他们身上不断拓展国际视野和进行各种跨文化学习。

此外，有趣的是，在桑给巴尔岛，我的名字被淡化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叫我“你好”。有些事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去做，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你好”在当地口口相传。

这是我的第三次走出去，志愿服务从国内走向海外。不仅仰望星空，在最辽阔的世界中安放着诗意与理想，而且脚踏实地，在每一次服务的过程中，倾注着人间烟火的温馨和人性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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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青年人出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回顾我的三次走出去，第一次是在08年地震中接触公益，开始懂得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生活，也在社会实践中慢慢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并且有了更深的家国情怀；

第二次走出去，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在30多个国家独自漂泊，住了各种类型的外国家庭，那让我看到了更多人活着的样子以及世界更真实的模样；

而第三次走出去，在非洲的那段志愿服务，则是让我进一步与世界建立了深度联结。

珍·古道尔说：“我们唯有理解，才能够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能去帮助，唯有帮助，我们才能够被拯救。”

我想，这，就是走出去的意义所在。

和大家一样，我也是奴隶社会的粉丝。一诺是继尤努斯之后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我问一诺姐如何能够保持终身学习？她说，那你以输出带输入吧，不断的输出，这样你就会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

从高大上的麦肯锡全球合伙人转身为盖茨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人和一土学校的创始人，一诺以自己的行动验证了她说过的话：你要知道，人的一生中找到对的事情比追求个人成功更加重要。因为，当你去做一件对的事情时，会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你，你只需要将自己打磨成做这个事情最合适的“工具”，那么，当这件事情做成时，你个人也许就已经成功了。

受她启发，我就在教育部的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上开了一个人物访谈的专栏，同时也做Fellow人物志，去链接有趣有意义的人，然后以文字和讲座的形式输出，将他们的经历和感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年多过去，我获得了教育部的人气作者，Fellow人物志做了近30期，有了2万多收听量和150多万的文章阅读量。

最重要的是，这些输出对于我个人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

Fellow人物志的嘉宾黄泓翔告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里，身边的师长和同学们的对话永远充斥着“我在阿富汗的时候”“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海地的时候”“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大家都去过好多地方，有过很多神奇的经历。而这些时候，他和他的一些中国同学，却总是难以插上话。

泓翔这才逐渐意识到，发达国家视野不等于国际视野，而我们熟知的欧美国家也不代表世界的全貌。因此，毕业后他扎根肯尼亚，创立了中南屋，帮助中国青年走入非洲和中国企业融入非洲。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方挺曾经在也门的枪林弹雨里渡过了漫长的 2 周。一波波的子弹声响过后，整个城市突然恢复死一般的寂静，每隔一阵子，又会有炮弹爆炸的巨响。对于战争，人们只要经历了一次就足够震撼了。因此，方挺在回国后，开始援助也门的那些朋友，定期就会给他们一些人转一笔钱。而在前不久的北京聚会中，他告诉我即将前往尼日利亚的村庄做人道主义服务。

还有刘添伊，带着使命感离开北京，自2011年起，参与创立柬埔寨农村教育发展计划，带领近千名青年完成超过98个校园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结束英国的硕士学习后，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公室工作，再次回到了扎根4年的东南亚农村。

这些散落在全球各地的人们以意想不到的形式与我的生命产生了交集，也让我感觉世界不再是未知的远方。在他们身上，一种突破家与国的大爱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也将随着中国全球角色的变化而走出去，这个走出去不仅是走出家门，走出国门，更是走出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开始渴望着将这些Fellow人物志中的故事传递出去，用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我邀请了25位朋友一起，用9个月的时间，写作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青年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发展和治理的书《视界之外：中国青年看世界》。

我希望这一次的走出去，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的走出去，更是一群人的走出去，甚至是一代人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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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事物总是能带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和面对未知的勇气。做 Fellow 人物志和《视界之外》，我感恩自己遇到了这些因为看到责任而出发的人；我爱上了这群了解世界更了解自己，并进而采取行动的人；我也感觉理想主义的道路上不再孤单。

9年前，我作为中国首支联合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在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那两周里，我有机会和各国青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世界，也发现了相较于欧美青年，中国青年在国际事务和发展领域还远远不够活跃。

当时中国官方代表团在峰会现场给我们做了一场专题的新闻发布会，解振华团长对我们说：“世界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中国青年怎能缺席。”

这句话我至今记在心里。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在柴米油盐之外，愿意去关心世界上的大问题，去关心国际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当然，也包括机遇。

我相信，世界终归是多元化的，但正是彼此的交流促进人类的融合。不管来自哪里，不管生活如何，人核心的诉求其实一直都类似：逃离空虚、寂寞、迷茫和无所事事，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发挥自己的价值。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梦想或者说巨大的“野心” — 我希望能有更多中国青年走出去，去成长和担当，永远去学最前沿的知识，永远去踩最艰苦的土地，为今日之中国，联结今日之世界，发出更加璀璨的光。

最后，愿大家：笃行致远，不负芳华。有家，有国，更有天下。

【作者简介】闫文静，80后，参与 COP15，ECSEL，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等项目，目前在高校工作，热爱旅行和探索未知，创办 Fellow 人物志栏目，出版书籍《视界之外：中国青年看世界》。

《视界之外：中国青年看世界》，闫文静等 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本文原载于“奴隶社会”公众号：nulishe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