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源评《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义疏读者视角书籍史

群经义疏是研治经学的基本典籍，也是传统中国学术的重要根基。时过境迁，现代学者接触的往往是以固定形态出现的义疏版本（以阮刻本及点校本居多）。学者习见于宋代以后经—注—释文—疏编连的形态，多数不会特意去了解宋代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等丰富多彩的经书形态，更遑论它们本身独特的“前生后世”。实际上，在固化为特定的版本之前，宋本群经义疏已然经过了编纂、校勘；即便刊版成型之后，也会有因为补版修版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印本之间的细节差异。探究宋本群经义疏的前生后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对它们整个生命历程的书籍史考察。最近出版的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一书，从一个义疏读者的独特角度，对宋本群经义疏做了不同以往的书籍史研究。

全书围绕宋代群经义疏“编”“校”“刊”“印”四个方面，几乎涉及了各宋代义疏丛刊从孕育、诞生到成熟、衰老的整个过程。在这四方面中，学界通常关注后两者，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电子资源、影印丛书大量涌现等阅览条件的改善，学界对经书宋元版的版本学研究已经深入到每个不同的印本甚至是每张页面是否补版、有无修补等层面。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版本经书文本的差异及其演变都已经有了较之先前更准确的认知。不过，研究义疏版本的“刊”和“印”，更多的是着眼于现有的固定版本形态。而本书用力更多的“编”“校”则涉及义疏版本状态固定之前的工作，往往也为学者所忽视。

首先看“编”。作者提及，“编”是针对书的体裁和体例。对各版义疏来讲，“编”多不涉及内容，而是更多的关注其中“经”“注”“释文”“疏”如何编联？如何分卷？各卷首尾如何标目？书后校勘官结衔如何标示？以及覆刻之时版面如何调整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版本学家通常只作客观描述，校勘学家因其不涉及义疏核心内容也不会特别重视。作者做的是书籍史上的动态描述，因此并没有忽略这些看似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经过作者对宋代各种义疏丛刊“编”之层面的整体性考察，为学界提供了很多新的认知。如作者根据单疏本义疏所载之校勘官结衔推测宋代单疏本《五经正义》的校勘程序、校勘先后；根据南宋覆刻单疏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的特殊体例推测它们的覆刻时间及其与北宋原刊本的差距；根据覆刻单疏本《毛诗正义》的版面特殊衍字情况推测其覆刻时并未全依北宋本每行起讫原貌，非典型意义上的“覆刻”；由八行本《尚书正义》的编连方式及混乱的标目情况等因素论定其在八行本中最早刊刻等。所论都是先前学者所忽略的地方。

再来看“校”。“校”的因素涉及宋本群经义疏的诞生及其文本现状的呈现，历来颇受学者重视。但长久以来，学界的研究或者从宋刊本开始，校勘宋刊本与后世各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或者将眼光单纯放在唐抄本上（对比的通常是清代阮刻本）。在学术分工的现状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而且也各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此不赘述）。但毕竟割裂了两者，使得大家不明了从抄本到刻本的最初转变之时到底发生过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与唐代义疏撰成时的文本有什么差异？唐抄本和后世某些特定版本（如阮刻本）的差异是否有普遍意义？本书的讨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书第二章《北宋官校〈五经正义〉管窥》。如果说义疏抄本文本多变的状态多源自无心的传抄失误，而宋刊本呈现出的状态则更多的蕴含了宋初校勘官有意识的整理。该部分系统对比现存唐抄单疏本系统（含五代抄本及部分转抄本，下径称唐抄本）与通行刻本的文本差异，从中抽象、概括出北宋校勘官在稳定经疏文本、编订版刻本时对抄本的主动编辑因素。个人认为这是该书价值最大、取得成果最丰硕的部分。

首先需要指出，本书作者对读者的预期不是版本学家，的确，作者的做法也不是版本学家的通常做法。版本学家一般会用一种固定版本作为对校的底本，而本书在主要用覆刻单疏本为底本的同时，还试图抽象出一种超越具体版本的存在——版刻通行本（今本）文本，用其来校勘唐抄本。这种尝试事实上很困难，也容易陷入主观的境地，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阅读后容易发现，作者的这种对勘是建立在熟悉义疏版刻源流及其文本的基础上的。我们不见得同意作者在这部分中的全部论断，但认为作者的整体讨论是可信的。同时，这种讨论方法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上述基础上抽象出的“通行文本”剥离了版刻文本的不稳定因素（如不同时代的用字差异、翻刻时的偶然失误等），是版刻文本的稳定、可靠的状态，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给读者展示的多是有阅读价值的异文（另外需要指出，作者所未涉及的用字差异，有待更专业的相关学者去分析）。这是本书作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创获。

在作者的具体分析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义疏出文的探讨。义疏出文因为不涉及具体的义疏内容，通常被看做是较为形式的东西，无论是在版本学上还是校勘学上都不会得到特别的重视，但本书没有将校出的出文异文简单呈现给读者了事，而是敏锐地发现出文的差异实际上是展示北宋校勘官编定义疏工作的一个典型代表。

如本书上编第二章中，作者对比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抄本《周易正义·贲卦》（188071号）文本与后世文本的不同，发现抄本第七行出文系节略注文而成，而单疏本以下各本出文仅出该句注文首尾。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差异。上世纪七十年代，黄彰健先生对勘后认为《周易正义》原本并不省略经注，出文系抄录全文（《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跋》，《大陆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九期，1971年）；后来苏莹辉先生则认为此系偶然情况，未必是正义原本（《略论五经正义的原本格式及其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后来学者多数同意后者看法。本书作者则从北宋校勘这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因为版刻系统义疏出文基本上是后者这种仅出首尾的模式，所以得出北宋校勘时有整齐化工作的结论并不难。但作者没有止步于此，他在仔细阅读义疏的基础上，发现该处义疏并不是疏解全部注文，中间有一句恰好没有被疏解（说见86-87页及93-94页）。作者认为复杂的出文是义疏的最初状态，而整齐划一的工作则出自宋代校勘官的主动编辑。另外，法藏敦煌抄本《春秋正义》单疏本（P.3634V及P.3635V）第八十八行出文，指示的内容比宋刊本更加精确，也是类似的情况（说见199页及210页）。

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唐抄本“一些形式灵活而别具特殊功能的出文，在被规范的同时，也无意中丧失了原本具有的精确指示作用”（216页）。我们之所以赞同作者的结论，是基于文本信息的流逝是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认识，也就是说复杂的信息在简单化之后，几乎都不可能再回复到原来的复杂状态。先前学者非此即彼结论的得出，事实上并没有仔细阅读出文及其对应的疏文，作者之所以能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拜作者是一个义疏读者所赐。

可以说，本书分析义疏唐抄本及其与刻本文本差异，无论是方法还是所得结论，都有突破。作者说，“我们不应仅仅将现存唐抄本视为刊本的补充，还应利用唐抄本观察典籍从唐抄本到宋刊本的嬗变轨迹，从而对‘书’的生命历程获得更丰富的理解”（77页）。的确，无论是宋刊本还是我们平时阅读一般使用的义疏读本（多是阮刻本或各种点校本，这对不是义疏专业的研究者来说，其实已经足够），都是作为“书”的义疏生命中的一个节点。专业的学者需要了解，义疏文本的实际面貌无疑是更加丰富多彩的（所以才有汇校工作、才有对各种抄本的主动校勘）。同时，作者的工作是一种理解义疏版本起源的工作，今天我们在日光灯下阅读方便使用的义疏点校本的时候，不能不回想起千年前宋代校勘官在蜡烛面前编校的努力。作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宋人的这种努力提供了一条途径，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义疏“生命历程”的理解。

此外，据了解，作者对义疏的研究始自《毛诗正义》，不难看出，作者熟悉《毛诗》，既熟悉版本、文本，也熟悉其中的经学原理。所以本书无论是对《毛诗正义》的文本分析还是版本学分析都很详尽。尤其是对相关异文的分析，更是体现了作者作为义疏读者扎实的经学功底。应该承认，单纯的异文校勘，难度也许并不大，但难的是对异文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与判断。作者的讨论，一方面跳出了主观评价异文优劣的窠臼，而是客观地审视文本异文，设身处地地考虑编辑因素，进而追踪其产生的来源。另一方面，正因为作者是《毛诗正义》的忠实读者，所以对文本背后所隐含的经学理论、义疏前后逻辑很敏感，作者也正是在把握义疏的内在逻辑，注重义疏所要传递经学思想的基础上来论定文字的。如本书中因毛、郑“秬鬯”“郁鬯”异义而理解义疏文本（说见170-174页），是只有《毛诗正义》“知音”才能做出的分析。

作者的自我定位并不是版本学家，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版本学讨论也有创获。对这一点，书前序中桥本老师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肯定，本无需笔者多言。笔者作为一个版本学习者，对下编第三章所列义疏八行本（含与之相配的部分单疏本）传本刻工部分（291-303页）印象深刻。宋元版书籍刻工的判定，可靠而又较为系统的前有赵万里先生、阿部隆一先生，后有尾崎康老师、桥本老师、张丽娟老师诸位。作者在上述诸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详尽调查目验现存各版本、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所作刻工名录深入到每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及每一印本的原、补版认定，并有分期论证，也改正了不少之前的错误。相信这部分对刻工的分析较之先前学者会更加全面、准确。

以上是笔者阅读之后一些粗浅的想法，自然不足以概括该书的全部内容。其实也毋庸笔者多言，相信读者在慢慢阅读该书之后，都会感受到书中很多判断，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很多都是读者平时容易忽略的地方），而又在必然的情理之中，是一个义疏读者才能做出的结论。

本书的优点很多，但也不能认为作者的观点都无懈可击。有些观点可能并非唯一答案，如对现存单疏本《周易正义》是否有补版的判断，也许没有考虑书版刻成十数年后已有大规模修补的情况在南宋初年时已有先例（如明州本《文选》）。此外，作者在讨论唐抄本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似乎有认为《五经正义》撰成之时应无问题的倾向，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对《正义》的期待，但不一定是《正义》的原始面貌。本书完成之后还有一些新的材料如国图藏黄丕烈士礼居抄本《仪礼疏》已经公布，有待于作者的进一步增补。

不过对历史学者来说，历史的真相和研究者根据现有材料的所得的合理解释有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如果承认个体能力、所见材料的有限性，则不必过分纠结作者的某些结论是不是唯一答案，事实上唯一答案本身也不存在（相信作者如果审定义疏，也不会轻易根据自己的结论改动现有版本文本），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义疏整体的准确把握。笔者认为，阅读该书，应该欣赏作者立论的过程，及这个过程所表现出的一个经学史学者、经疏读者独立思考过程，对书的“生命”的理解，还有其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相信在本书的基础上，义疏的书籍史研究会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