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像毕加索的战地摄影师？出入恐怖之地的艺术家唐·麦卡林

纳粹对当时伦敦芬斯伯里公园贫民区的轰炸所致的贫困和剥削，给麦卡林的童年留下了浓重的阴霾。二战期间，他最开始撤退到索摩赛特郡——英格兰西部以优美的田园风光著称的地区（也是麦卡林现居之地），而后则去往北方的阿兰卡希尔。但这两段时光都没有在他的自传中《不合理的行为》作为愉悦的回忆被提及。他一生中所拍摄的图像描绘了与他早年熟悉的环境相似的风景画卷与人间疾苦。

如今麦卡林已经83岁高龄了，作为英国最具话语权的泰特不列颠美术馆正在展出他的个人摄影回顾展。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略略一眼，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竟与我生平所读的对毕加索的描述惊人地相似——矮小健壮但身形出色，身姿挺拔，看起来十分机警。

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显得异常年轻。作为诸多骇人听闻的苦楚的见证者，麦卡林面对岁月的独特态度，显得难能可贵。如果要使得身体上经历如此坚韧的洗礼，是一个人为了度过战争的艰难时刻而必须要承受的事情，必须所具备的能力，也许麦卡林这样的特质就不会令我们这么惊讶了。但他所做的还有客观记录下真实的战争与主观感受，而这还需要的是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以及深切的共情能力。简单地说，你要是觉得麦克林应是泯然众人矣，也太过离谱了。

这次回顾展横跨了麦卡林的整个摄影生涯：从他1958年最初在儿时家乡拍摄的一部分相片到最近2018年在叙利亚的霍姆斯城所摄作品。

单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就用相机记录下了柏林墙的筑起，塞浦路斯土地上的希土之争，中情局资助的雇佣兵消灭刚果卢蒙巴的残留的士兵尸体，尼日利亚内战与随之带给比夫拉人的饥荒之灾，以及在越南战争中，他投向美国从北越南军对顺化的重夺之战的独特视角。

在这个时间节点，麦卡林在对于灾难的记录中做了一个短暂的喘息——他转向了伦敦与不列颠群岛。他开始为伦敦东区的无家可归者拍摄照片，这些作品既令人称奇又鲜活感人。

接下来他又记录了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宗教冲突。这一时期后麦卡林在中东所摄的新闻影像固然杰出，但我个人看来，麦卡林已经在这个时期交出了他的最佳作品。

他在塞浦路斯、比夫拉，尤其是在越南拍摄的影像所引起的共鸣，已远远超出了它们记录的特定主题——它们异常清晰地道出了世界弥漫的恐怖气息和战争的疯狂。

简单来说，他在照片中展现的伦敦的穷途末路，描绘出我所知的最具冲击力的相片。麦卡林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一种极端的美感。我知道没有人能比他更生动地描绘出人类灵魂中的阴暗面了。

我曾与这次回顾展的一名策展人艾哈·梅雷斯谈起麦卡林其人，其作品与本次展览。她最先告诉我这次泰特的展览的重点：“麦卡林非常热衷于让人们了解他所从事的风景与静物摄影。”和大多数严肃艺术家一样，麦卡林的作品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类别——主题在他生命中的某一时刻诞生，而这种初生的兴趣将在他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以更成熟的形式再次出现。尽管他七十年代在布拉德福德拍摄的作品独特地聚焦在英国北部工业区，但这些与六十年代他拍摄的充满张力的相片一脉相承。

这些照片或许最适合被归类为社会风貌影像。它们是具有纪录意味的景观，而麦卡林拍摄了多少人物的影像，那便有多少土地的影像。（麦卡林在这一领域的作品归属于健康摄影传统的一部分，在英国也有比尔·布兰德和克里斯·基利普的例子）有些许不同的是，麦卡林有一张非常美丽的麻雀亡于雪中的相片（1970年摄于赫特福德郡），完全缺失了纪录意义，预示了之后他更为纯粹的景观与静物作品。

泰特回顾展的另一个重头戏则是麦卡林的冲印作品。所有的展览图片都是麦卡林在他索摩赛特郡家中的暗房冲印的明胶银盐相片。梅雷斯说：“他本来可以做铂金印相或其他本不需要自己冲印的相片展览的。”“从策展上讲，我们正试图平衡他作为冲突摄影师的生活，以及他作为一名印刷大师的其他实践领域。”梅雷斯告诉我，麦卡林已经“一次又一次，精炼更精炼”冲印了相同的相片，以期产生最能吸引人的情感的作品。尽管展出的一些照片是用彩色胶卷拍摄的（在某些情况下，在展览中这些照片的形式为投影或是原始杂志背景），所有的相片都是黑白的-麦卡林不是一个彩色摄影师。

麦卡林的冲印作品是十分杰出的。它们有着美妙的灰调层次和色调深度，并且根据相片细微的主题变化和大体上的绘画技法选定大小比例进行印刷（麦卡林这些年来的风格绝大部分是非常一致的）。从审美上看，这些冲印出的许多相片的暗部和呈现出来的颗粒就像是它们被涂抹上了污垢。这全然不会降低麦卡林相片的清晰度，反而增强了相片的氛围。从更专业的角度上讲，冲洗出的相片的加光减光（印刷时手动改变图像各个部分的曝光度来使图像的局部区域变亮或变暗）都是十分精准的。

其他同麦卡林一样熟练掌握冲印技术的佼佼者们会犯一个常见的错误：印刷机所致的色调变化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变化几乎是不可察觉的。作为一名冲印照片的技师，麦卡林与欧文·佩恩和安塞尔·亚当斯（两位摄影界最伟大、最著名的冲印技师）不相上下。

我对这场展览唯一的保留意见有关于麦卡林的风景与静物作品（尤其是后者）。虽然画廊中到处点缀着令人称奇的风景相片——它们与麦卡林的纪录作品重叠，但是这场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厅却为景观和静物照单独保留。比起展览上美丽的风景照，它们显得过于稀少，特别是考虑到风光摄影自八十年代就在麦卡林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部最近出版的麦卡林的风景影集评价他是这一类型摄影作品的伟大摄影师之一，但他在泰特美术馆展出的这一类作品并不能说明这一点。我也认为他更近的古遗风光照比他别的所有作品都略逊一筹。这些古迹风光照过于完美。以至于它们不具备麦卡林其他风光照中潜藏的张力（我猜测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他在镜头上使用了红色滤光片来塑造典型的黑暗天空，而不是通过在暗室减光来达成强调胶片的颗粒结构，使其呈现不那么原始的效果）此外，在展览中只有六张静物相片，被塞在出口左边的角落里。虽然它们将光线运用得淋漓尽致，而且被精致地被印刷展出，我仍觉得它们多少有些空洞。

摄影师爱德华·韦斯顿和欧文·佩恩之流为静物摄影设置了一个相当高的门槛（正如麦卡林在冲突、纪实和风光类型相片中树立的标准）——基于麦卡林在这一领域展示的相当有限的作品，这并不能让我觉得他在此处自成一派。

在与艾哈·梅雷斯的交谈过程中，我询问她是什么样的人会让自己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中，让自己一再地与磨难交战——简而言之，唐·麦卡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回答我说：“他异常平和，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温柔善良和令人惊叹的移情能力。即便他有让人目瞪口呆的能力将自己至于绝境，即便他一旦到了那种境地，就不仅是在记录发生的事情，而是在记录人类的损耗……正是他这种庞大而真挚的努力，使得他能确保自己传达了战争的徒劳。”

我同意梅雷斯说的一切，但我认为这不能完全解释他作品中的阴暗面，或者说，不能完全解释他影像中的宗教感。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勒·卡尔（John le Carré）写了一篇关于麦卡林的精彩引述，麦卡林本人选择将其纳入自传；我相信这篇引述更全面地捕捉到了这位摄影师：

“他熟知各种形式的恐惧，他是这一方向的专家。他从上帝那儿归来的，知道有多少不同边缘。单是他在乌干达监狱的经历就足以让另一个人永远摆脱困境——实质上正如我自己。他说他被没收的次数超过了他记忆中的次数。但他并不是在吹嘘什么。谈到死亡和风险，他似乎在相当有意地暗示：每一次测试他的运气，他都在挑战造物者的底线。生存即再获宽恕和祝福。”

关于作者:

麦克斯·巴斯托（Max Barst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