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百年 | 重走包豪斯之路③柏林，涅槃之城

张路宁、金浩

它是一所迁徙的学校，一种流变的风格，一个矛盾的理念，一段与风云巨变的历史同步、在内忧外患中坚持前行的传奇，一颗短暂划过夜空却照亮了未来一百年世界面貌的彗星。

柏林包豪斯档案馆。本文图由 张路宁、VistBerlin供图

包豪斯学校来到柏林前的另一个百年，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早就用大量的建筑做了宣告，柏林是由他来建造的城市。世界文化遗产柏林博物馆岛上的老国家艺术画廊里，挂满申克尔画作的大厅让我流连忘返——事实上我在这一个厅里默默地呆了两个小时，建筑的浪漫主义在这方寸之地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百米外的老博物馆，就是申克尔在现实中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代表作之一。

包豪斯一心想要摆脱古典艺术的桎梏，却在第一次来到的大都市柏林，遭遇了这样一个难以超越的前辈。柏林的标志建筑勃兰登堡门和胜利柱上，都有着英武的胜利女神雕像，但胜利却离他们如此的遥不可及。

申克尔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代表作，柏林老博物馆。

密斯·凡·德·罗坚毅的性格让他挣扎着把学校从德绍迁到了柏林，却已是回光返照之举。在政治的高压下，仅仅坚持了一年。1933年，他召集了最后一次教师会议，决定拒绝纳粹以开除康定斯基和建筑师希尔伯斯埃姆并彻底清查犹太裔教师来换取学校继续生存的条件，解散包豪斯学校。这虽然是一个在极端严酷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被迫做出的决定，却也是包豪斯学校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最后宣言。

密斯·凡·德·罗之屋成了他在柏林最后的痕迹，是他躲避纳粹而远赴美国前，在德国的最后一个作品。沿湖而建的小屋、简洁的结构、巨大的落地窗和幽静的庭院，让今天信步而游的我，心旷神怡。但当年的他，在关闭学校、背井离乡时，该是何等的失落与彷徨。（这座建筑在前东德时期被秘密警察征用时，不知道斯塔西们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柏林是包豪斯学校的最后一站，但并不意味着是包豪斯的终结地。恰恰是柏林，才是包豪斯精神真正结下果实的地方。

当包豪斯学校正在各种锁链的羁绊下一路挣扎前行，柏林大批贯彻了包豪斯现代建筑理念的住宅却悄然兴建了起来。

早在包豪斯学校尚未成型时，长相和穿着并没有多少大师范儿的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就已经实打实的在柏林进行起了新建筑的实践。没有那么多宣言和理念，当时“包豪斯”这个词儿都尚未被格罗皮乌斯制造出来，但格罗皮乌斯的梦想在柏林郊外却已经开始照进了现实。

19世纪时，柏林发展成了国际大都市，但住宅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19世纪末期的法律修订以及房屋建筑互助协会的成立，为那些由更实用的新建筑构成的福利住房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光线与空气也成为了追求的目标。这与以往昏暗、狭窄的老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尔肯贝格花园城

陶特在1913至1915年，在柏林东南部设计了住宅区“法尔肯贝格花园城Gartenstadt Falkenberg”。这些住宅楼不仅在功能上更符合现代需求，在审美上也与以往的古典审美有了极大的区别。陶特设计的住宅区追求简单质朴的审美，几何线条取代了繁复的结构；没有了雕塑和冗杂的修饰，色彩丰富的图案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外墙色彩鲜艳引人注目，被柏林人戏称为颜料盒小区。虽然在很多结构的处理上，还能看到老建筑风格的残余，没有之后的包豪斯建筑那么“大刀阔斧”般的鲜明特征，但实实在在的新建筑的落成，成为了比“理念”、“风格”、“流派”更重要的事情。

之后，1924–1930年席勒公园群落Schillerpark-Siedlung、1925–1931年马蹄形住宅群落Großsiedlung Britz Hufeisensiedlung 、1928–1930年卡尔-勒基恩居住区Wohnstadt Carl Legien，陶特在柏林连续不断地兴建了大批住宅区，这个并不奢谈理念的实干家，把包豪斯建筑真正带入了柏林人的生活之中。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住宅楼，无疑也是让人愿意居住的。这四片居住区与白城Weiße Stadt、西门子城住宅群落Großsiedlung Siemensstadt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也组成了包豪斯在柏林最美的建筑版图。

柏林的马蹄形住宅区Hufeisensiedlung

已经从包豪斯学校离任的格罗皮乌斯也忍耐不住，和众多新时代的建筑师一起参与到了西门子城住宅群落的设计之中。1929年至1934年，投身于此的每个建筑师设计独立的建筑，形成一个具有不同特色的整体，包含了不同形式的建筑。一时之间，这个住宅区成为了设计师们任意挥洒的稿纸。

但柏林终究与格罗皮乌斯无关，柏林的格罗皮乌斯美术馆纪念的也是他的伯父马丁·格罗皮乌斯（Martin Gropius），而非这个瓦尔特。

2008年，当柏林的这六处现代主义住宅群落作为现代建筑的起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格罗皮乌斯的名字鲜有人提及，最早付诸实施的陶特，终于成为了主角。尽管此时，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非穆斯林，他已经在伊斯坦布尔的Edirnekapı烈士陵园安息了70年之久。

格罗皮乌斯1969年去世时，由他规划设计的有着18500套公寓的卫星城“格罗皮乌斯城Gropiusstadt”才开始在柏林南郊动工兴建。

而在格罗皮乌斯去世十年后，一座彻彻底底贯彻了包豪斯理念，从内而外都为了包豪斯而生的建筑——柏林的包豪斯档案馆Bauhaus-Archiv Berlin于1979年落成，建筑的设计就出自格罗皮乌斯之手，这也足以让他瞑目了。档案馆内存放了世界上最全的包豪斯学校历史资料及其在各个领域的作品，包括建筑设计、家具、陶瓷、金属、摄影、舞台等，甚至还有预备班学生的作品。而那些我们一直在念叨的、赫赫有名的大师之名，在这里又被罗列在了一起：格罗皮乌斯、伊顿、保罗克利、康定斯基、费宁格、纳吉、迈耶、密斯·凡·德·罗……

包豪斯学校，能在那个年代，聚拢如此众多的大师，是一个奇迹。在他们的引导下，学生们成为了改变时代和思维，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如波德莱尔所言：“因为形式的束缚，思想才愈加有力地喷涌而出。”学校创立之初的各种束缚，使得包豪斯学校凝聚起了无比强大的思想力量。但在重重压力之下，对于包豪斯来说，学校本身却也慢慢地成为了某种不可见的束缚。当学校被迫解散时，包豪斯的精神却也随之散向了全球，原本偏居一隅的星星之火，也才有了燎原之势。

柏林包豪斯档案馆内景

康定斯基说：“一个方块和一个三角相遇，所产生的力量完全可以媲美米开朗基罗画作中上帝与亚当的手指即将接触的那个瞬间。”只有当全球各个角落，都被包豪斯的思想鼓动起来，那个瞬间才真正的到来了。

离开柏林吧，就像包豪斯学校的师生们一样，我也该走去更多的地方，继续寻找包豪斯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