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蓁事件”无关审美霸权，只是时尚杂志的“多元化”生意

自去年杜嘉班纳“起筷吃饭”广告涉嫌种族歧视事件之后，中国民众对于西方品牌及西方媒介展示中的东方形象变得分外敏感。3月3日，老牌时尚杂志《VOGUE》美国版在官方Instagram分享了一张来自摄影师James Perolls的人像作品，模特是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女孩高其蓁，在附文中，《VOGUE》美国版称其拥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高其蓁面部整体缺乏立体感，眼距宽、低鼻梁、细长眼，很快便被国内自媒体在转述和解读的过程中引向了两个方向：一是承袭杜嘉班纳“起筷吃饭”事件，认为这是又一次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种族歧视；另一种方向则重点反对以《VOGUE》为代表的老牌西方时尚媒体以“多元化”为名制造新的审美霸权，将东方人不认为美的面孔转变为西方刻板印象中的东方“高级脸”。

时尚杂志的“多元化”生意

认为以《VOGUE》美国版为代表的西方时尚媒体，试图以“多元化”为名攫取新的审美霸权，强迫中国接受类似高其蓁这样宽眼距、低鼻梁、扁平脸、细长眼为新的“高级脸”，这一指控可能是不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今的时尚媒体已经不再具备构建审美霸权的权力基础。

以处于这次舆论漩涡的《VOGUE》为例。创立于1892年的《VOGU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扮演着时尚潮流的引领者角色，一度被奉为“时尚《圣经》”。然而近几年，因出版行业的衰落、新媒体崛起、奢侈品市场不景气等外部因素，《VOGUE》已然走下神坛，和其他媒体形式一样屈从于名人权威。仅2017年，美国时尚杂志价值整体缩水417.5百万美元，覆巢之下焉有完卵，《VOGUE》只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要成为各种打着“anti-VOGUE”旗号的新兴独立杂志的活靶子。

2018年9月，流行天后碧昂丝登上《VOGUE》美国版封面，主编安娜·温图尔最关心的不是杂志如何看待碧昂丝，而是找谁来写她才能满足明星和读者的需求，杂志本身的意志已然不重要，依赖名人带动销量的时尚杂志同其他名人宣传渠道泯然一体。

2017年，《VOGUE》英国版主编突然换人，被开除的露辛达·钱伯斯在接受采访中公然批评前东家，坦言时尚杂志不具备独立性，依赖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意志生存。换言之，时尚杂志不再主导潮流，成了社会潮流的追随者。

钱伯斯的继任者黑人爱德华·恩尼弗顺应时势，于2018年4月推出了目前为止被认为最能诠释《VOGUE》杂志审美多元的封面，博得满堂彩。韩国模特裴尹永代表东亚面孔出镜，许多人看来，她的相貌仍然体现了西方社会对于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裴尹永以“木兰裴”作为社交账号ID，相貌也酷似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中的中国主人公。

权威时尚杂志走下神坛或许只需要一天，但社会对于多元性的接纳却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程。大多数国际具有资历和权威的时尚刊物起初都是服务于政治上较为保守的白人有产者，随着成装市场不断扩大，时尚产业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开始呼应社会理念的变化，开始“多元化”改革，《VOGUE》也不例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966年美国黑人演员唐耶尔·露娜登上《VOGUE》英国版封面，在时尚杂志尚具备引导社会审美的时代里彰显价值理念，此后黑人模特登上封面的频率逐渐提高。

2007年底，黑人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力竞争者，2008年7月，《VOGUE》美国版刊登标题为《时尚是种族主义的吗？》的文章，认为包括时尚杂志在内的时尚行业缺乏文化多样性，致力于描绘特定的时尚模板样貌。此后，体现文化多样性和审美多元性的模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时尚领域，多人种模特以集体照形式出现在封面上的情况越来越多。

随着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的飞速膨胀，越来越多中国模特登上《VOGUE》海外版封面。2005年，中国模特杜鹃同澳大利亚模特杰玛·沃德一同登上《VOGUE》法国版封面，从构图上看，杜鹃不仅需要和白人模特共同出镜，且在构图上被置于次要的、靠后的位置。2009年，中国模特刘雯独立登上《VOGUE》葡萄牙版封面。2013年，中国模特孙菲菲独立登上《VOGUE》意大利版1月号封面。2015年，孙菲菲的脸成为《VOGUE》土耳其版3月号中国特辑封面的焦点……另外，在主打多样性主题的封面中，中国模特也成为东亚面孔的代表。2014年《VOGUE》9月号封面和2018年3月号，主打多样性的封面分别启用了孙菲菲和刘雯。

孙菲菲、刘雯登上的多样性主题封面仍然以瘦高模特为主，社会不认同这两幅封面符合多元定义，背景音来自女权主义运动衍生出的“正视身材运动”（body positive movement）。正视身材运动组织正式成立于1996年，组织认为“美”的概念是社会构建的，不应以破坏个人自信和自我价值为代价，意在减轻女性身材焦虑。2012年起，正视身材运动理念通过社交网络红遍全球，成为近些年来主流审美理念，“维密天使”瘦高有曲线的身材不再是美的唯一标准，这才有了前述《VOGUE》英国版多样性主题封面。

鉴于时尚杂志也不具备引导社会潮流的权力和能力，且又有无法独立存在的特性，顺应社会潮流趋势成为时尚杂志存活的新形势。当下潮流的主宰者是互联网。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在谈及脸的消费时，认为：“一种对脸的私人消费正在网上蔓延开来，人们纷纷将自己的脸放到网上供人观赏，仿佛在参加一场永不结束的虚拟狂欢。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居伊·德波就提出了所谓景观社会的概念，眼下，旧的公共及私人形式正在被一种作为平行世界而出现的新的景观社会所取代。”时尚杂志面对的新挑战是如何在新时代的景观社会中利用自己的余威。

《VOGUE》美国版的处理模式是推荐世界上各种打破常规的人与事，选择的对象多半具有挑战性，斗鸡眼、白癜风、肢体缺陷、痤疮雀斑、肥胖等，都可以被纳入到欣赏的视野中来。在拓展人的包容性的目的外，多少也存在一些猎奇的成分。这类展示欣赏具体的个体而不推及群体，它或许能够体现西方对于东方的刻板印象，但不构成审美霸凌——何况时尚杂志也无力实现霸凌。

简单回顾时尚杂志的多样化改革历史，不难发现时尚杂志每一次偏离既定的五官精致白人瘦子路线，背后都是顺应历史潮流，迎合主流读者理念。尤其是在时尚权威瓦解后，多样性本质不过是一桩如何把杂志卖到读者手里的新式生意经。《VOGUE》美国版的目标读者并不在中国，借助互联网传播到国内引发轰动，最主要原因还是触及了国人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

“起筷吃饭”阴影和文化对抗失利

几乎在《VOGUE》美国版instagram因高其蓁脸孔卷入歧视和霸权嫌疑的同时，《VOGUE》香港版创刊号封面因为启用了美国当红模特吉吉·哈蒂德而引起争议——吉吉·哈蒂德曾在个人社交网络账号上发布视频中手持东方面孔造型点心，并作“眯眯眼”。美国一度用“眯眯眼”指代亚洲人，有种族歧视嫌疑，哈蒂德此举引发舆论哗然，尽管后续公开道歉并声明绝无种族歧视之意，但也于事无补，因此失去了参加2017年美国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中国上海大秀的机会。

《VOGUE》香港版封面的争议也源自吉吉·哈蒂德仍未洗脱种族歧视嫌疑。出版人欧咏诗就争议回应媒体的措辞更是火上浇油，称“在香港发生的事是完全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VOGUE》香港版目标读者是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侨，无意服务内地及台湾地区。创刊号现已被召回，市场上并无流通。

与时尚杂志《VOGUE》相关的两则争议恰好诠释了杜嘉班纳“起筷吃饭”事件的两个面向，一面是西方对东方的审美霸权，一方面是西方对东方的歧视。杜嘉班纳“起筷吃饭”事件以民族主义为情绪核心，通过舆论和商业抵制实现了对西方品牌的局部胜利，同时也激活了民众民族主义神经，后“起筷吃饭”时代，任何与之相似的问题都会召唤起民众批判和战斗的热情。在这场假想的斗争中，国人除了抵制、反对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审美霸权外，似乎又因局部胜利而生成了重掌审美话语权的新目标。具体到“高其蓁事件”，反映为引申出对“高级脸”定义权的争夺——尽管《VOGUE》美国版并未将高其蓁的相貌定义为“高级”。

德国导演汉斯·齐施勒曾有言，“脸是我们身上代表了社会性的那一部分。”媒体社会里的脸，屈从于政治与广告逻辑，因而“脸”无法脱离政治讨论仅作为审美对象存在于大众话语空间。大众媒体将人的脸作为商品，同时也作为武器，通过不断传播名人的脸、展示大众的无名脸来满足或挑衅大众。因此，脸的斗争就是话语权的斗争。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人也开始试图改变既有东西方印象，油然而生的民族骄傲和民族自信无可厚非，只是在逆向输出失利的过程中悄然多了一丝戾气。中国女明星在西方大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出席西方名流云集的大型活动，汉服同袍身着华彩衣裳游走四方……尽管做出了这样那样的努力，但始终未能征服西方，重夺东方美的最终定义权。在西方文化中立足的亚裔女演员例如刘玉玲、吴珊卓，以及前述提及的模特们，仍然有着脱胎于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主人公的面孔，西方对东方的印象似乎从未因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人而做出改变。

每次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都有一股声音提醒国人要文化自信，但仅仅有文化自信显然是不够的。文化自信或许能够让国人拥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但仍然不能消除西方顽固的刻板印象。以近期事件为例，《VOGUE》能够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在于这本老牌杂志即便走下神坛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是文化实力。在审美文化领域，国力与自信都不足以颠覆现有的文化秩序，只有文化实力才能重振话语权威，夺回对美的定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