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潮｜封新城：人生上半场在媒体，下半场在山水之间

【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新周刊》创始人封新城的口述，讲述他激流勇进的媒体工作经历以及一退再退的人生下半场。

2019年3月3日晚上七点半，我和封新城上海虹桥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聊了两个小时。

封新城的人生上半场在媒体。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封新城，去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正好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去了老山前线采访，拿下了“新长征突击手”的荣誉。因为爱情，他从甘肃跑到了广州，跳槽到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一场“你好，南极人”的直播，让他拿下了首届中国新闻奖专题一等奖；为改善生活，封新城和同事窦文涛偷偷兼职，跟着老板孙冕办报纸写专栏，后来干脆当了《新周刊》的创刊主编，像抚养儿子一样，编了19年杂志，让《新周刊》名扬天下。

因为产权和制度问题，被捆住手脚的封新城，在《新周刊》二十年的承包合同到期后，选择了黎瑞刚的华人文化，成为了合伙人和首席内容官。一年不到，封新城再度宣布退出，隐居大理凤羽小镇，投身古镇复兴再造和文创产业。

56岁的封新城，进入了他的人生下半场，就是吸取世界文创运营的经验，复兴逐渐荒废被人遗忘的凤羽古镇，通过艺术性的规划设计，复苏和重构，让这里的古镇和古村落，成为乡村建设的典范。

三年不见，封新城一直呆在云南大理，整理他的凤羽古镇，归纳出“软乡村、酷农业、融艺术、慢生活”的文创新理念，向全世界推广这个位于洱海源头，被山谷包围的白族古镇。

上老山前线采访的诗人

我是吉林人，家在长白山下，白山人。

白山市原名浑江市，位于吉林长白山西侧，地处长白山腹地，龙岗山脉和老岭山脉斜贯全境，东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相邻；南与朝鲜惠山市隔鸭绿江相望。

我不喜欢老家。天气寒冷、经济差不说，我和所有喜欢做梦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都想去很远的地方，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从小在东北那种环境下，粗口骂人，吹牛逼，喝大酒，从小就厌恶这样的生活环境。

高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那时高三就是天天复习，做各种试卷，重温高一和高二的课程，老师对我说，要不你试验一下，跳一级，直接参加高考。然后我就参加了高考。当时立体几何这门课我没有学过，就抱着试一试去考试，然后在几何这30分放弃的情况下，我的分数还不错。

当时我的分数可以上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我当时不知道兰州在哪里，最后我找了一张地图，怀着浪漫的心，选了最沉默的西北，进入了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

一个星期后，我的大学通知书就到手里了。我到兰州大学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永远不回东北，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选择，不回东北。在大学读了四年，我成为了一个满腔热血的文艺青年，读北岛的诗歌，自己也写诗、搞文学活动。

大学毕业，我留在兰州，被分配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跑新闻写通讯，其实就是外出采访好人好事，优秀集体，优秀人物。很快，我遇上了一个好机会，当时新闻界组团去老山前线部队采访。我那会是热血青年嘛，自己想去，写了一个申请给台里领导，结果因为我不是党员，申请被否决了。然后那些政治表现好的党员同事，接到台里的指派，都纷纷找借口各种理由称病，不敢去。最后台里的领导又反过来找我，我说太好了，我去采访。

封新城（右一）在电台工作期间。 

我在老山前线采访了一个多月，那会年轻身体好，每天不闲着，在前线部队里找新闻线索和采访对象，从采访到节目录制，最后到编辑制作完成，就我一个人。这组广播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很大，台里拿出去参加在湖北沙市举办的全国广播新闻比赛。

当时，我就被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负责人区念中看中了，他直接问我，愿不愿意到广州去工作。当时和他聊天，很愉快，聊广播、谈文学，他看我是东北人，普通话讲得挺好，刚好当时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组建新开播的新闻台，正在全国招人。他回广州后，跟领导推荐我。

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最大的特区，新成立一大批机构，全国招聘人才。我也心动了，请假南下。当时的海南，一下子多了几十万人，社会秩序有点混乱，吓着我了，我放弃了海南。路过广州时，见了区念中。他当时请我在电台旁边的东方宾馆食街吃饭，一结账：我当时吓呆了，50块钱！这么贵？我当时在甘肃台一个月的工资也就50块。

1989年3月，我离开兰州，到了温暖的广州，跳槽到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和窦文涛成为了同事。那时广播的形态，还是传统的操作模式，记者采访写稿，编辑改稿，然后播音员录音、播出。我到了广东工作后，才领会到广播直播的魅力。

我到广东台负责一个以人物访问为主的节目《灿烂星河》，我和同事们一起策划了很多社会反响好的节目，比如我们合作的《采访“女飞人”纪政》、《你好，南极人》，都拿到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为什么能够拿奖？《你好，南极人》这个节目里，我和窦文涛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策划：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把电话用到极致，当时电话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我们在直播时，通过广州海岸电台，就是负责海岸呼救的那个台里的设备，把我们的采访热线接到了南极站，然后我在直播室里又把电话接到北京去采访，做了一个联通全球的特别直播节目。北京广播学院曹璐教授评论说，我们“把广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和窦文涛一起兼职“炒更”

我一直感叹，我们这一代人，与众不同，遇到了好时代，可以自我选择，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我在兰州读大学4年，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4年，同学、老师在兰州的非常多，单位同事和朋友也多，人脉关系有一定的积累。如果我不跳槽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依我的个性和脾气，一定会遭遇另外的人生。

比起东北老家和兰州，我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广州。广州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最重要，其它“关我什么事”？一走出家门，不管单位还是生活里，大家相互尊重。如果在北方，只要过了广东地界，人际关系就复杂了，单位和工作上就开始搞人了。

在广东电台，我和窦文涛是同事，生活里我们是好哥们。我是节目监制，他做节目主播，工作上配合得特别好。当时，娱乐风潮刚刚兴起，我们的节目采访了大量文体娱乐明星，社会反响好，收听率也高，特别有成就感。

当时的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经济发展好，人民观念开放。我们单位的收入低，但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许多人在单位本职工作外，也发挥潜能去外面打工做事情。

封新城与窦文涛在外采访工作照。

我和窦文涛也偷偷在外“炒更”。1992年，孙冕和孙周创办了三九广告传播公司，挣了点钱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报。1993年，他们创办了用省内刊号的《晨报》，当时想走市场化路线，特点是把硬新闻软处理，新闻娱乐化。这张报纸发行量最高的时候达到10万份，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后来孙冕操作一本杂志《七天华讯》，我出任执行主编。杂志办了7期，然后有关领导说，侨刊只能在国外发行，不能在国内发行，然后停刊。

后来，我们听说省新闻出版局有一个刊物叫《新周刊》，孙冕就去找关系，最后获得了杂志的二十年经营和发行权。我和窦文涛都离开了广东电台，他想去做电视，就去了刚刚成立的凤凰卫视。我进了孙冕这边的公司。

我其实差一点去做电视，当时犹豫，我喜欢拍电视纪录片，那是需要花时间沉下心去做的。但广播电视系统里，人际关系复杂，论资排辈，只能熬到当了节目负责人，才可能自己说了算，拍自己喜欢的节目。那我还不如给孙冕干杂志呢。

我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话，我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我当时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

筹备了半年，《新周刊》创刊。当时的班底就我、傅沙、杨子、张海儿等十几个人，这是《新周刊》最早的主创人员。我们决定，杂志走新闻时事生活的大方向，大开本新闻纸彩色印刷。

1996年8月18日，《新周刊》创刊号问世。这期杂志我们选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影做封面，原因是当时张小波策划的图书《中国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我们制作了这个专题；另外我们希望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作为开篇封面，能保佑《新周刊》顺利发展。

我当时没和孙冕谈待遇，就是因为可以当主编操盘一本杂志，才留在《新周刊》。当时公司给我开的工资才三千块钱。当时傅沙跟张海儿，工资都比我们高，大概两万了。

和所有杂志一样，开始的时候都是投入期，打品牌立影响。《新周刊》做了几期以后，公司账号上没有多少钱，几乎要断粮了，没有钱付印刷费和纸张钱。那时候我已经辞职，离开体制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诗让我有语感，做广播让我有对象感，通过声音进行传播、沟通，杂志则是通过纸质的版面，通过文字和图片表达内容，把想法和灵感表达出来，还要读者容易接受。《新周刊》磨炼和成就了我一语中的的话题能力和命名能力。

以往，传统媒体是不大注重观点和评论，从而给了周报和杂志空间。新闻事情发生时，电视镜头对准事件现场，报纸不断发表文章和照片，杂志除了刊发清晰的彩色照片，也可以把新闻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做深做透。

一些后来形成影响的独家栏目，像“新周专题”、“看世界”、“新周新闻图”、“新周调查”，这个时期都初步成型。

《新周刊》一年里出版了22期，全国发行，没有做任何宣传，每期发行两到三万份。杂志的口碑不错，但一直没有广告。一年总共花了一百多万，资金从三九广告公司支出。老板的压力很大。

办《新周刊》，基本上把孙冕之前靠广告赚的钱都花完了。后来，他去找了三九集团的老板赵新先，说服他投资《新周刊》，从而解决了生存之忧，得以继续办刊。

办《新周刊》的难处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人生上了两个“大学”：一所“大学”叫80年代，主修的是诗歌和理想；另一所“大学”叫广播，主修的是传媒和做人。当然，因为修的时间长，也还肯学，成人后我又去办了一所《新周刊》“大学”。

《新周刊》运营是承包制，经营发行自负盈亏，杂志注册主办方只赚不赔，没有任何经济投入，还要按照合作协议，收取刊号的管理费用。杂志全靠孙冕的公司自己发展起来的。管理费好像上缴过几年，后来也就没收了。

说实话，《新周刊》一路走来不容易。尤其是前几年，非常不容易。《新周刊》的运营团队里，有一个是刊号方派的管理者，然后孙冕是社长和法人，刊号方会给他任命。我和所有的杂志社员工一样，是属于孙冕公司的聘用员工。

当时《新周刊》刊发了很多广告，一到年底，经营人员却收不回款来。我还记得有两年，广告客户欠《新周刊》的广告费，几千万拿不回来。那没有办法，我只能换合适的人，用年轻人去做市场。

我之前只管杂志的内容采编，没和商人和客户打过交道。在广告费收款催款的环节，让我见识了人性的丑恶和卑劣。

我策划的《生活家》特刊，社会反响很好，当期刊登广告的一个丽江房地产开发老板，和我们达成协议，送给杂志社一栋别墅，另外加30万现金广告费。后来，广州美林湖公司看到我们的特刊，觉得不错，就收购了这个楼盘。几个月后，这个地产商老板偷奸耍滑，以特刊无效果为借口，拒绝付款，企图赖账。我当场掀翻了饭桌，让他滚蛋走人。

《新周刊》最困难的时候，是2005年。我们账号没钱，广州印刷厂的人上门找我，说《新周刊》欠了好几期印刷费，如果不支付就不印下期杂志，还可能会法律起诉。我想请他吃饭，缓和一下，结果印刷厂的人直接拒绝，也不肯落坐，一个劲地羞辱我。后来我发现他们印错了广告，把奔驰汽车的颜色给弄错了，按规定印刷厂必须赔200万元。我让奔驰公司发律师书递过去，索赔两百万。把这个印刷厂里的人吓得不行，跑来找我，这回我让他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帮他说情，免掉这两百万索赔，他们只赔了二十万就算了。那印刷厂哥们千恩万谢，说再也不会惹我们。我说你给我点尊严，不能这样欺负我。”

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无路可退了，就处处是出路。我们年轻的广告总监陈若云，到《新周刊》工作一个多月后，问所有的工作人员：“你能用一句话说说《新周刊》是什么吗？”根据大家地反馈和意见，她帮助我们找到了杂志定位——“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

《新周刊》改用铜版纸，彩色印刷，也是根据广告客户的需要改的。之前《新周刊》用的是新闻纸，一个香港的广告客户说，杂志的内容很好，但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彩色印刷，还改成国际流行的开本。

靠着《中国不踢球》《1997大盘点》《我爱你》《泰坦尼克号全内幕》《弱智的中国电视》《世界杯世纪末大盘点》《城市魅力排行榜》《20年中国备忘》《找个地方躲起来》，从《弱智的中国电视》，到《砸烂电视》，《戏说时尚》、《20世纪的100张名片》、《飘一代》、《第四城》、《中国电视节目榜》等一个个精彩的专题，在市场上引来一片叫好，不管发行量还是广告，都有不错的成绩。

《新周刊》终于慢慢在市场上打开了局面。杂志有了影响力，发行量大了，广告多了，日子也慢慢好过了。

在这十几年里，我从一个主编，只管内容质量，后来变成了杂志的发行、广告经营，兼常务副社长，再到CEO（首席执行官），全面管理《新周刊的》所有工作，看着杂志越来越好，一步步走到现在，不容易。

做报刊出版生意不容易，因为理论上讲，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投资者只能介入经营和发行环节，获取回报。对投资者来说，传媒不是一个好生意，因为投资时间长，回报慢。而且杂志刊号是别人的，品牌和影响力再好，都是为她人做嫁衣。

《新周刊》发展太快了，利润一下子就超越了孙冕原来的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做垮了，结果《新周刊》撑起来了，等于妈死了，儿子长大了。《新周刊》的内容影响力，社会影响和品牌影响力，越做越大。

广告多的时候，《新周刊》杂志一年能挣一个亿。杂志有五十个人，这么一分配，每个人产出多大，相当不错了。

我们也想对外扩张，我们投资做了《时代周报》，做了云南航空的一个杂志，这些项目里头我们都是所谓领投者，第一笔钱真金白银都是我们出资的，然后再去找别的企业投钱进来。但很遗憾，这些项目都没有成功。

《新周刊》最红火的日子里，我们策划了很多项目，比如图片库，图书策划出版，《电视榜》、《年度新锐榜》等项目，生活方式研究院，我们试图拿这些项目出去做新的融资，但是不行。因为他们都想投《新周刊》。

一退再退归田园

我为什么离开《新周刊》，一个原因是媒体生态环境恶化，同时也与《新周刊》20年承包权到期有关。

《新周刊》是孙冕的三九广告公司，跟当时的广东新闻出版局，签定了一个20年的承包合同。1995年签的，2014年合同到期，双方的合作不再继续，结束了。

2014年10月11号，辞去《新周刊》主编的职务，把这个位置交给何树青，我改任杂志顾问。2015年6月12日，我辞去了《新周刊》顾问的职务，彻底离开这个我工作了20年的杂志。

第三天，我拿到了我这辈子所有的档案，从小学到电台到出版局的档案，全给我了。我的人生，我做主。

我辞职的消息被媒体公布后，许多工作机会来找我。

某家新闻门户与我联系，想请我出任总编辑，可以说，这个职务不错，现金差不多有两百万，还有股票期权。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

最后，我短暂加盟华人文化，成为公司合伙人兼内容官，负责投资20亿的微鲸科技，负责电视大屏的内容库建设和对外合作。黎瑞刚是兰州人，我在兰州读的大学又工作了4年，我们之间交往挺好。

华人文化在内容上有庞大的布局，它跟华纳、梦工厂等好莱坞公司有合作，跟香港TVB、上海的灿星等头部内容生产商也有深入合作。我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在“微鲸电视”的后台全部打通。

做中国电视榜多年，我也积累了深厚的资源。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少有的内容繁荣期，从电视屏到手机屏，甚至是影院的大屏都有机会，让人觉得很躁动，大IP时代，有版权的原创内容，机会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先找到了窦文涛和陈晓卿，与他们达成了内容上的初步合作意向，又挖来了《新京报》副总编辑李多钰和《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还打算找姚晨一起创办一档视频节目，希望介入内容原创节目生产。

我去找孟非和窦文涛谈合作，孟非说我不应该涉足电视领域，太苦了，压力大、人心累。老朋友窦文涛直接回绝我，还质问我：“你蹚这浑水干啥？”

老朋友的意见值得重视，我想了想，东奔西走了大半年，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突然就觉得自己累了，再也无法忍受空中飞人的生活，也不想再见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就想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休息一下。

我再次选择了离开，从华人文化辞职。远离北上广深，直接到了云南大理凤羽古镇。这是我的桃花源，是我的伊甸园，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心目中的养老归隐之地。

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撰文推荐凤羽古镇：“凤羽之水南来，铁甲场之涧西出，合而捣东崖下。三流贯其中，南自上驷，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近水高地夹水居，古之朱陈村、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

2013年，我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陈代章，参观他的蜂蜜加工厂，然后我看到了几百年未变的凤羽，仿佛就是《桃花源记》中的风景地。2016年，他放弃了当地一家银行行长职位，回到老家凤羽，注册了大理千宿文化旅游发展公司，成立了凤羽慢城农业庄园。

我实现了自己梦想，在凤羽一个快荒废的古村里盖了一栋房子，取名“退步堂”。名字的出处来自历史上布袋和尚的禅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巧合的是，画家陈丹青也喜欢这首诗，还把他的一本书取名为《退步集》。

在媒体也忙了半生，我需要给人生减负，给生活做减法，让自己心定平和，放松身心，内心安宁。凤羽古镇，让我做出了“退步”的决定，在风景绝美之地，去构建“软乡村、酷农业、融艺术的慢生活”。

因为喜欢凤羽，电影导演张扬要在这里策划一个世界电影节，歌手李健来过三次，承诺要在这里开个人演出会，印刻的主编初安民也要来我这里当慢生活学院的讲师。

我带着团队去过日本，到过台北等地，观摩当地的文化创意园区，希望保护凤羽的山川地貌，古镇小村，更想保留当地人的风俗人情和日常生活。

云南古村落

从我以后，中国的小镇和乡村保护，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日本乡村，保持着自然的环境，几百年不变的建筑，还有他们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在大陆不多见的。我希望凤羽古镇几十公里的区域，能做到几百年的风景长存不变。

不符合我们的保护标准的企业，我们不欢迎。整个凤羽古镇里，不许进烧汽油的机动车，要搞中国第一个没有机动车的镇，凤羽这个地方挣钱，要跟沿海其它地方挣钱不同。我们有农业、有文创、有观光旅游，现在各种做高端旅游的跑过来，做文创的艺术家也跑我这来，要跟我谈合作。

我都跟他们讲，先讲讲你的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念，你不能带来环境污染，破坏性开发，否则你对不起这个大山，对不起这个蓝天，对不起这些白族人，对不起这里的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