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性》到《两性》，福克比波伏娃更具当代性

从1968年参与发起“妇女解放运动”（M.L.F.）开始，福克对女性命运、价值的思考和为妇女争取权益的行动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其思想更具当代性和现实意义。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曾与福克共事多年、现任法国女性出版社联名社长的伊丽莎白·尼可利（Elisabeth Nicoli）、米歇尔·伊岱尔（Michele Idels）来到中国，与本书译者、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以及促成本书在国内出版的旅法华裔艺术批评家何宇红一起参加了多场活动，向中国读者介绍福克的生平及其思想遗产，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安托瓦内特·福克其人

十年前，我病倒了……这病应该在我母亲梦到我没有脚的时候就染上了，当初，患这一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可以随时要求终止妊娠并进行堕胎手术。今天，人们会去找代孕妈妈。我决定碰碰运气；既然我已经怀上了，就不要瞻前顾后。我想要一个孩子，但我也害怕。焦虑和希望总是如影随形，这是我硕士论文的主题。对比这两种情绪，快乐往往难以言喻，但是我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预感到了这种快乐。（安托瓦内特·福克《人生而有两性》1990年10月）

安托瓦内特·福克。

安托瓦内特·福克于1936年10月1日出生在法国马赛，父亲是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的活跃分子，母亲“目不识丁却很有才华”，27岁时怀孕生下一个女儿。1960年代初来到巴黎师从罗兰·巴特，结识了影响她事业生涯的挚友莫妮卡·薇提格（Monique Wittig），60年代末曾跟随拉康从事精神分析，几乎同一时期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她创立的组织名为“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analyse et Politique）。身为知识女性的福克从自身的生命经历、生育体验中看到了女性的天赋和困境，从伦理和哲学、历史和潜意识、精神分析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开始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伊丽莎白·尼可利曾在福克生前担任其助手，米歇尔·伊岱尔曾在福克带领下参与几部其作品选集的工作，两人都与福克共事长达四十年之久。尼可利说，很多认识福克的人都说过，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非常谦逊、简单。很多知识界、艺术界的朋友都对福克怀有深深的爱意，因为她的慷慨、开放。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认识新朋友，通过思想上的碰撞，更好地理解他人和自己，从而消除思想和行动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她还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她的理论造诣也很高 。在发起女性运动的同时，她也没有间断对精神分析的爱好和兴趣，也不断参加论坛和活动。她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犯错误，因此和她一起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但同时又快乐不断，笑声不断。

尼可利还提到，福克还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她不仅了解欧洲、印欧文化，对其他地域的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她和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975年的3月8日就曾和“妇女解放联盟”的十几位同事来到中国，1985年又来上海参加国际书展，1988年和法国著名女演员德纳芙一起来中国宣传新片，1995年则作为欧盟代表团的成员来到北京，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与四万代表共商女性未来。她不仅对中国有思想上的兴趣，还有深深的热爱，她不仅自己去了解中国，还让中国的女性在法国和欧洲被认识，这种双重维度的双向交流对福克非常重要。女性出版社在1976年翻译出版了秋瑾的自传体弹词小说《精卫石》（Pierres de l'oiseau Jingwei）。黄荭补充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著作《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1974）也是受女性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的。福克晚年还编写了一本《女性创作者全典》（le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créatrices），收录了四十个世纪以来的女性创造者，共有一万两千多个词条，耗时七载，其中收录了100多名中国女性，既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这本词典2013年才出版，现在已经出了英译本。尼可利和伊岱尔都表示，希望这本词典能早日翻译成中文，因为这是一份给全世界女性的礼物。

秋瑾《精卫石》法文版书封。女性出版社，1976。

米歇尔·伊岱尔回忆说，福克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人。在和她共事的四十多年间，让她非常惊讶的是，她每次发表演讲的时候都能说出一些从前没有人想到过的新的东西，从而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域来。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每次聆听他人时都特别专注，很快就能进入到语境当中，准确地理解对方真实的意思。她好像每分钟都能想到三千个点子，在伊岱尔看来，这也许跟她对于生育的研究有关。她是一个思想的创造者，不断孕育着新的思想，就像女性孕育新的生命一样。

波伏娃到福克，“第二性”到“两性”

现如今思考这一问题如此之难，是因为我们要对付两种类型的厌女症。一种是持传宗接代观点的人，他们继续利用生育期间双方的分工，利用女性的妊娠期，用生育、生养会说话的新生命来奴役她们……；另一种则是平等的普遍主义者，他们近乎偏执地否认最基本的现实原则——人生而有两性，借此将 人类简化为虚假的混合中性体，其特征是雄性的、单性别的、同性别的、自恋的、自我分裂的、不孕的，而且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安托瓦内特·福克《厌女症的瘟疫》1991年6月7日）

谈及波伏娃和福克的不同，伊丽莎白·尼可利指出，从波伏娃写作《第二性》的1949年，到福克发起妇女解放运动的1968年，法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通过后者四十年间思想与行动相结合的不懈努力，法国女性逐渐获得了包括婚姻自由、同工同酬、反对家庭暴力以及政治领域的性别均等等各项权益。福克是一个战斗者、行动者，她奔走于世界各地拯救了很多不幸的女性。不论是创办女性出版社（Editions des femmes），还是发起各种女性运动，都是为了回答“什么是女性”这一核心问题。她不仅要把女性从压迫、暴力中拯救出来，实际地在社会中改变女性的地位，使她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还致力于挖掘出女性存在的意义，让世人理解女性能够带给人类的财富。 尼克利强调称，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领导者，福克还有着更为宏大的目标， 她更希望通过改变女性的命运改写整个文明，带来社会和象征层面的双重革命，男性也可以通过女性的被接纳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份，我们的后辈也会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产生全新的思考。

米歇尔·伊岱尔补充说，波伏娃的思想诞生于二战之后，1944年的法国女性刚刚获得选举权，还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从《第二性》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第一性、也就是最重要的性别仍然是男性，女性只是作为“失败的男性”存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于波伏娃而言，社会赋予了女性“第二性”的性别，实际上是一种灾难，因此女性必须要拒绝成为女性，拒绝社会赋予她的性别；到了福克这里，她说“人生而有两性”，也就是说两种性别自古以来就存在，人的性别不止是由社会赋予的，而是有着客观的生理基础的，因此，两种性别都有各自的价值、特殊性和禀赋，尤其是女性的生育禀赋可以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但女性生育对人类的意义是没有得到承认的。

《两性》新书发布会现场。左一：黄荭，左二：伊丽莎白·尼可利，右二：米歇尔·伊岱尔，右一：何宇红。

黄荭在谈到翻译此书的缘起时说，她当时通过朋友认识了旅居法国的何宇红，说起自己翻译了波伏娃的《岁月的力量》、《战斗的海狸》时，何宇红表示波伏娃在法国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了，并给她介绍了福克的《两性》。波伏娃自己在1967年的电视采访中也说过，她认为在《第二性》中写的很多内容都已经过时了，但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的关注、女性的状况并没有改变。黄荭在读了《两性》之后发现，法国女性主义不是只有波伏娃这一支，而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一直在向前走。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而法国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早就已经兴起了。欧美学派强调区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成为的，就是强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塑造，但《两性》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要基于女性的生理性别，再去看到她的社会性别。

何宇红在为《两性》中文版撰写的“法国当代女权主义精神领袖安托瓦内特·福克”一文中写道：“其实，70年代初法国女权主义组织开始出现派系分支之间的龃龉和争执，为论点、为权力，甚至为利益。波伏娃此时或是被利用、或是自愿地周旋于若干比较激进的组织之间，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女权运动的初衷……70年代从中期及后期直至今天，真正坚守女权运动，将其深入到现代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是以西蒙娜·薇依、安托瓦内特·福克等人为主的一批女性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其他人其实早已不在其位或只在其位不谋其职了。”

女性学与后女性主义

显然，问题不在于要求一份产假工资，而是拒绝对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进行区分，拒绝对妇女生育的盘剥，以及提出妇女三重生产的概念——事实上在当前社会，妇女大部分从事着三重工作。生育不仅应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更应该在伦理和大众普及方面，引起人们的重视。（安托瓦内特·福克《人生而有两性》1990年10月）

安托瓦内特·福克的思想被学界称为“女性学” （la fémionologie），在《两性》的第二版序言中，福克解释称：“女性学”（la fémionologie）,远不是所谓的“某某主义”，是已有知识体系下异端般的存在，是主流思想之外的一次飞跃，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米歇尔·伊岱尔从多个层面介绍了福克的女性学思想。福克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她在五年里深入地研究了精神分析学的经典著作，发现女性始终处在边缘和从属地位，比如弗洛伊德把女性视为一个“黑暗大陆”，也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无法参透的领域。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有唯一的一种力比多，就是男性力比多，也就是性能量，女性唯一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等同于男性 。福克更新了心理分析的这些思想，她认为两性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因此也有两种力比多存在，女性的力比多不同于男性的力比多。女性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她的生育能力。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西方哲学把身体和思想二分，中间有一个鸿沟，身体是属于女性的，思想则是属于男性的，而要达到一个真正的深邃的纯净的思想，必须摒弃肉体，因此女性就受到了贬低。女性往往是跟身体以及动物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男性则是像上帝那样拥有创造的能力。福克指出，只有把女性的身体纳入政治层面以及哲学层面的思考，才能让女性找到她真正的身份，所以身体是非常重要的。福克自己也说过，是她自己亲身成为母亲的经历，她诞生下女儿的经历，促使她对两性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让她找到了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深刻原因。福克认为，厌女症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女性是弱者，而是因为男性对女性生育禀赋的嫉妒，她称之为“子宫嫉妒”。 因此要找到属于女性的独特身份，就要看到生育功能的价值。 生育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他者并且孕育他，最后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带来一个新的生命，对他者是一种慷慨的、开放的态度。这是女性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在很多的领域已经引发了革命。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将福克的思想称为后女性主义。此前社会对女性的看法经历过几种旧的模式：第一种是“女性只是子宫”，她就是一个奴隶，母亲只是负责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但孩子只对父亲感恩；第二种是“女性都没有子宫”，就是所谓的平等，女性就应该和男人一样去工作，不应该生孩子，波伏娃似乎就是持这种观点，因为她说女性应该写书，而不是生孩子。第三种是欧洲的模式，希望能够尽量平衡女性的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兼顾工作和生育、养育孩子两方面，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女性肩负职场、生育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的三重任务，她们的辛勤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遭到了惩罚，例如女性往往因为养育孩子在职场上受到歧视等等，因此这种模式也是无法成功的。

福克认为当今社会仍然是男性视角，并没有把女性生育这种“生命的生产”作为一种经济生产力和财富来看待，所以才造成了一系列对女性的不公，她由此提出了第四种模式，主张社会应当充分承认女性生育的独特贡献，生育的价值应该得到文化上、象征上、经济上的全面承认，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女性被忽视、不可见的处境，女性的地位才能得到改变。在福克不断的号召和呼吁之下，法国女性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在生育上的贡献也得到了较好的承认，法国的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在欧洲都是最高的。女性有双重欲望，既不想被关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但也想要生孩子，在法国，这两种权利基本都得到了保障。

伊丽莎白·尼可利还指出，福克追求女性解放，并不是要反对男性，而是要摆脱只有一个性别的社会，消除两性之间的误解。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自然契约之后，福克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的契约，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契约，能够达到他们的均等、合作，在现实层面、实际层面上和象征层面上同时达到这样一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