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劳动妇女与消费女神；奥马尔的“反犹”风波

【国内】劳动妇女与消费女神的“三八”战事

如今，“妇女”一词似乎已被污名化，年轻女孩唯恐避之不及，国际劳动妇女节被商家改造成“女神节”、“女王节”，成了另一个“剁手”的购物狂欢节。今年最“硬核”的反击，恐怕是某大学一条熊熊燃烧的女生节横幅的照片，以及一张言辞激进的朋友圈截图：“……昨晚我点燃了XXX后面的两条女生节横幅，这一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问与反思，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纺织女工争取同工同酬、离婚权、堕胎权的斗争，而不是XXX让你们消费性别符号而且部分愚蠢的女性还自以为享受到了性别红利……”评论区击掌有之，赞其“真女权”，批评有之，或言此举哗众取宠，或言历史事实错误（实为纽约女工争取劳动权利和选举权），或言危害公共安全，或言挑拨性别对立。

2015年央视春晚小品《女神与女汉子》、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女德班、2018年央视《开学第一课》的“娘炮之争”、2019年春节关于“女性吃饭不上桌”的讨论，这些年性别议题每每成为舆论焦点，既折射出社会意识的觉醒，也为各路媒体自媒体提供了足够多的爆点和流量，而妇女节无疑是舆论对抗集中爆发的会战之日，各路人马加入对节日解释权的争夺。

梁文道在《“妇女” 两个字，什么时候才能被正视？》一文中回溯了妇女节的历史，从纽约纺织女工的劳动权利斗争，到“二月革命”前夕圣彼得堡的三八游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宣布我们也要庆祝三八节。梁文道认为，真正改变女性地位的是让女性享有平等工作的权利；妇女节的意义远远高于虚假的消费主义。两句话涵盖了围绕妇女节的两大核心议题，劳动权利与消费主义。

今年2月，人社部、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这则致力于平等就业权利的通知亦招致诸多批评，主要观点是简单粗暴禁止企业在招聘环节询问妇女婚育状况，只会诱导企业干脆不招未婚未育的女性，引发更大的就业歧视。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人社部等部门“依法禁止”折射出屡禁不止的现实。《新京报》的微信公号在妇女节这天推送了图文《女人是铁做的》，梳理了 “女神”、“女王”吹捧背后真实的就业现状：全国妇联调查显示，超8成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全球范围内，女性的薪酬比男性约低20%；随着职位升高，女性一步步缺席；随着家务劳动的增多，在中国，每生育一个孩子，母亲的工资率下降7%。

不平等的就业现状之上，却是消费主义的繁荣表象，正如梁文道所言：“一个堂堂‘三八妇女节’今天在我们这里，沦落成为一个‘女孩子必须每天换一种口红，否则就做不了女王，当不了女神’的诡异节日。”商家不遗余力地将妇女节改造成购物节，“妇女”听起来不够年轻与诱人，那么就用 “女神”、“女王”。商家通过广告的狂轰滥炸不停培养女性的消费意识。而人们对物品真实使用价值的消费，也逐渐让位于商家虚构出来的符号价值，人们购买的不再是实际的商品，而是“符号”、“感觉”与“认同”。

微信公号“温血动物”亦区分了“真正的”与“虚假的”两种独立女性在消费领域的表现。真正的独立女性认为：“物品无法定义一个人，消费要与自己的收入匹配，自己需不需要比商家想不想让你需要更重要。人是在劳动中得到解放的，而不是在消费中。人靠自己的成绩定义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奢侈品。”而虚假的独立女性则是：“买买买，做精致女性，宠自己，男人才会爱你，优秀的女人都应该有一个LV，包包就是女人的身份象征，买包包，做独立尊贵的女人。”该文进一步写道，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对女性不友好，如果对所有女性都不友好，那么自然人人都知道要为自己而抗争。现实是对虚假的独立女性太友好，对真正的独立女性太不友好。

但在微信公号“饭统戴老板”那里，消费并没有被“原罪化”：“几千年积累的包袱和糟粕，需要由蛇行斗折的觉醒、摧枯拉朽的革命、经济地位的独立，以及一场场润物无声的消费运动来击碎。”在《妇女能买半边天》的推文中，他们回溯了近现代中国女性的消费变迁史，展现了多种时空内多样的消费面貌，从消费女性到女性消费，从掌控财权到精明消费，从县城商圈到跟风消费，从五环焦虑到小城潇洒，“一个女人的消费史，就是她的史诗，国家命运就缩影在这些消费史里。”而女性地位的转变，凝结到消费领域，就是一场场买买买的消费运动。“饭统戴老板”隐含的观点是，大众消费的前提是女性的经济权利，而经济权利又与劳动权利密切相关，“劳动的妇女”与“消费的女神”尽管不能等同，却存在着一定的转换关系。

微信公号“Philosophia 哲学社”则讨论了“女神”与“妇女”的共同局限。为了对抗“消费的女神”形象，人们纷纷搬出“妇女能顶半边天”和建国初期女拖拉机手中的“劳动的妇女”形象，但作者认为，当下语境中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并没有导向一个更开放更多元更真实的女性形象，只是对一个片面的，刻板的“劳动者”形象的加感叹号的强调。妇女的形象依然是工具化的，只不过这次服务的对象不是资本家，而是社会，是国家。“消费的女神”与“劳动的妇女”背后共同的逻辑是：“当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集体出现时，片面化的进程就已经马不停蹄的开始了。”这背后是“女性”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异质性、但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拥有相似生活体验的群体所面对的近乎必然的困境。因此作者呼吁不能仅仅以一种精英主义的姿态局限在对消费主义的鞭笞中，而应该直面身体暴力、就业歧视等多样的困境。作者呼唤对普遍性的话语秩序的超越，回到被异化的个体劳动乃至真切的身体暴力中，但同时认为，受到父权制和私有制的普遍性压迫这件事本身，也足以构成女性群体的内部连续性。作者希望藉此解决多元性和同一性的冲突，并眺望一个新秩序的诞生。

【国际】美国穆斯林女议员奥马尔的“反犹主义”风波

美国首位索马里裔国会议员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Ilhan Abdullahi Omar）因“反犹主义”言论在政界和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3月，在华盛顿一家左翼活动家聚集的餐厅所举办的活动上，奥马尔表示“我想谈谈......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即人们可以推动对外国的效忠”，言语间暗示AIPAC（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对美国政坛的操控。她强调，应该警惕游说组织对美国的政治影响，“我反复声明说客在美国政治中造成的问题，无论是AIPAC，NRA（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还是化石燃料行业，这些问题已持续太久了，我们必须着手解决”。

这不是奥马尔第一次公开抨击以色列对美国的影响。早在2012年12月，奥马尔就在推特上写道：“以色列已经催眠了世界，愿安拉唤醒人民，帮助他们看到以色列的邪恶行径”，而今年2月10日，奥马尔在回应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一则质疑为何美国政客如此偏袒以色列的推文时表示，“这完全与本杰明（意指百元面值美钞）有关”。数番言论，均意在抨击以色列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的所作所为。

毫无疑问，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在美国政界是个敏感话题。言论既出，奥马尔引来美国两党一致谴责，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抨击奥马尔“对以色列支持者使用了反犹主义措辞和带有偏见的指控”，并要求奥马尔就其伤害性言论立即道歉。特朗普则在推特上呼吁这位新当选的民主党女众议员从国会辞职，称其言论“可怕”，标志着“黑暗的一天”。而面对指责，这位新议员展现了其咄咄逼人的棱角：在毫不客气地回击了特朗普后，奥马尔又在3月8日接受采访时称奥巴马是躲在“漂亮的脸蛋和微笑”后的“凶手”，进一步加大了民主党内分歧。

奥马尔是一名索马里裔美国政治家，2019年1月，她拉希达·特拉伊卜（Rashida Tlaib）一起，成为当选为国会议员的首批两名穆斯林女性。作为国会核心小组的一员，奥马尔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同时在以巴冲突上直言不讳，猛烈抨击AIPAC等游说集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奥马尔和特拉伊卜共同参加了亲巴勒斯坦的BDS（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运动，而以色列政府则指责该运动由反犹主义驱动，意在否定以色列的存在。

这次舆论风波让诸多争论浮上水面：首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反犹主义？

在诸多媒体和政客的评价中，奥马尔的言论被鲜明打上了“反犹主义”的标签。《福克斯新闻》的李·泽尔丁认为，奥马尔对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的批评反映了更广泛的左翼反犹主义潮流，她声称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完全基于金钱，这掩盖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长期的密切关系”。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Bret Stephens）则在《纽约时报》上表示，奥马尔对犹太国家的反对已经超过了“绝对必要”的程度，因此可以被界定为“反犹主义的”，而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不应该遭受声称他们的同情被收买、他们的大脑被劫持或者他们的忠诚被分裂的指控”。

讨伐之下，也有一些支持的声音。《页岩》的乔丹·韦斯曼（Jordan Weissmann）便认为，奥马尔的言论乃是基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而非价值上的反犹太主义。事实上，当奥马尔表示反犹主义的标签时常被用于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时，她立即被称为“犹太仇视者”，这一攻击恰恰映衬了她的观点。调查记者压力克斯·科奇（Alex Kotch）同样在《卫报》上声援，当美国政治“几乎禁止”对以色列发表任何批评时，奥马尔正在行使她批评的权利，且奥马尔对AIPAC的评论和对BDS运动的支持是有道理的。

在哈佛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看来，公正地批评以色列和不公正地批评以色列是有差别的。沃尔特在《外交事务》上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人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冷静地谈论当今影响美国政治的各种力量：犹太社群既非一手遮天，也非毫无影响，而是介乎两者之间——藉由各类组织和公共人物，他们像其他组织一样共同参与政治混战

沃尔特首先主张：以AIPAC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组织的作为均为正常的政治活动，并完全符合美国政治的利益集团基础。他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是由其成员宗教或种族，而是基于政治议程定义的，其中既包括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有许多非犹太裔的美国人。沃尔特反对将各类以色列游说集团夸大为受某一领导/政府操控的统一群体，而主张这些集团在特定议题上也存在分歧，并像其它利益集团一样试图采取多种策略达成目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个利益集团能真正成为常胜将军，用“控制”来评价这些集团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实在言过其实。在此意义上，奥马尔有关以色列游说组织的评论存在不准确和偏颇之处。

“但问题在于，”沃尔特话锋一转，引出了自己因在书中批评AIPAC等组织的部分立场而遭到“反犹主义”攻击的经历，“即使奥马尔更了解反犹主义的历史，提供更细致且充分的观点，她仍然会受到抨击——只要你批评以色列的行为，质疑美以‘一边倒’的外交关系，或者不赞成AIPAC鼓吹的政策，你就会受到攻击。”

这段话显现了这次风波下更深层的问题：当今美国是否还存在一个能够客观地探讨以色列政府和美以、巴以关系的环境？考虑到奥马尔的特殊身份，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这位非洲裔、黑皮肤、穆斯林的女性政治家承受“反犹主义”的攻击时，反巴勒斯坦、反穆斯林的舆论情绪同样裹挟其中，对她的污蔑、羞辱和仇恨只会更甚。3月初，奥马尔甚至收到了“刺杀伊尔汗·奥马尔”的死亡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针对奥马尔的谴责风暴中，一场“和伊尔汗站在一起”（stand with ilhan）的运动也在社交网络上悄然兴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非洲人、拉美人甚至犹太人，支持者手持“我和伊尔汗站在一起”的纸牌，声援奥马尔及其有关AIPAC的批评。某种意义上，这场运动已经超越了奥马尔“反犹”争端本身，更近乎对此次争端背后美国政治和文化秩序一次微弱却坚定的反击：毕竟，当多种政治和文化偏见、利益和权力结构交织时，公正、平等和冷静的“言论自由”往往只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