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泰勒谈维多利亚女王与印度

迈尔斯·泰勒（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先生是英国约克大学教授、皇家历史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并曾担任英国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任。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现代英国史，包括了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潮、帝国和殖民文化对英国国家治理、社会立法和政党结构的影响。2018年8月，他的新书《女皇》（Empress: Queen Victoria and India）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讨论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的关系的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了英国的治理模式如何影响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

您的研究被誉为对维多利亚和英属印度关系的一部完全原创性的研究。可否与中国读者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经历，比如在追踪分散于英国、印度、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材料时，面对多种语言、材料混乱的情况，是如何克服的？

迈尔斯：如果没有来自温莎城堡的王家档案馆的支持，我可能不会去写这本书。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日记，还有她和廷臣及官员之间关于印度事务的卷帙浩繁的信件，为我提供了一份观察君主制在印度的内部记录（an inside account）。另外，我在印度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在印度各邦的档案馆里，我搜集了许多殖民地政府如何利用女王的名望地位支持英国统治的资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印度人写的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全部著作，其中不少收藏于加尔各答的国家图书馆和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

《女皇：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这个书名直接反映了您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维多利亚从女王到女皇的身份转变，而印度的政治和历史又是促成这一转变不可或缺的因素。您对该书的定位，是一本关于维多利亚的个人传记，还是一本关于印度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的分析，抑或十九世纪英帝国的局部分析？

迈尔斯：这本书试图兼顾这三个方面。我的主要史学诉求是：重新评价十八世纪以来帝国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在英属印度的历史地位，这种局面给英国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刺激印度社会自发产生了王朝统治和“王室恩眷”（royal benevolence）的观念。早在遭受英国王室统治之前，南亚次大陆其实已经被外来入侵者（foreign occupiers）占据。这些入侵者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权力中心）距离被占领区很远，比如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和受到它统治的邦国就是如此。特别是印度南部地区，印度教王公的世袭统治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存在。所以，远程司法与“女主恩泽”（maternal beneficence，其中包含了维多利亚女王鲜明的个人特征，她家庭生活和睦，是九个孩子的母亲，在印度舆论中，这些特征被视作传统的王室恩眷的一部分——采访者注）这些与成为女皇的维多利亚女王产生联系的观念有了适合生长的土壤。一些学者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美国人类学家，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研究的权威，代表作为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殖民主义及其知识的诸形式》——采访者注）所热衷谈论的“被发明的传统”，其实不能反映历史的这一面。

您之前的著作《恩内斯特·琼斯：宪政主义和政治传奇，1819-1869》（Ernest Jones, Chartism and the Romance of Politics, 1819-1869）和《英国激进主义的衰落，1847-1860》（The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1847-1860）的研究重心在于英国本土的政治思潮和国内政策。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转向印度、英国君主制和帝国政策的互动，决定重新评估维多利亚女王的政治？

迈尔斯：自从我1989年在剑桥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就一直着迷于英国的“有意缺席的帝国主义”（absent minded imperialism），即：英国人如何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之后却又否认自身是帝国的统治民众，并且宣称从未在国内和海外树立帝国文化。起初，我研究了十九世纪英国的激进派、自由派和帝国之间的关联。然后，我开始关注英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转折点，比如1832年改革法案和1848年欧洲革命，继而考察这些事件与帝国的关联。接着，我决定把焦点集中在一些组织制度上面，比如议会制、英国国教和君主制。一旦我开始检视已经出版的维多利亚女王通信集，印度这一之前隐约可见的帝国局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重要，就好像看到了冰山水下的部分。

在您的参考书目里我发现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的《装饰主义：英国人曾如何看待他们的帝国》（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坎纳丁认为，英国人曾经热衷于在海外殖民地照搬英国本土随着工业革命深入而逐渐崩坏的等级社会。您同意吗？

迈尔斯：一些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确实努力地利用君主制的各类仪式，以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其实我在书中已经论及，女王-女皇的形象也包含了英国意识形态的很多其他面向：公正法治，军力强盛，同情仁爱，以及王朝的长治久安。其中有些是戴维·坎纳丁说的“装饰主义”，有些是爱德华·萨义德说过的“东方主义”。

您在导论中特别提到，《女皇》关注的是印度对维多利亚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过后，维多利亚从之前好战、热衷传播福音的态度，转为同情印度民众，甚至到了1880年代，许多殖民地的英国官员都抱怨女王偏袒印度人；与之相对的是，很多英国官员在兵变之后转变了观点，加深了对印度人的怀疑。这些官员距离印度更近，也离危险更近，其实与女王看问题的角度差别很大，但您在书中谈到，女王其实能够而且愿意了解到印度最新的情况，那么，官员对女王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态度，忽视还是接受？

迈尔斯：在整个过程当中，处理印度事务的英国官员变得越来越反对女王的介入。关于女王所扮演的角色，我想到的一个比喻是跑出神灯的精灵。在1857-1858年的兵变之后，决策者认为利用女王良好的公共形象以争取和平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但他们没想到，女王本人对印度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大，甚至坚定地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以直接影响对印度的政策。与此同时，印度的王公和改革者也看到了女王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女王营造的公共形象提供了求助于女王这一合法权威的机会。这点是英国官员不喜欢看到的。

您在书中提及，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制度设计中，总统一职的安排受到了英国君主制的影响。就印度而言，总统作为军队、行政部门的领袖，具备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力，理论依据是英国宪法。在实践中，如同英国的君主，新设立的印度总统将行政权力让渡给首相，克制地向行政部门提出建议和警告。印度宪法的制定者的理论指导，是白芝浩（Walter Bagehot）于1867年出版的关于有限君主制的经典之作。您对这些历史细节的呈现，是否意在表达，其实君主制失去生命力的时间点，比很多历史学家的判断要来得晚？

迈尔斯：是的，这一点是对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白芝浩肯定夸大了王室权力在英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衰落程度。在1930年代前，因为维多利亚女王亲印度人的公共形象，以及复杂的宗教局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印度民众争取权利的各方势力都会策略性地支持英国王室统治，从而向殖民地政府施压，以获得政策让步。在书的结尾我谈到了，共和制理念在印度社会传播的时间其实比大家认为得晚，“共和制”一词的首次使用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代末。对当时的人而言，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直到1792年波旁王室被推翻之前，共和制依然与古典时期的希腊与罗马联系在一起。在十九世纪，逐渐朝着现代意义转变的共和制并不成功，往往滑向内战（比如美国和法国）或者因为过于脆弱（vulnerable）而遭到侵略。君主制和王朝世袭统治却相反，自从十七世纪以来，特别是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平”建立以来，其实力和影响都在不断增强。只是在二十世纪，共和政体才得以盛行。在我看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君主制，特别是需要重新审视1789年以来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国家体制的“持久性”（the endurance）。而且，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和理解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中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向。

《女皇》（Empress: Queen Victoria and India）

哈佛大学的学者埃里克·纳尔逊（Eric Nelson）的《王权派的革命：君主制与美国建国》（The Royalist Revolution: Monarchy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的中译本很快会出版。纳尔逊注意到，美国总统制的设计者中不少是君主制的支持者，曾在1770年代批评英国议会对乔治三世的压制。似乎一股重新认识、发掘英国君主制在历史中的真正影响的潮流正在形成之中。您怎么看？

迈尔斯：现代的各个共和国——这里的共和制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体制——常常遗忘君主制或帝制这种不怎么拿得出手的过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更受重视的是新生事物的起源而非旧有事物的遗存。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对历史的改变与历史的延续同样感兴趣，并且努力避免戴上当代的有色眼镜看待过去的政治情境！所以，我很支持（也被影响）那些正在重新评价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地的“效忠主义”（loyalism）的历史学者。

您觉得当下对十九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有什么主导性的潮流么？

迈尔斯：就方法论而言，十九世纪政治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剑桥学派”或者“后殖民批评理论”都是合理的，而且我自己的工作受到了这些研究方法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方法过于重视追踪“现代性”在知识与观念层面的起源，因而把全部关注投向了世俗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些新生事物。这样一来，留给君主制、宗教（特别是天主教思想）乃至专属于二十世纪之前的时代的任何事物的研究时间和论述空间，就所剩无几了。换句话说，其实一些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辉格主义的倾向。它们的预设是，在十九世纪，旧秩序或旧制度（Ancien Régime）开始走向终结。对此我想举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研究为例，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很少有人研究“自由主义天主教”（liberal Catholicism）——事实上，法国的拉梅内（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德国的多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和英国的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等人都将自由主义和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当时大量捍卫君主制、相信这种体制会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著作也无人关注。有非常之多的例子表明，要想在十九世纪发掘现代性的根源是无法做到的。相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旧有观念在新的环境中的继续留存和不断更新。

您觉得《女皇》这本书比较接近哪一种潮流呢？

迈尔斯：我的主要论点受到了三种史学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最近对近代早期英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个君主（以及他们的配偶）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关注国王和女王作为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如何各尽所长地发挥作用。其次，是关于南亚地区君权和王朝统治的观念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古老的印度和莫卧儿文化中，王室统治的观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最后则是已故的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讨论殖民地时期印度的民族观念的作品《帝国和信息：在印度的情报收集和社会交流，1780-1870》（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他认为，印度民族观念是新旧多种语言的奇妙混合体，并且给王室统治提供了空间，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

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进步时代》（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中提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四个特质：一、工作即福音（卡莱尔于1843年提出）；二、性格的严肃；三、体面；四、自助 （the gospel of work, seriousness of character, respectability and self-help）。在考察了维多利亚个人的帝国事业后，您对这四个特质有什么修正或补充的么？

迈尔斯：阿萨·布里格斯的作品，涉及维多利亚女王或印度的内容并不多，这个盲点（blind-spot）在1947年大英帝国解体后数十年里出版的绝大多数历史学著作中都存在。但是，布里格斯在其经典之作《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Victorian Cities，1963）中谈及孟买的部分，对我写作《女皇》有启发作用。关于孟买象征着维多利亚女王在印度的地位和声望，我在书中谈到了不少。孟买这座城市以哥特式风格的建筑闻名，这种建筑风格可以联系到当时在英国的时尚。历时十二年方于1852年落成、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就是这种风格。我谈到，孟买的这些建筑是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效忠宣言，因为出资支持建造这些新地标建筑的慈善家想要感激女王对1858年事件发生后的处理。

以这种方式，我努力让维多利亚女王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中。维多利亚女王并不仅仅是诸如体面、严肃和自助这类所谓“维多利亚人价值观”（Victorian values）的反映而已，她本身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关于英国君主制的严肃学术研究，几乎已经覆盖了包括当下在内的每个历史时期，却很少触及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我们被因她而得名的时代所吸引，却把她抛在一边。20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百年纪念活动已经清楚地表明，得到了细致深入研究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而不是维多利亚。

我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三种角色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身处王位之上的女性、拥有庞大的欧洲王室社交网的首脑，以及行使君主特权（prerogative powers）的立宪君主。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争取选举权的女性运动，直到“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会”（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在一战前成立，在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女王经常被人们作为激励自己的榜样而提起。举例而言，1869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指出普通女性缺乏公民及人身权利的同时，感慨幸好王位上还有一位女性。而且，女性选举权运动的领袖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也为女王撰写了一部正面肯定的传记。此后，在二十世纪初的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之中，维多利亚女王和布狄卡（Boudica，曾率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女王——采访者注）、圣女贞德和南丁格尔一起，成为抗议男权政策的妇女运动横幅之上的英雄人物。

然而，到“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会”鼓动宣传之际，维多利亚女王变成了一位争议人物。她写给西奥多·马丁（Theodore Martin）的那封反对女性选举权的信1908年首次发表之后，尽管被一些反对女性选举权的组织视作女王为其背书的有力证据，许多进步主义人士依旧宣称女王站在他们一边。1913年“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会”的会刊《为女性投票》（Votes for Women）声称，女王一直支持马恩岛女性的投票权。

具体到印度，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您多次强调不是一条平坦之路。您觉得维多利亚预判到了可能的变革和危险么？

迈尔斯：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出于很显然的理由，维多利亚女王本能地敌视共和制的观念。但与此同时，她知道王室统治是多么不稳定。一些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家族成员在她生前遭到了刺杀，而她本人则在八次刺杀企图中得以幸存。对印度的欧洲白人和印度原住民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不断产生的摩擦，她总是忧心忡忡。她的解决方法通常是派遣某个儿子或者孙子去印度巡视。

有一种观点认为，维多利亚女王在印度获得的人望和受到的纪念，为印巴分治之后的英国和印度奠定了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这是有利的历史资源。您同意吗？对英国君主在英联邦这一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体中所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

迈尔斯：对前一个问题，我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我认为，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不久，英国君主制在印度就开始变得不受欢迎。至于后一个问题，历史学者菲利普·墨菲（Philip Murphy）在《君主制和帝国的终结：温莎家族、英国政府和战后的英联邦》（Monarchy and the End of Empire: the House of Winds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Post-War Commonwealth，2013）中认为，英国君主担任英联邦首脑这种制度安排，其实仅仅发生于1930年代；由此造成的影响，英国政府是感到忧虑的，忧虑的原因绝不止于当时印度正在发生的事件，也包括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因为英国国教与一战之后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天主教认同之间存在冲突，英国君主在国教建制中的地位，一直是谈判的敏感问题。

我了解到，您即将完成一本有关十八世纪晚期以来英国议会代表制（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的历史著作，从君主到议会这一写作安排是否表示，您对主权归属、行使问题很感兴趣？从历史上看，君主和议会都曾宣称自身最能代表民众与国家，但在今天的英国政治语境之中，似乎再也无人提及君主是民众的代表。就维多利亚的经验而言，今天的君主制能够为改进代议制民主（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提供帮助吗？

迈尔斯：这个问题不错。在退欧危机发生的今天，已经很难预测英国政治的任何走向。但是，权力受限的君主立宪制这一惯例，依然是议会代表制的组成部分，而这套议会代表制在2016年公投的时候，被人们抛在了脑后。所以，谁知道呢？可能下一任英国君主会成为真正的民众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