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小团圆》：用了20年纠结是否应销毁的小说

《小团圆》在香港出版。VCG

与张爱玲在台湾轻易扎根，沛然茁壮不同，胡兰成在客居日本多年后，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了台湾，被中国文化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可是好景不长，在又一波清算汉奸的风潮中，他受到强力攻击，只得意兴索然地回到了日本，不久客死异乡。这一消息传到张爱玲那里，怕是已迟滞了不少时日。这时，张爱玲正在埋头写作她的一部重要作品，《小团圆》。那是她束心入笔，对胡兰成的隔空回答。

在为数不多的朋友中，邝文美、宋淇夫妇算得与张爱玲渊源最深、情谊最长的。宋淇促成了张爱玲与皇冠的牵手，彻底改变了张爱玲在异乡的生活境地。其后半生最重要的作品，带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对照记》、《海上花列传》白话本与《红楼梦魇》尽数由皇冠出版。1984年，又是由宋淇牵线搭桥，香港邵氏公司拍摄《倾城之恋》，张爱玲拿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后来但汉章拍摄《怨女》，关锦鹏拍摄《红玫瑰与白玫瑰》，也都是通过宋淇与张爱玲取得的联系。

1985年深冬，张爱玲一次夜归，因为走得急，到家感觉心口刺痛，深感年事已高，在异乡随时可能遭逢不测，写信给宋淇夫妇，“刚巧几天后有两万多存款到期，换了一家开了新户头，就填你们俩作beneficiaries（受益人），可以帮我料理。”唯有面对这对夫妇时，张爱玲才表现出少见的任性般的依赖。她写给他们的信总是絮絮叨叨，不复是写给他人的那般简洁清淡，许多不曾对其他人说的话，她都端给了他们。在信中，她嘱咐他们“一有空就写信”。宋淇夫妇见证了《小团圆》的诞生过程，也改写了这部张爱玲唯一的自传体小说的命途。

早在1975年，邝文美、宋淇夫妇就接到张爱玲的信，说自己正在写一个长篇《小团圆》，而且这部小说的触因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不无渊源。在她，自然是不肯让世人只听男主角的一面之词，既是“传奇”，那不如让她这个更擅长写传奇的女主角来写。仅仅隔了几个月，18万字的《小团圆》成稿就寄到了宋家。邝文美、宋淇夫妇自然是马上拜读，且在十分认真地读完后，由宋淇执笔给张爱玲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他担忧此书的自传色彩太过明显，出版的话难免被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为政治上声讨的把柄。他也担忧正急于在台湾登岸翻身的胡兰成，借此作品作为宣传自己的噱头。刚好，胡兰成于一年前被台湾文化学院聘为了终身教授。宋淇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976年台湾再版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时，就在书的扉页上扯出张爱玲做广告，“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

宋淇劝张爱玲慎重修改《小团圆》，不要让这部作品毁了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丢掉中文出版的市场。张爱玲听从他的劝告，放弃了急于出版《小团圆》的念头，将之留在身边反复修改，这一改就是二十年。直到她离世的前两年，她还在书信中与宋淇商量关于《小团圆》的修改事宜。《小团圆》似乎耗费了张爱玲太多的心力，在这二十年间她再没写过什么像样的小说。

尽管钱是生活的必需，张爱玲还是秉持——不属于她的绝对不要一分。1990年《联报》副刊想刊发早年的《哀乐中年》电影剧本，准备将稿费寄给张爱玲，张爱玲却在信中说明，这部电影是桑弧编导的，她虽然参与了预写过程，但不过是过问，当时只拿了编剧费而未署名，现在她也不能冒领这笔稿酬。事事分明清爽，是她贯彻始终的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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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她又写信给林式同，提到了搬家。消匿了几年的臭虫卷土重来，她从威尔考克斯邮箱里取回的报纸上发现了一只蚂蚁。这微小的虫类让她的神经顿时绷紧了。每个月她要花两百美元购买杀虫剂，用于消灭这些无形又无处不在的臭虫。几乎每一格橱柜，她都要喷上一罐，还是不能彻底解决虫患。这不禁让人怀疑臭虫不是疯狂繁殖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占据了她的意念，在她的意念中肆虐，繁衍。

张爱玲在信中列出了对新房子的要求：小房间（大点也行），有浴室、冰箱（没有也行），没炉灶、家具（有也行），不怕车声飞机声之类噪音。什么都可以随意，但最关键的是房子要新，而且没虫。

林式同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为她找了一套条件不错的单身公寓。西木区是洛杉矶最好的一个区，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张爱玲坚持自己将家搬了过去。不知为何，她在邮箱上用的假名Phong。张爱玲住在206房间，隔壁是两个台湾研究生。

林式同在时隔7年之后，才在这间公寓第二次见到了张爱玲。7年里，他们的住地虽然相隔不远，但都是靠书信与电话联系。有时电话找她之前，须得先写信过去，这样才能保证她会接听电话。虽然林式同“目睹”了张爱玲最后几年的生活，两人在精神与思想上却没有什么交集，这恐怕是因为林式同并非文人或作家，他所擅长的建筑专业与文学毕竟有隔。

和写婚书的随意如出一辙，张爱玲的遗嘱也立得随性。她去书店买表格，填写需要公证的授权书，让在上海的姑夫代理版权，看到店里有遗嘱卖，就顺便买了一张。她没有征询林式同的意见，就将执行人填了他的名字。随后，她将遗嘱正本寄给了宋淇，除声明所有遗产赠给宋淇、邝文美夫妇外，还写明遗体立即火化，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外。在信中，她特别强调，“《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二十年间，毁还是不毁《小团圆》的念头一定在张爱玲的心头颠仆翻腾，毁是那么轻易，再造却是不可能。文学创作的艰难，让每一个写作者如珍视珠宝般珍惜自己的作品，况且，《小团圆》不同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仿佛是她在听到不实的评说后，慨然而做的宣告一般。她需要对这世界上“张看”她的人说话，她不能让有失偏颇的另一个版本独自流传。也许，她比爱惜任何一个由她创造的“传奇”，都更深地爱惜与她切肤相关的这一个“传奇”。因此，她才没有亲手毁掉《小团圆》，转而让她信任的人去销毁。

到了晚年，虽然主动隔断了与外界的诸多联系，顾自过着烦恼丛生的日子，独力与频繁造访的感冒、肠胃病、眼疾、皮肤病、牙病做着抗争，但实际上张爱玲并没有阻断让世人“张看”自己的机会，只不过她只肯让世人看到她所愿意让人看到的样子。

她因框架眼镜不适合自己的脸型，而配了隐形眼镜，1993年，在七十多岁高龄时还有过做美容手术的打算。尽管这计划没有最终实施，但念头的背后无疑泄露了她渴望被人“张看”的心情。她比任何人更渴望把自己变成一部“传奇”。

1994年，张爱玲考虑到香港九七回归期限快到了，宋淇夫妇也许会像一些人那样打算离开香港，便写信给邝文美，“九七前你们离开香港，我也要结束香港的银行户头，改在新加坡开户头，无法再请你们代理，非得自己在当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点把钱移去，也免得临时的混乱中又给你们添一桩麻烦事……”她很快接到回信，宋淇坦言“我们已七老八十，病体难支，绝无心无力作他移之想”，张爱玲这才放下心来。

这一年，她的《对照记》在台湾出版。张爱玲将手头可以找到的照片辑录在一起，并配上相应的文字，或回忆拍摄此照片的时间、背景，或记录当时的氛围、轶事，或生发出张爱玲式的感悟。年轻时洋溢在不同姿态中的飞扬意绪，渐渐被中年的沉稳淡然取代。而中年后不同年龄的几张照片联排在一起，没有多余的过渡。这个刻意活在世人视线之外的女人，终逃不出时光的注目，它一点一点如此耐心地在那张曾经青春饱满的脸上工笔雕刻。

迈入老境的张爱玲，躲在自己独造的世界里，无数次地在这些照片中流连，品咂，回味。短的是人生，长的是回忆，人其实是在不断叠加的回忆中慢慢老去的。

那些曾留给她欢乐与痛楚的人们，自然无法忘记，索性将他们一一召回，在泛黄的影像和墨绿的笔触间，复生。

《中国时报》颁发给张爱玲终身成就奖，这是她一生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奖项之一。她没有专程赴台湾领奖，而是手拿一份报纸拍了一张照片，报纸上赫然印着粗体大标题“主席金日成昨猝逝”。她以这张面带些许调皮微笑的照片，代替她回到台北领奖。

这张照片中的张爱玲，苍老的面容上却镶嵌着黑而有神的目光，淡定而超然地注视着世人。

本文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张爱玲传——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王芸 著），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