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的冒险｜前现代世界的经济特征

一、“礼物”

我从未见到过有人如此慷慨

如此大度款待宾客，

以致“不允接受”（recevoir ne fût pas reçu），

我也从未见到过有人如此……

于其财产

以致接受回报反而令其不悦。

以兵器或以服饰，

朋友间要相互愉悦；

每个人自己（通过各自经验）就会晓得，

互赠礼物的朋友

才是最长久的朋友，

只要那礼物往来不辍。

对待朋友

须做朋友，

要用礼物报答礼物；

应抱笑容

面对笑容，

狡诈正好回复谎言。

你知道，如果你有一个

令你信赖的朋友，

而你又想有一个好的结局，

那就要让你们的灵魂交融，

还要交换礼物，

并且要常来常往。

以上诗句出自斯堪的纳维亚诗集《埃达》（EDDA）中的一篇，诗歌很古老，但其中描述的内容，对现代人来说并不算陌生：礼物交换。不过，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位法国社会学家以这首诗作为引子，让“礼物交换”承担起一项极为重要的理论使命：反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这位社会学家就是莫斯（Marcel Mauss）；这本书就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1923/1924）。

《礼物》一书篇幅不大，讨论的主题其实也不复杂。19世纪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对商品交换以及围绕商品交换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市场社会进行解释和辩护。然而在相应的理论表述中，往往令人产生一种感觉：商品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财产权利制度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莫不如此。莫斯的主张就是商品经济不是普世现象，而是近代社会的发明。他通过18、19世纪博物学家、人类学家所累积的经验材料（尽管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证明：在古式社会中，“交换（échange）与契约（contract）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obligatoire）”（莫斯，2005，第4页）。

上述论点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商品交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一种交换形式，而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交换都是通过某种类似于互赠礼物的形式达成的；第二，以互赠礼物的方式达成的交换并非基于“权利”——法律意义上的产权关系，而是一种强制的“义务”。

由此，莫斯得到的结论是，商品经济和以此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那套“趋利的”法律、政治制度，既不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也不是终点；既然我们业已认识到当下金钱社会所具有的种种弊端，那么是时候应该反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鼓吹的那套“一般经济规律”了；社会也应当超越冷漠无情的、崇尚个人权利的原子化状态，转向一种更具有人情味的、拥抱集体互助的人际关系。

“是我们西方社会在不久以前使人变成了‘经济动物’。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变成这副样子……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不在我们身后，而在我们前方；道德人、义务人、科学人、理性人都莫不如此；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人们都未曾是这样的人。人成为机器，成为复杂的计算机器，实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莫斯，2005，第172-173页）

以上表述相信在许多读者看来不仅不会陌生，反而相当熟悉。因为这类充满情感张力的话语是20世纪以来文学、艺术以及学术研究中永恒的主题，不断在各类文本创作、影像资料和社会行动中产生回响。究其原因，莫斯的理论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植根于那股更为强大、更具影响力的思潮——批判现代性。

只不过学术研究偏好存在周期性，当研究旨趣发生改变后，相同的论题便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在莫斯之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为“礼物”赋予了更多抽象复杂、玄奥难解的含义与价值，而其原有的批判性价值反而减弱了。

让我们就此打住，本文的目的不是想要跨界去探讨社会学中“礼物”内涵的流变，也无意反驳莫斯理论中的错误；我想做的，是借用此概念来解决经济思想史叙述中的历史背景问题。

二、历史背景

任何超越于时代的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结果，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所以在经济思想的冒险之旅开始之前，我还想花费些篇幅来讨论一下历史背景问题。一出绝佳的戏剧需要与之相配的舞台，尽管很少有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会去关心舞台背景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可是对于剧中的角色而言，离开了特定的舞台，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背景又应该如何来构建呢？首先是确定历史分期。

如果依照当下主流经济史（在此指的是经济学科中的经济史，不是历史学科中的经济史）的观点，其实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工业革命。按此标准，大致以1800年为界，可以分为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经济学，同时也非常简化的分类，其最大的弊端在于工业革命本身仍然是一个谜，还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既然我们对工业革命还无法认识清楚，那么工业革命之前与之后的社会存在什么样的异同自然也就众说纷纭了。

反观其他学科，考古学比较朴实，以制作工具的材料为标准，使用三时代系统，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历史学则颇为复杂；除此以外还有直接以时间序列划分的系统，古代社会、中世纪和现代社会。

而我想尝试采用一种混同方式，将经济思想的历史背景划分为前现代世界和现代世界，其中插入一个过渡时期，即中世纪。具体的时间点则以1500年（16世纪）为界，1500年之前为前现代世界，之后为现代世界。前现代世界又可再进一步细分，5世纪之前为古代社会（用莫斯的概念来说就是“古式社会”），5世纪到15世纪则是中世纪。

必须承认，该分期系统是“西方中心论”的——如果去除这一词汇被某些学者肆意添加上的价值判断含义的话，但不意味着与中国的历史经验无关。之后的思想史论述中会展现出东西方社会在历史经验的差异和相似，以及相互间的交流影响。

为何做出这样一种历史分期？我的理由是：前现代世界和现代世界在经济特征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和思考，构成了经济思想流变的历史背景。

那么前现代世界的经济特征又是什么呢？

如果依照目前主流的经济学思维模式，一般会从技术、贸易、收入、经济组织等可量化的指标入手来界定时代的经济特征。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客观指标都不足以说清楚前现代世界和现代世界存在什么样的不同。

前现代世界技术不发达吗？相对于现代世界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技术”是一个间接指标，其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就好比说地球人的科技落后于外星人，因此可以认定地球文明很落后，而“落后与先进”代表了地球文明不同于外星文明吗？这种三流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是典型的工程师思维。技术有高低，文明无优劣。研究人类社会之发展，技术因素很重要，但是重要之处不在于技术，而是技术应用以后的结果。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发明，而是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社会（在当时主要是西欧）最终摆脱了数千年来人口因素的制约，进而引发社会整体结构的急剧转变，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发展格局。

所以，虽然前现代世界在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世界，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技术的落后与先进是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相反，古人在受限的技术条件下亦发展出复杂程度不亚于现代社会的文明形态，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而“贸易”这一变量则来自于19世纪德国学者所热衷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即一切社会都会经历数个阶段，比如从畜牧时期到农业时期，再到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依照该理论，现代社会以商业为主导，前现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导，商业贸易不发达，因而可以从贸易量、贸易规模、贸易制度等指标上来区分前现代与现代社会。

可是，前现代社会真的是一幅自给自足、封闭的田园式农耕生活景象吗？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这只不过是早期学者在缺乏证据材料下的一种想象而已。请诸位读者先来看一看如下几幅图。

古代世界不仅不是一个又一个封闭自治的农业社群，而且当时文明世界之间往来交流之繁荣，超乎我们的想象。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人类社会就进入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从阿富汗、伊朗到黎凡特、埃及，再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就像图1和图2所示，亚述人、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甚至部分考古学证据显示，青铜时代的国际贸易可能已经延伸至更遥远的地区，覆盖北非、西班牙乃至印度河谷流域和中国。也就是说，除了美洲以外，当时已知的文明社会已经通过贸易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公元前12世纪前后，青铜时代崩溃，腓尼基人取而代之，建立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网络；而到了希腊-罗马时期，便有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图3），横跨欧亚非大陆。事实上，当1500年葡萄牙人越过好望角，建立起联系欧亚大陆的远洋贸易航线时，他们只是沿着一条新航道重建起一千年前的香料之路而已。

与贸易相伴的，则是一系列复杂的贸易规则。通过出土的数万件刻在泥板上的文书、信件，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商业合同、诉讼文书和账簿；商人缴纳的税率、贷款利息和期限；政府对商业的管制和保护。所有这一切，和我们现在的贸易制度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如果从贸易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相似性和连续性。尽管从贸易绝对量上来看，古代不及现代，但是量的差异无法解释质的不同。前现代世界的跨地区贸易网络并未形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前现代世界的商人不是资产阶级；前现代世界的商业帝国并未能发展出市场经济社会。这些都是常识。但是为何如此，是什么样因素决定了前现代世界不同于现代世界？问题的答案显然无法单纯用贸易指标来解释。

至于收入和经济组织这些变量就不再赘述。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已经证明，人均收入真正发生革命性变化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而且最初还仅限于诞生工业革命的西欧地区（主要是英国）。一直到20世纪初，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而言，以人均收入指标呈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从复苏到繁荣，进而转向衰退和萧条，然后再度复苏，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状态。而从经济组织来看，各类合伙、保险、风险投资性质的组织形式早在青铜时代末期的近东地区就已经出现，其行为模式和在贸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商人、16世纪之后的远洋贸易公司相比非常接近——至少就形式上而言。

因此我的观点是，应当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前现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经济特征：前者是礼物经济，后者是利润经济。

首先要指出，这一区分取自历史学家的观点。其次，该分类采用的是一种主观描述而非事实陈述，即不是说古代世界中的人们都是如本文开篇那首诗歌所描写的那样，做生意像是在交换礼物。“礼物经济”这一概念要说明的是，古人对于商品交易这一现象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这种理解所产生的现实影响。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