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风”：跨界与比较视野中的本·安德森回忆录

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者安德森教授是一位跨界与比较方法论的叙述分析大师。跨界乃安德森一生的热忱兴趣与深厚底蕴，甚至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比较是安德森一贯的鲜活话语策略与视角关怀，在同质与异质的文化、族群、宗教、国家、地区谱系交织的浩瀚历史时空之间，纵横穿越、信手拈来，却无哗众取宠之嫌。所以，对《椰壳碗外的人生》（如下简称《回忆录》）中文版书评，如果书评者从跨界与比较的关联开始，应该恰当不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跨界与比较视野”，既具有《回忆录》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基本属性，更具有安德森学术人生的显著特性，同时具有书评者关联另两位同龄学者和另两部同类回忆录的分析关怀。鉴于《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学术专题著作的专门属性，对安德森的个性、安德森回忆录和安德森的学术生涯等三位一体的特质焦聚，应该成为本篇书评的兴奋点与中心点。拜读全书，书评者掩卷沉思，脑海里浮现最深刻的一串相关主题词：首先是三位学者与三部回忆录，然后是三条脉络主线与一个最鲜明主题，最后是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本书评也将依次分为五个部分，沿循上述脉络框架与视角焦点展开，以请教方家。

三位学者

与长期位居代表霸权的“正统”、“主流”、“中心”和“传统”（如果不能称之为“保守”与“封闭”）的学科领域不同，二战后“边缘”的与“新兴”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异军突起，涌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跨东南亚地区的、跨学科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边缘” 与“新兴”远不止字面意义上的简单涵义，而是更多地带有理论方法论与经验张力的工具性颠覆策略和社会文化关怀。提起安德森的名字，作为东南亚学人，书评者首先想到的是另外两位著名学者。从更长时段的传承视角看，二战后第一代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当之无愧地属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凯恩教授（George Kahin）、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家格尔茨教授（Clifford Greetz）与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政治历史学家本达教授（Harry Benda）、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家霍尔教授（D.G.E. Hall），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特汉默（W.F. Wertheim）等等。东南亚学界第二代学者中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三位则当属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与政治学学教授斯考特（James Scott）、先后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瑞德（Anthony Reid）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森（Ben Anderson）。应该不是巧合的是，跨界与比较历史视野都成为三位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显著一致的深刻关怀。

三位学者都是一致地源于中心、身处中心，然而却深耕边缘、以边缘为经验、以边缘为手段、以边缘为关怀，检视、回应、反思甚至挑战中心的主要学术议题，借此揭示人类世界和历史进程的共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斯考特教授以研究东南亚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经济学”、 “弱者的武器”和东南亚高地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而驰名世界；瑞德运用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视角方法研究早近代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而享誉学界；而安德森教授的《想象的共同体》风靡全球，成为研究民族主义起源的新经典。2015年，安德森辞世，斯考特和瑞德仍健在安好，依然保持着旺盛好奇的生活热情与智识冒险的生命激情。仅举例，斯考特始终文思如涌、笔耕不怠，据说总会热情地在家里与所有客人分享自家饲养的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瑞德退休后则于2018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关于早期爪哇王国的爱情、宗教与权力的历史小说《马打兰》（Madaram）。总之，三位学者一生都在追求测试自己潜能的智识边界，都在以自己的跨界风格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学术潜能与文化遗产。很难说，他们的选择没有从彼此的经验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启发。

三部回忆录

阅读安德森回忆录，作为治东南亚近现代史与华侨华人史的学人，书评者同时想到了另外两位著名学者的回忆录，即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王赓武的《此处不是家》（Home is NOT here，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何炳棣和王赓武是历史学家，王赓武和安德森是东南亚专家；何炳棣和安德森已然作古，王赓武依然活跃学界，而且睿智与热情始终不减当年。三位学者都是内心非常强大，也是内心非常丰富的先进先驱。当然，三位学者的个性差异非常大：何炳棣个性鲜明强势，爱憎分明；王赓武乃宽厚仁慈的谦谦君子，开明睿智、敏锐深刻，极具人格魅力；安德森享受着骨子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任性”和“理性”、“顽童”与“愤青”的快感。三位都是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的著名学者，如果一定要彼此分别的话，那么，何炳棣是“真”, 王赓武是“善”，安德森则是“酷”。 三位学者都是以跨界与离散学人的共同体验，揭示各自独特跨文化、跨学科与跨时代的非凡学术人生。

三位学者学术人生集聚了一系列显著悖论：何炳棣的博士论文研究英国西洋外交史，毕业后却转行，成为一名具有跨学科深刻关怀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座教授，并于七十年代初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历史上首位亚裔会长。王赓武的博士论文治中国五代十国古代史，却最终成名于南洋华人史并立足于东南亚研究，同时长期充当西方汉学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王赓武三十岁左右即被擢升为马来亚大学正教授、历史系主任，1968年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兼远东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后从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6）职位退休，他又重返新加坡（1996），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以及其他多个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专业服务长达二十多年，一生可谓多姿多彩、璀璨荣耀。安德森更是悖论，虽然总是一波三折，却每每戏剧性地峰回路转。安德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印尼爪哇日据时代的革命与政治，却于1972年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以至无法从事印尼研究，只好被迫转移，从头开始研究泰国和菲律宾，最终却成就了其民族主义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起初由英国一个不知名的小商业出版社出版，不是惯常由世界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出版后除欧洲外，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以至当时《美国政治评论》书评宣称，该书除了书名吸引眼球之外，其余内容甚至一文不值。直到出版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初，伴随前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风起云涌，该书得到了欧洲学界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等跨学科学者热捧之后，才最终奠定了安德森在其安身立命的美国学界，特别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殿堂中的泰斗地位。

三位学者在各自专业舞台上纵横捭阖，然而又各有千秋。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出生长大的学子，虽身处美国，何炳棣的政治牵挂多是故乡与家族，国家与民族，积极奔走穿梭于中美两国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之间。作为在印尼出生、马来西亚成长的海外华人，王赓武的学术依托无疑是坚定地立足和捍卫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然而，作为江苏籍“外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受英文教育的学子，王赓武好像并没有真正融入以闽粤省籍乡土文化和工商两极社会为结构性特征的南洋华人社会。王赓武一直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密切的政治互动，然而他却始终理智、娴熟而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学者与专业学术领袖的角色。作为中国出生、在中美度过童年、在英国名校接受教育的爱尔兰裔青年，安德森则始终具有热忱的现实政治关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在各文明之间、各学科之间、各种精英、各种制度之间的独特地位，并以独特的方式与智识“狡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三位都是离散学者，不仅具有离散的特别情节，而且都具有跨界的鲜明悖论，都是各自文化根基的、跨文化的代表性先驱，都是在东西文明与学术世界游刃有余的学术领袖。尤为可贵的是，虽然三位学者都对现实权力政治、民族国家政治与族群文化权力有各自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把握，却依然保持学人的务实本真和理性反思的可贵品质。

三部回忆录各有侧重、各有自己的关怀面向。何炳棣回忆录以个人为中心，非常严谨，也非常较真，是历史回忆录，也是学术回忆录；它是百科全书式的，既是个人读史阅世的真实书写，更是划时代政治历史社会变迁的鲜活纪录。王赓武回忆录主要聚焦于1949年前十九年的人生，更多的是怀念父母、家国情怀、青少年成长，特别是特殊历史时期自己的家国情结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是家庭与个人回忆录，更是对父与母、乡与土、根与源、家和国、个人心迹与路径选择的历史交待。王赓武回忆录没有涉及学术，没有涉及政治（战后敏感的），当然更没有涉及人事（个人事业的）。如果有，也是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刻骨铭心；是历史，不是政治。如果有，也是老师、同学、同伴、乡邻的情谊友爱；是缅怀，不是人事。这应该不是疏忽，更不是偶然。鉴于其学界泰斗的地位与人格魅力，王赓武回忆录一经面世便在海外华人学界、海外汉学界和东南亚学界引起热烈反响。饶有意思的是，虽然回忆录通篇没有学术，然而王赓武叙述剑锋指向的一个最明显的专业主题关怀是移民、离散与身份认同。难怪，作为华人移民研究的大家，王赓武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此处不是家”，并且书封覆盖了一枚暗示宣布被驱逐的官方印章，令人浮想联翩。窃以为，它既强烈地表达了其父母长期寄居南洋、却一直想回家的身份认同，也暗示了王赓武父母和本人曾经回过家一段时间，却最终被迫再次选择回归南洋的心路历程。“此处不是家”，却令人魂牵梦绕、寻寻觅觅； “此处不是家”，是父母呢喃，还是王赓武自语？是被“逐放”，还是自我放逐，或另有所属？“此处”何指？当下之地，还是相对彼处而言？究竟家在何处？彼处吗？如是，彼处又是哪里？中国吗？显然不是。马来亚吗？澳洲吗？幼年的印尼，童年的怡保，青春的狮城？或求学的英伦，或事业人生的足迹，或子孙所处，或藏在个人内心角落归隐的精神家园？令人想象——王赓武既没有、也不会、更不能明说。安德森回忆录，则是满满的个人学术心路历程，特别是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学科框架与方法论、比较政治与文化关怀的阐释、解读与探索。然而，三本回忆录都是三位杰出学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路径选择的精心之作，分别代表了战争与革命转型时期美国华人、南洋华人和爱尔兰裔先驱学者的精彩跨界人生之路。

安德森蜚声国际学界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他是美国东南亚开山大师凯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成功地培养了大批世界杰出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学子。《回忆录》中，安德森特别重点地明确叙述了其智识渊源的重要核心：导师凯恩、弟弟佩里、挚友西格尔，以及康奈尔大学课堂上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优秀研究生等等。然而，安德森本人没有明确指出却非常重要的智识影响还应该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欧洲古典文明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深刻影响；爱尔兰裔离散性与个人世界性履历的深刻烙印；专业理性原则与剑走偏锋分析批评、边缘社会同情关怀、顽皮任性好奇冒险的人格特质的结合。所有这些，应该成为真正理解安德森独特的学术思想、叙事风格与学术人生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安德森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既不极左、也不极右；安德森是传统与正统理论的颠覆者，但他不偏激、不个人意气，总是能够从西方古典文明与历史传统、从亚洲文明历史与社会文化传统中、从现实技术革命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文化行为表现中，寻找大量而有力的证据，非常专业而令人信服地解构和重构、对比关联与叙述分析。安德森骨子里自始至终就是一位不安份的、冒险果断的、渴望“等风”和“追风”的有心人。他的一段充满东南亚文化元素与诗意情怀、优美激情而富有哲理的“我在等风”的个性独白，更是令人热泪盈眶：

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 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 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向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体和心灵之旅都很重要。（204-205页）

三条脉络主线

读完安德森《回忆录》，最深刻的印象是书中呈现的三条脉络主线。这是一本专门面向日本学者、东南亚学者，甚或是全球青年学者的学术回忆录。安德森的用心之处在于，他以三条鲜明的脉络主线，相互串联、渗透、映衬、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彩传奇的学术人生。

第一条主线，自然是安德森个人的人生的历程。除序与跋外，回忆录分三大部分，从童年青春成长到学术职业生涯，再到退休后的智识兴趣尝试，一目了然，简约不过。序，交待了缘起，又充作导论；跋，既是收尾，又呼应序的主题面向，同时携带着希望和呼吁。三个部分，青春篇一章是序曲与铺垫，也是后面章节的引子。职业学术生涯篇分四章，显然是主要内容和全书重点关怀。退休后部分一章，是承继青春时期兴趣的探索，也是退休后智识生涯的新探险。全书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主角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娓娓而谈。所以说是安德森本人的回忆录，可谓名副其实。

第二条主线，主要焦聚于安德森学术职业生涯最重要课题关怀，如“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框架”。区域研究是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三大要素的统领框架，却又彼此区分，各自独立成章，专门展开详细论述，都有自己相关的学科传统关联与学术理论方法论参照。区域研究，一直是安德森所在大学院系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本人职业生涯面临的重大智识转型，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需要面临的理论方法论课题，特别是青年学者和亚洲学者对此最为感兴趣。这是安德森用心最多的地方，也是《回忆录》的学术趣旨之所在。所以说《回忆录》是一本关于认真讨论学科方法论著作，应该没有夸张。

第三条主线，是叙述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智识来源、过程、幕后轶事和脚本注释，而不是继续洋洋洒洒重复论述民族主义宏论。更重要的是，此条主线始终紧扣“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和“跨学科框架”等重大课题进行叙事分析阐释，反之亦然。而且，处理手法上, 这同样是最鲜明地揭示了安德森式叙述风格。这条主线虽然鲜明，但处理手法上却不是大张旗鼓，而是穿插在第二条主线中，忽明忽暗而不动声色，平实自然而不乏坦诚。

简而言之，《回忆录》可以说是一部新颖活泼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甚至不像个人回忆录，因为安德森个人经验叙事主要用以阐述他自己对区域研究历史演进、学科理论磨合与田野比较框架等更大关怀的视角和策略。除童年少年的个人经历外，《回忆录》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琐碎生活与私人的情感历程，而是主要从智识形成与职业生涯的专业角度出发，贯穿着安德森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长为一位东南亚学者的，是如何在美国传统学科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学系博弈、磨合、乃至最后被接纳、融会贯通的，又是如何超越东南亚学者成为一位享誉全球跨学科民族主义研究的明星大腕。当然，不是说，《回忆录》没有任何个人好恶取向，相反地，安德森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掩饰自己的鲜明价值观，包括学术的、政治意识心态的、个人友情的。

一个最鲜明的主题

掩卷沉思，跨界是构成安德森学术人生的一个最鲜明、最闪亮的主题，而且是以一连串戏剧性悖论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的。跨界，不仅是安德森的人生成长历程，不仅是他学术职业生涯的显著特征，而且是他基于自己阅读兴趣、生活爱好与思想价值取向的清醒选择。何谓跨界，这里同样有着安德森独特风格的理解与实践，有他的个人体验与演绎。安德森最鲜明的跨界演绎具体表现包括文学、诗歌、艺术、音乐、语言、电影、历史、翻译，当然主要是政治。安德森最得意、最悖论的跨界结合应该是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叛逆，西方与东方；总是从边缘到中心、从外围到内核、从东方到西方，从欧洲到美国，从田野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到学科理论，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关怀到严肃学术理论反思和撰写，无不充满着他自己个人智识冒险的探究刺激，以及每每逢凶化吉之后的自鸣得意与庆幸。《回忆录》虽然没有直白明了地声明，然而安德森对此并不掩饰，并用叙事方式彰显这一个性：即兴趣广泛而满怀激情、充满好奇心而专业敬业、富有冒险精神、激情诗意而理性与强烈同情心。

在安德森回忆录里，“跨界”这一最重要主题框架，紧紧依托、呼应、兼容上述三条主线而展开。换言之，安德森把个人学术人生轨迹、区域研究学科主旨与《想象的共同体》脚本的来龙去脉，用一个最显著、最契合的主题词“跨界”点亮《回忆录》全书。三者相互关联、互为一体。1958年之前，流动的青春既是铺垫，也是底蕴。1958年之后，美国读研的职业生涯，既是践行，更是阐发。2001年退休后的人生，既是继续追逐个人青春梦想，也是对职业学术生涯的个人解放。其人生历程，自始至终、彻头彻尾是演绎“跨界”的主题。职业生涯总是任何人生旅程中最重要、最有社会意义的部分，细究之，安德森回忆录着墨最多的正是此部分。而此部分又主要关注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和学科方法论，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勾勒和阐释了其历史发展脉络、体制框架、学科特征、研究方法。所以，“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四章内容构成了安德森回忆录向学界分享自己的独到观察与体验。这是全书的学术趣旨，可谓确确实实。

与一般学院式机械、深奥、枯燥的同类理论方法论著作不同的是，在本书中，安德森是以回忆录的形式、以对话的方式、并且以一以贯之的批判却不失包容、学理却不失生动、体制结构进程却始终以个人叙事为主线的手法简洁明了地糅合为一体。最重要的是，回忆录非常明确地宣示和演绎了安德森对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理念：其一，“区域研究”自始至终是在传统学科霸权与偏见中，因而也是对抗传统学科的智识和体制的进程框架中发生、发展的。其二，“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三大维度构成了“区域研究”的最基本、最显著的学科方法论特征，也是战后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发展趋势。

针对区域研究的三位一体的重要维度，安德森特别分享了个人学术心得的三个要点：其一，关于田野调查。安德森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先后做过广泛而深度的田野调查。他属政治学系出身，其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方式是访谈，涉及的是当代敏感的政治议题。过程中的互动经历、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重要交往友谊等，同样构成其田野调查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其二，关于比较框架。安德森是一位融会贯通比较方法论实践的高手。安德森认为，比较的框架不只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策略”和“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所以，他特别强调“出人意料”之外比较的视野策略和轰动效应，强调统一国家内“长时段纵向比较”与“跨民族比较”的时空双重维度的重要性，强调比较学者的源自“陌生感和缺位体验”的跨文化好奇心和新颖性。其三，关于跨学科。安德森专门指出其与多学科的区别，他写道：“我这里说‘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这一情形：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它与‘多学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不同，‘多学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159页）安德森专门分享了个人对几个重要基本点的理解分析讨论，譬如立足精通某一学科的重要性、认识到所有学科都是变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融通学科之间藩篱的重要性。一言蔽之，安德森特别关注，以学科的方式进行跨学科，以跨学科的方式发展学科。

安德森的独特之处与幸运所在，应该归因于他一生“等风”“追风”的果敢、锲而不舍的反抗、孜孜不倦的追求、傲而不骄的智识禀赋、深刻关怀的学术理性和强烈同情心的国际主义等等。他畅快淋漓地将个人爱好与职业生涯结合在一起，贯通融通：作为受压迫的爱尔兰裔离散后裔的坚守与诉求，作为新兴独立国家与边缘的印尼学人的同情与反抗，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强烈同情，作为家境优越、名校出身的精英学子的漂亮履历，作为精通欧洲古典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精英学人的冒险批判，作为美国区域研究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顶尖学者，作为真正精通多国文字的一流东南亚学者的深刻同理心、同情心与学术理性, 作为战后美国东南亚研究先锋领袖凯恩得意门生受其个人反战立场传统的深刻影响，作为英国新左派先锋学者佩里∙安德森的哥哥受其智识与政治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以及作为纯粹学人的理性包容等等。

概而言之，安德森一直位居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然而个体上却始终坚持边缘与叛逆的视角：他的经历与智识关怀一直是全球性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与比较性的，然而其个人研究却定位于印尼、东南亚、亚洲的非发达国家。安德森在全世界东南亚研究学界一直是中心的，然而在其任职的康奈尔大学保守传统的政治学系却是边缘的，安德森的智识反抗与创新应该是有意无意地与之抗争，从亚洲东南亚的边缘前沿与立足于其经验文化基础上的对正统学科的智识抗争。安德森骨子里是探险家、冒险家与文学艺术范儿的，却始终没有迷失、放任或者极端，而是不自觉地借用了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一流精英的天然优势，完成了不同学科、文化、语言、艺术、社会、历史等多种差异性的个人智识穿越探索。所有这些无疑与他个人的家庭教育成长背景、禀赋、情怀、兴趣、睿智与自律相关，当然也与变迁的时代密切相关。

一点中文书名评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回忆录》翻译干净、用心，可读性强。本书译者是一位文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而不是一位东南亚研究出身的学者，不仅反映了安德森学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译文少了许多常规的学究、干巴的痕迹，契合安德森生动跳跃的个性，令人耳目一新。中文书名“椰壳碗外的人生”大胆地借用东南亚本土元素，而不是取自原来的英文书名“跨界的学术人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似乎无可厚非，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安德森个人的成长历程，体现了本书亚洲青年学人的专门面向，当然很难说与其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意识形态取向不无关系。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依笔者愚见，政治上，“椰碗壳”隐喻乃安德森特意警示狭隘的、地方本位至上的民族主义者与封闭排外的文化本位主义者的危险性；人生轨迹上，“椰碗壳”隐喻相对应和反衬的是他另一个“我在等风”隐喻的人生实践成功阐释。“椰壳碗”内的“青蛙”绝不是安德森的秉性，“我在等风”才是他的真性情。如果说，蜷缩在“椰碗壳”内的“青蛙”隐喻与积极奔放的沃尔特∙凯利和卡尔•马克思名言结合关联，鲜明地再现了安德森对青年政治自由与思想解放的世界性关怀；那么，“我在等风”则更鲜活地体现了安德森作为学者对专业学术的纯粹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个人热忱。

然而，政治与社会文化警示除外，从另一种意义上，如此中文书名终究遮蔽了全书真正的学术趣旨。如此中文书名不仅有悖回忆录的英文原名“跨界的学术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而且有悖英文版回忆录的全球学术面向。如上详述，本书与其说是安德森个人学术人生回忆录，毋宁说是他作为全球区域研究领军学者关于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关怀等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心得体会。本书的写作发轫于日本学界的策划并最先于2009年面世日本版，他弟弟一直力劝安德森向全球推出英文版。然而，直至2015年初其人生将届八十的前夕，应该是意识到身体与记忆力明显衰退的状况下，安德森终于决定愿意出版英文版。安德森应该很清楚，这将是他向全球学界告别的最后一部收官之作。果不其然，当年12月13日安德森即在印尼东爪哇睡梦中长眠，回忆录英文版也于其辞世后的2016年推出。如同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由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推出一样，安德森回忆录英文版也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应该不是巧合。

总而言之，如同安德森的跨界学术人生一样，《回忆录》不仅是专门面向对亚洲青年学人与东南亚研究学人，而且对全球学界所有的资深学者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将是受益匪浅的。同样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大学高层领导暨文科院系管理层，《回忆录》也是一本富有教益、深刻启迪的必读著作，尤其是在中国学界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的当下。我相信，读者会如同书评者一样享受安德森回忆录的阅读过程。我更愿意相信，在动笔之前和写作之中，安德森已然独自在调皮而愉悦地享受着读者阅读回忆录后的反应这一智识游戏过程，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读者，因为他当时便已料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