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吉林长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谢莉和丈夫鄂明守在紧闭的铁门外。铁门里面住着他们两岁的女儿鄂佳萱。“短短一个月，就签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孩子病情一直不稳定，反反复复，医生说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的宝贝女儿在受罪， 我很心疼很心疼。如果她救不过来，我和她爸爸商量了，决定将孩子身上有用的器官全部捐献，她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人可以替她活着。”谢莉伤心欲绝地说。
谢莉一家是辽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青椅山镇八棵树村人。丈夫鄂明常年在外打工，一家人为了生活在一起，谢莉带着女儿和患有肺癌的婆婆，跟着丈夫在陌生的城市租房子生活。平时谢莉在家全职带孩子、照顾病重的婆婆，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全靠丈夫鄂明做电焊工的收入。鄂明打工的日工资有280元，但因工作不固定，找不到活时就会停工休息，每个月下来只有五千元左右。
2018年9月谢莉的婆婆去世，12月谢莉独自带着女儿小佳萱来到吉林德惠市娘家小住。2019年1月，家家都在忙碌地准备过春节，16日小佳萱突然高烧39.5度，还伴随着憋气哮喘，谢莉赶紧把孩子送到德惠市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支气管肺炎。在医院治疗了四天，孩子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医生建议谢莉：赶紧去上级医院治疗。当天，谢莉就和孩子坐着救护车到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在吉大第一医院，医生迅速进行了急诊抢救，之后把小佳萱送去了重症监护室。小佳萱被确诊为腺病毒肺炎，由于病情危重，医生做了一系列紧急处置，上了呼吸机辅助通气，也上血液净化机，开始用抗生素等药物治疗。“我亲手把孩子抱到儿科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一句话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说，就让退出了病房。紧接着，医生让我准备每天两万的治疗费用，当时就懵了，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孩子爸爸。”谢莉说。图为透过病房监视屏幕拍摄的小佳萱。
“大夫说腺病毒肺炎死亡率高达50%，让我签了孩子人生中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因为儿科重症监护室是无陪护式治疗，我和丈夫只能选择在离孩子最近的监护室外的走廊等待。这一个多月中，这个走廊就成了我们守护孩子的家，窗台就是餐桌，病友送的简易泡沫垫子就是我们的床。”谢莉看着厚厚的铁门，忐忑不安地说。图为夜里，在医院走廊休息的谢莉夫妻。
每天，谢莉和鄂明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鄂明说：“每一次铁门打开，护士喊家长的名字时，我都紧张得要命。好在佳萱非常争气，在第七天的时候终于传来好消息，可以撤掉呼吸机进行自主呼吸了，第八天撤掉了血液净化系统。大夫说这个腺病毒非常麻烦，极容易感染，还要继续观测病毒感染指标，不过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得知孩子没了生命危险，我们俩激动地抱在一起好久才分开。”
孩子生死未卜，谢莉夫妻俩总是彻夜难眠。“一家人只隔着一层厚厚的墙皮，却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护士和医生向各位家长介绍孩子在里面的情况，我和老公急于想知道更多，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晚上实在睡不着，我们俩就捧着手机看着孩子健康时拍的照片和视频。”谢莉难过地诉说着。图为夫妻俩在走廊吃饭。为了省钱给孩子治病，谢莉和丈夫鄂明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是馒头就咸菜。
按照大夫的吩咐，谢莉每天都给佳萱做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以增强营养。“护士说孩子在里面可听话了，喝水都会跟阿姨要，不哭不闹。主治大夫也说孩子恢复得挺好，过完年有望出院，这一消息可把我们高兴坏了。”谢莉说：“眼巴巴等着孩子出院，没想到夜里孩子突发高烧39.5度，重复感染了，随即医院又让我签了一张病危通知书，我顿时感觉着头上就像被棒子打了一下，不知该咋办了。”图为谢莉为女儿准备食物。
在小佳萱发烧的两天中，谢莉和鄂明水米未进，一直守在治疗室门口。鄂明介绍：“第三天孩子发烧控制住了，又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抗病毒治疗。这时孩子已经住院27天，大夫交待说出院后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必须第一时间抱回来。不料出院第三天就发生了复感，我俩抱着孩子再次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实在没有钱了，孩子的主治大夫自掏腰包为我们垫付了三百块检查费，目前我们在医院欠费一万多了。”
目前，小佳萱的治疗费已接近20万，除了水滴筹筹的善款2.9万之外，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我们结婚时买的家具都卖了。我妈肺癌就花了不少钱，还欠着几万块的外债，现在孩子得了这么急的病，我们俩只得挨个向亲戚朋友们借。从目前看，孩子治愈还是有很大希望，那我们就绝不能放弃她。”鄂明说，如果孩子没有治愈希望，孩子妈妈和他已经商量，会将孩子的器官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