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评褚时健：解决问题是他的生命

2019年3月5日，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因病于3月5日下午在玉溪去世，享年91岁。

2016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专程前往云南，登门拜访褚时健，并在随后的《褚时健传》分享会上阐述了他对褚时健精神的理解。

本平台特别转载周其仁教授在分享会上的演讲实录。

周其仁：很高兴今天来到云南大学，和大家一起读褚时健，读《褚时健传》，讨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有很多含义，最早的含义应该是事业家，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在座每一位都希望事业有成，怎么把事业做成呢？

褚时健一辈子都在解决问题

读了这本书后，比较深的一点感触就是，要做成一个事，就要不断地解决问题。褚老的一辈子，封面上写着：“莫闲着”。莫闲着就是要做事情，就是要解决问题，要以解决问题作为人生的一个导向。褚老从很小开始就在解决问题。本来家境不错，结果父亲去世，褚时健才15岁，就帮妈妈挑起整个家的重担，那就要解决问题，酿酒、拿鱼，好多都是细致、细小的事。

但褚时健从小到大都解决问题，他甚至在自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要解决问题。他是解放前的地下党，读《新华日报》成为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建立也做了贡献，但到了1958年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是顶头上司暗示他应该把领导名字放在福利名单里，他觉得这跟共产党人的理念不一致。

于是，他从一个机关干部，到被歧视，去劳动改造。他到了糖厂熬糖，发现锅的厚度不一样，浪费燃料。那时候烧什么？榨完汁的甘蔗渣。他就戴右派帽子解决问题。刚开始那糖厂亏得一塌糊涂，他当右派副厂长，后来就有8万块钱的利润，再后来20万、40万的利润，在那个年代非常少见。怎么来的？认认真真解决问题。褚老背着很大的不公正包袱也要解决问题。

到了烟厂辉煌的这一段，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他要把烟厂从玉溪市的小烟厂，做强做大，要克服很多体制上的困难。购买新设备要外汇，但当时企业能创造外汇也不能用外汇，因为外汇是国家紧缺物资，只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企业要去创汇，松动它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书里有个细节，褚时健提出，我创造外汇，能不能有一个额度给我们用，创一百块美元，我能用25块。只有第一线的厂长才会提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25/75分成可以吗？国家拿75块走，留25块给工厂花，因为我进口了关键设备，可以创造更多的外汇。

最后，这形成一个国家政策，叫“外汇留成制”。当然全国定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定成25%，定成20%，一百块钱国家拿走80块，给你留20块，那怎么办？公开在外汇市场买卖，谁要用外汇，出人民币来买，如果5家要，5家竞争。最后就形成了两个外汇价格：一个是外汇留成市场的交易价格，一个是国家拍价。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刺激了中国工业创汇的积极性，直到朱镕基把两个外汇合并，形成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客观上把当时加起来的汇率贬了下来，贬下来就推动中国出口，才有外向经济的辉煌。所以我读这节非常有感悟。

解决问题靠智慧，还要冒风险

解决问题不是改变整个国家的体制，如果工厂没有定价权、没有投资权，不能对市场所有要素变动、产品变动做一个灵活的反应，怎么可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碰到国家深层次体制的东西。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北京写文件写出来的，北京凡是好的文件都来自于底层，类似于像褚时健这样解决问题第一线的改革家贡献的实践经验。当然，风险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国家正式的体制还没有改，你要先走一步，要闯，要先松动，就带来了很大风险。

今天看起来，创汇是把不当的价格机制改了。今天有尚方宝剑，十八大三中全会叫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当年没有这个话，中共中央当时还没有达成这样的认知，过去发过多少文件，不是这个精神。所以行得通的同志跟当时体制之间会冲突、会摩擦，会变成你的问题。当年的企业家，不仅是褚时健在这方面吃了苦头，柳传志那也吃过亏。

柳传志当年就是手里有一个软件，让中文比较快地输入计算机。当时的知识产权认知水平要把它做软件卖，全中国流行，全部拷贝去，不会卖得到钱的。联想的办法就是把联想跟进口的计算机绑到一起卖，一台计算机装一个联想，不单独卖软件，但这样就要去进口计算机，进口计算机就要外汇，当年联想为了这个外汇，差不多跟褚时健一样。褚时健当年就是违背了当时的经济政策，柳传志差一点，因为科学院党组出来保护。所以解决问题不但靠智慧，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把身家性命、名声都搭进去，但历史看得清楚，没有像褚时健这样的人往前拱，我们到什么时候有市场化机制。所以解决问题层次是极其不同的。

刚才开会放褚时健的讲话，他讲自己是做事情的，不讲他是做事业的，做的事业是别人说的，历史说的，他就是做事。我读来读去褚时健做事，现在看得很清楚，一辈子解决过好多问题，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个人经历，无论是荣，还是辱，他一直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褚时健的生命。所以这本书就值得好好地品味，褚时健这个人好好地品味。

既然把解决问题跟做事联系到一起，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看不到问题呢？问题意识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事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现在讨论工匠精神，褚老是没有这个词，说我就是一个手艺人，手艺人就是匠人。企业家、事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看到解决。

解决问题不是说一说，不是过程过瘾就行，最后要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叫匠人？看他这人看不出是匠人，做那产品放在那里证明他是匠人。看所有做事的人，从小到大有一个行为倾向，就是事情要有一个结果，结果驱动，结果论英雄，结果论成本，不见结果，那就不算英雄。不是说说就完，不是热闹后就完，不是忙活一阵就完，所有这些东西最后要有一个结果。看褚老小时候拿鱼，最后把鱼拿到，拿的比别人多，他这个结果驱动我读下来是非常强有力的，像我们见过所有优秀领域的人一样，不是说的多，不是过程热闹，最后有东西可以放下来，有一个玩意儿，对他自己、对后代、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交代，这大概是一条蛮重要的东西。

褚时健最大本事是选问题

结果驱动，做成事，不成不算。如果有结果驱动，就要好好选问题。你看他遭了这么大的冤屈，从牢里出来，马上想再解决什么问题、再做什么事。他想的，琢磨过那一碗米线，算来算去太小了，不值得他这个量级去做，但是他也没有去端太大的量级，他当时那个情况不能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动静，不能再被有名的烟厂聘去，这会有负面的效果，让你做不成事。找一个潜力很大，当时不注意的领域，没有人做的领域，他是认真挑，认真选问题，不能选太小，也不能选太大。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个阶段估量，我认为这是褚老最大的一个本事。你看他在红塔山，舞台好大呀，他的权力也好大，但他也是挑他能解决的问题去解决。为什么不把红塔改为白塔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是白塔，祖国山河一片红才把一个白塔改为红塔。如果褚老要把红塔改成白塔，估计到今天也不会有结果，所以不能挑太大的问题，久攻不下的问题，也不能挑小的问题，要挑实实在在能解决的问题。

褚老要结果。他不是说我认真了就行，我掏给你们看就行，褚老身上没有这些因素。做一个事要把它做成，就要追求规律，无论拿鱼、熬糖、做橙等等。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要把这个道理找到，顺这个道理去做事情，就容易把这个事情做成，容易把自己不能荒废人生、要做事的理想而实现。所以褚老他是非常强的人，同时又是非常谦虚。

我就看他解决褚橙，刚去包了2400亩地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就是水，水果水果要有水才有果，常识吧，可是这句话讲到此为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云南在哀牢山怎么解决水，大家看看这本书关于水的解决过程。我读了以后是非常受教。我们虽然不干这一行，干哪一行都可以学这个劲头。褚时健其实抓到了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通常认为中国人多地少，错了，中国水少，中国只要有水，很多地方都是好地，新疆大片的地，就是水，水的问题解决了，很多土都是好田好地，但是我们解决水的能力的人，有办法很好解决水的能力的人，比能够开荒的人要少得多。褚老一上来就想，当然他过去跟烟打过交道，小时候接过地气，农作物其实是学问很高的一个产品品类，他就进去解决这个东西。

所以遵从规律是第一点，第二他为什么要遵从规律？他要把事情做成，褚时健精神为什么值得广大学习？我们很多人喜欢说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很少，无论哪一个领域，我们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问题说得大到无法解决。我们在这儿调侃，在这儿发段子，耗费生命，不愿意拿精力解决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我读了褚老这本书，就是解决问题的精神，能力有大有小，机缘有好有差，舞台可能很高，可能很矮，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情况下？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点是一点，能解决大的解决更大的。无论哪个行业，这种人多了，这种企业家、事业家多了，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才有可靠的基础。

（2016年4月18日，云南大学）

（原题为《周其仁评褚时健：解决问题是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