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创始人邓肯的人生（二）：在生活的绝境处看见微光

编者按：《我的人生》是美国著名舞蹈艺术家伊莎朵拉·邓肯所写的唯一自传，伊莎朵拉·邓肯因创立了一种基于古希腊艺术的自由舞蹈而首先在欧洲扬名，其后在德、俄、美等国开设舞蹈学校，是现代舞的创始人。

本文为书中摘选片段。

书籍深深地影响了我，在它们的指引下，我计划离开旧金山，去国外生活。我有个想法，打算找一个演艺公司，让它带我离开这里。有一天，我去见了正在旧金山做一周巡演的一个剧团经理，他要求我跳一段舞蹈给他看。一个上午，试演在一个巨大、空旷、黑色的舞台上进行。我的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件白色的束腰宽松外衣，随着门德尔松的《无言歌》起舞。当音乐结束的时候，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对我的母亲说：

“这样的演出不适合舞台，更适合教堂。我想你还是把这个小女孩带回家去吧。”

我感到失望，但也并不完全相信经理的说法。我开始想其他离开旧金山的办法。我把全家人集中起来开了一个会，通过一个小时的长篇大论，我终于让大家明白生活在旧金山毫无出路的所有理由。我母亲听得有点儿茫然，但她还是乐意跟着我去任何地方。我们两个就先出发了，买了两张旅行车票，第一站是芝加哥。我的姐姐和两个哥哥留在了旧金山。只要我找到了出路，全家人就会来跟我们会合。

6 月炎热的一天，我们坐着一辆小卡车到达了芝加哥，带着一些我祖母留下来的旧式珠宝和二十五美元。我希望自己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约，那样一切就会变得愉快而简单。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带着我的希腊式舞裙，我拜访了一个又一个经理，在一个又一个经理面前跳舞。但是他们的说辞和我在旧金山见的第一个经理一样。“这很可爱，”他们说，“但是不适合剧院。”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钱用光了。典当了我祖母的首饰也没有换到很多钱。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没有钱付房租了，我们的行李被扣留了。终于有一天，我们流落街头，身无分文。

我裙子的衣领上还有一圈真正的小蕾丝。那天，我在沸水般滚烫的太阳下行走了一整天，竭尽全力售卖这个蕾丝衣领。最后，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成功了。（我记得卖了十美元。）那是一个漂亮的爱尔兰蕾丝，卖掉它，我就有足够的钱付房租。我想用剩下的钱买一箱西红柿。我和母亲整个星期靠吃西红柿过活，没有面包，也没有盐。母亲变得十分虚弱，再也不能熬夜。我常常每天很早就出门去尽力约见经理们，但后来我决定只要有工作不管是什么，我都愿意干。于是，我就去劳工办事处应征。

“你能干什么？”柜台里的女人问。

“任何事。”我回答。

“好吧，你看上去好像什么都不会干！”

有一天，灰心丧气的我去见了MTR 公园的经理。他嘴里含着一支大雪茄，帽子遮住了一只眼睛，目空一切地看着我随着门德尔松的乐曲《春之歌》飘来飘去。

“很好，你很美，”他说，“很优雅。不过如果你能不跳这些，而改跳些有活力的舞蹈，我就会请你。”

想到我家里虚弱的母亲靠着最后的西红柿过活，我问他，他认为怎样的舞蹈有活力。

“哦，”他说，“不像你跳的这种。一些有裙子，有褶边，有踢踏舞步的舞蹈。你也许可以先试着跳一些希腊舞蹈，然后换成穿小褶边裙子的踢踏舞，这也许是个有趣的转变。”但是我到哪里去找那些褶边呢？我意识到借一些钱或者要些预支的工资是不合理的。我只是说我明天会来的，带着小褶边、踢踏舞步、有活力的舞蹈，然后走了出去。那是炎热的一天，典型的芝加哥天气。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又累又饿又虚弱。当经过大商店时，我走进去，说我想见他们的经理。我被带到了办公室，我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坐在办公桌后。他言辞和善，我向他解释，明天早上前，我一定要有一条有褶边的裙子，如果他能先赊给我，那么我会用合约挣到的钱还给他。我不知道是什么让这个年轻人接受了我的请求，他同意了。很多年以后，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是个亿万富翁——戈登·赛尔弗里奇先生。我买到了材料：白色的和红色的做裙衬的材料，还有一些蕾丝褶边。我把它们捆成一束，夹在胳膊下面，回到了家。我发现母亲此时已经极度衰弱了，但她还是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为我赶制了衣服。她整夜缝制，到第二天早上，最后一条褶边缝好了。穿着这身衣服，我又回到了露台花园经理那里。管弦乐队已经准备好为试演伴奏了。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答道：“《华盛顿邮车》。”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曲子。音乐开始了，我竭尽全力向经理展示一个有活力的舞蹈，我边跳边编。他自然很开心，从嘴里拿出雪茄，说：“这不错。你明天晚上来。到时候我会把你特别介绍给观众。”他一周付我五十美元工资，而且经理很好心，愿意先付我钱。我用一个假名在露台花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整件事情都让我厌恶，快到一个星期时，经理想跟我续约，邀我巡回演出，但我拒绝了。我和母亲不用再饿肚子了，但是为了挣钱，我用尽招数娱乐公众，这有悖于我的艺术理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也是最后一次。

我想那个夏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后来每一次，我出现在芝加哥，街道上的景象都会给我一种病态的饥饿感。

但是即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我充满勇气的母亲从来也没有要回家的念头。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是一个名为安珀的女记者的。她让我去见她。安珀是芝加哥一家大报社的副主编。我去见了她。她高挑、瘦弱，大约五十岁，红头发。我跟她说了我关于舞蹈的理念，她很友善地听我说，邀请我和母亲去“波西米亚”。她说在那里我们会遇到艺术家和热爱文学的人。当晚我们就去了那个俱乐部。俱乐部在一幢高楼的顶层，空旷的房间里有些桌椅，挤满了那时我从未见过的非同凡响的人物。安珀在他们中间，用男人般的声音喊：

“所有的波西米亚人集合！所有的波西米亚人集合！”

每次她喊了“波西米亚人集合”后，大家都应和着高高举起啤酒杯，欢呼、歌唱。

聚会中，我跳了宗教舞蹈。那些波西米亚人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欣赏这样的舞蹈。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个可爱的女孩子，邀请我每晚都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波西米亚人是最稀奇古怪的，他们中有各个国家的诗人、艺术家、演员。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点：身无分文。我猜想许多波西米亚人像我和母亲一样根本没有食物，全靠慷慨的安珀为这个俱乐部供应的三明治和啤酒过活。

在这群波西米亚人中间，有一个波兰人，名叫姆拉斯基。他大约四十五岁，一头蓬乱浓密的红卷发，红色胡须，颇具洞察力的蓝眼睛。他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烟斗，用略带讽刺的笑容看着那些波西米亚人的“消遣”。他是那看我跳舞的人群中唯一能理解我的理想和我的事业的人。他虽然也很穷，但还是经常邀请我和母亲去一些小饭馆吃饭，或者带我们坐有轨电车去乡村，在树林里野餐。只要他来看我，就会给我带满怀的金菊花。我直到现在还会将这种金红色的菊花和姆拉斯基红色的头发和胡须联想在一起。

他还是一个古怪的男人、诗人和画家。他曾试图在旧金山做生意谋生，但是没能成功，而且差点饿死在那里。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小女孩，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悲剧和他的爱。我猜想在如今这个精于人情世故的年代，没有人能理解那个年代的美国人所具有的出奇的无知和天真。那时我的生活理想是那么抒情、那么浪漫。我还从未体验过，或者接触过肉体之爱。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激起了姆拉斯基疯狂的爱。这个四十五岁的男人爱得那么疯狂，以波兰人才会有的方式爱上了我这个无知的小女孩。我的母亲毫无预感，任凭我们单独相处。孤男寡女在树林里长时间的散步产生了某种心理反应。他最后终于忍不住吻了我，并恳求我嫁给他。当时我认为这是此生最轰轰烈烈的爱情了。

但是夏天就要过去了，我们几乎花完了所有的钱。我决定，我们必须到纽约去，待在芝加哥是毫无出路的。但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得知伟大的奥古斯丁·达利和他的剧团，带着巨星艾达·里恩在镇上演出。我下决心一定要见到这个伟大的男人，他享有全美国最爱好艺术和最具有审美力的剧院经理的美名。许多个下午和夜晚，我都站在剧院后台的入口处，一遍遍地把我的名片递进去，请求见奥古斯丁·达利。我被告知说达利太忙了，没空见我，我只能见他下面的经理。但是我拒绝了， 我说我有非同寻常的要紧事，一定要见奥古斯丁·达利本人。最后，一个傍晚，我终于得以“面圣”。奥古斯丁·达利长得非常出众，他懂得如何在陌生人面前假装一番凶暴的言辞。我感到害怕，但还是鼓起全部勇气，发表了一通长而非凡的讲演。

“我有个远大的理想，达利先生，现在我把它呈现在您面前。您也许是这个国家里唯一能理解它的人。我已经发现了舞蹈。我发现了人类丢失了两千多年的这种艺术。您是一个最杰出的剧院艺术家，但是在您的剧院里还欠缺一样让古老的希腊剧院成就其伟大的东西，那就是舞蹈的艺术——也就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没有这，就像失去了腿脚的身体和头，无法站立。我带给您的就是这种舞蹈。我带给您的想法将变革我们的整个时代。我在哪里发现了它呢？在太平洋里，在内华达山脉的松浪里。我曾经看过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落基山顶舞蹈的完满风姿。我们国家伟大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舞蹈可以和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相媲美。我真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精神后裔。我将为美国的孩子创作一种新的舞蹈，这种舞蹈能表达美国精神。我带给您剧院的是它所缺乏的必不可少的灵魂，舞蹈之魂。您应该知道，”我继续说着，试图忽略那个伟大的经理不耐烦的打断（“这足够了！这足够了！”），“您应该知道，”我继续说，并提高了嗓音，“剧院的起源是舞蹈，第一位演员是舞者。他舞蹈，歌唱。这就是悲剧的诞生，只有舞者和他所有自发的伟大艺术回到剧院，您的剧院才是真正的剧院！”

奥古斯丁·达利不清楚是什么使得这个瘦弱、奇怪的孩子有这样的胆量在他面前如此长篇大论。但是他回答道：“好吧，在纽约将上演的一出童话剧里还缺一个小角色，10月1日你可以去参加排演。如果你能胜任，你就被雇用了。你叫什么？”

“我的名字叫伊莎多拉。”我回答道。

“伊莎多拉。这是个不错的名字，”他说，“好吧，伊莎多拉，10月1日纽约见。”

我喜出望外地奔跑回家去见我的母亲。“成功了，”我说，“妈妈，终于有人赏识我了。我被伟大的奥古斯丁·达利雇用了。10月1日，我们必须去纽约。”

“好。”母亲说，“但是我们拿什么买火车票呢？”

现在这是个问题。我有主意了。我给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发了一封电报：

成功受聘于奥古斯丁·达利。10月1日必须到纽约。电汇一百美元车费。

奇迹发生了：钱汇到了。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和我的哥哥奥古斯丁也同期而至，他们都受到电报内容的鼓舞，觉得我们交好运了。满心激动，满怀期盼，我们最终都成功搭上了去纽约的火车。我想，世界终于要认识我了！如果我当时知道前面将有那么多艰辛，我也许会失去勇气。伊凡·姆拉斯基得知要跟我分开痛苦万分。但是我们海誓山盟，相爱永远，我跟他解释说如果我在纽约有了发展，我跟他结婚就不是件难事了。这并非是我相信婚姻，而是我觉得这样做能让我母亲高兴。当时我还没有拿起为自由爱情而战的棍棒，后来我才开始战斗的。

（本文选自伊莎多拉·邓肯《我的人生》，蔡海燕 凌喆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