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失忆的历史举证，北岛散文创作精选集《很多年》问世

原创 很多年 活字文化

诗人与历史、语言与社会、反叛与激情纵横交错，互相辉映，很难把它们分开来谈。真正的诗人是不会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他往往越向前走越孤独，因为他深入的是黑暗的中心。

——北岛《八十年代访谈录》

写作的人是孤独的。写作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如果有意义的话，写作就是迷失的君王。在桌上，文字越过边缘，甚至延展到大地。

——活字·三联版《北岛集》小序

北岛，中国当代诗人，一代精神偶像。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海姆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日本大伴家持文学赏等多项国际荣誉，具有世界级影响力。

2009年创办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8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近年亦致力于主编“给孩子”丛书，为成长中的心灵提供精神滋养，备受关注和好评。

2015年6月19日，北岛和101中学同学谈诗歌

北岛的个人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1978年北岛和友人在北京创办第一本民间文学杂志《今天》。1987年离开故土，开启海外漂泊之旅。他辗转挪威、丹麦、瑞典等多个国家，浪迹天涯。在异乡的身心困顿中，北岛开始了散文写作。他对故乡的思念，对世界的观察，对内心的追问，对语言的精炼，都在他的散文中得以呈现。

北岛 肖全/摄

北岛以诗人的敏感，参透散文与漂泊之间的互文关系，他说：“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北岛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北岛说，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关于那些日子的记忆，那些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以及由它构成的历史的质感，都是诗歌交待不清的。他希望经由散文写作，给更多的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

2001年从美东开车到美西的路上

如果说北岛的诗，是自由和抗争的声音（）。那么他的散文就是挖掘与反思，是对其同代人及未来的一种整理（廖伟棠）。

和艾伦·金斯堡、严力在金斯堡家(1988年)

近日，由活字文化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北岛作品精选”丛书（共2册）相继出版，包括一生诗作精华《守夜：北岛诗自选 1972-2022》与北岛散文创作精选《很多年：北岛散文选》。

《守夜》是诗人北岛一生诗作的精华回顾，由北岛亲自选编，时间贯穿1972年至2022年，历时整整半个世纪。

北岛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2025年1月

《很多年》是北岛散文创作的精华集结，收录了诗人的27篇作品。第一部分是故乡，以《光与影》《味儿》《声音》三篇文章开篇，是为让感官充分开放，甚至强化放大，因为在北岛看来，这是他记忆之城的基础；第二部分是故人，忆念冯亦代、熊秉明、钟文、刘伯伯和父亲，青灯素帐，烛影惶惶；第三部分则是他乡，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冷静观察世界的多重面向；最后一部分是诗和诗人，北岛描写了与金斯堡、帕斯、特朗斯特罗默、蔡其矫等国内外诗人有趣的交往故事，对策兰和洛尔迦的诗评，反映了诗人敏锐深邃的诗歌观点。

北岛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2025年3月

北岛的文字有着指针般的准确与时间似的冷峻，大半个世纪，一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人类，在其笔下，复活与重现。《很多年》收录《城门开》《青灯》《午夜之门》《蓝房子》等名作，在书中，北岛描写了他与世界的相遇。

舒婷、北岛、谢烨和顾城等在成都

(1986年，肖全摄影)

如著名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谢冕教授所言：“北岛的批判精神，他对已有事实的怀疑，他的卓然自立的自由灵魂和人性追求，正是我们在今天所期盼的。”

读散文，让我们认识更丰富的北岛。

2009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在世界读书日这天，活字君特与书友们分享北岛在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子超的专访《一个四海为家的人》。那一年，北岛的自传式散文《城门开》、诗歌精选集《守夜》进入收尾阶段，自传体长诗《歧路行》成为新的挑战。

一个四海为家的人

北岛 x 刘子超

本文节选自《古老的敌意》，原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6期，原题《此刻离故土最近》

和加里·施耐德(2009年，廖伟棠摄影)

刘子超：您的新书《城门开》写到什么程度了？

北 岛：接近尾声了，还要三四个月吧。这本书是从我出生写到1969年上山下乡，侧重童年经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说得好像挺邪乎，其实很有道理。回顾童年，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记忆像迷宫的门，追溯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开门的过程。

刘子超：以后会写自传吗？

北 岛：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我今年六十岁，可分为三段：出生到二十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二十到四十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段;四十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阶段很清晰，这样交代起来省事。

刘子超：漂泊了这么多年，中间回过几次北京？

北 岛：从1989年到现在回过五次，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十三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车或有人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光的废墟 北岛 摄影

刘子超：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 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刘子超：在美国时也批评美国主流文化吗？

北 岛：当然。在一个社会生活久了，如果没发现任何问题，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但我觉得，谈论一个国家，最好能放在这个国家的语境中——脱离这个语境很难理清来龙去脉。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漂流 北岛 摄影

刘子超：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 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追求功名利禄）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文革”，正是“文革”的破坏，造成与传统文化的偏离，我们这帮人才有了创造新空间的可能，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波浪 北岛 摄影

刘子超：1989年之后，您开始了在海外的漂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北 岛：我算比较幸运的，最初有奖学金，后来混到大学教书。我生存能力比较强。刚到国外的那几年，一直拒绝学外语，直到1993年去美国，才真正感到语言的压力。我用英文教诗歌写作，胆儿够大的。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英文备课，最麻烦的是看不懂学生的作业，诗歌的词汇量大，一个词卡住就无法继续分析。后来买到一种扫描笔，碰到生词一扫就出现中文解释，我管它叫“扫盲笔”，这玩意儿可救了我。我上课时跟学生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无题，系列7 北岛 摄影

刘子超：生活上的压力有多大？

北 岛：在国外生活需要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系里来自台湾的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幸好“美国之音”约我写“作家手记”，救我于水深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刘子超：朗诵也用英文吗？

北 岛：我一直坚持用中文朗诵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因为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在美国的大学系统，英文系几乎都设有创作课，由诗人、作家担任教授，与创作课配套的是朗诵系列。互相请来请去，这是美国诗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刘子超：在《朗诵记》中，您提到过一些奇闻轶事，特别有意思，还能说一些吗？

北 岛：朗诵会一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由于诗人的ego(自我意识)太强，常常会尽量多地占领舞台，夺走别人朗诵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叫乔治的美国诗人，当过兵，参加过越战，因反战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又去日本学武术。有一回，他在旧金山参加一个朗诵会，坐他旁边的是个黑人诗人，人高马大，而乔治比较矮小。台上小说家正在朗诵，规定每人为二十分钟，那家伙念了四十五分钟还没完。可把乔治激怒了，他跟那位黑人诗人商量，上台揍他一顿，乔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台上那家伙预感到了，先从书包里取出个木盒，再从里边掏出手枪，边读边挥手枪，把大家全镇了。他一口气朗诵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收起手枪，扬长而去。

北岛 摄影

刘子超：在现代化转型中，很多国家都会有焦虑，您觉得这种焦虑在中国有何特殊性？

北 岛：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我感到我们这一百年来付出了太多文化创造力的代价。新文化运动之后，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化转型中，解决工业化与民族独立的同时，民族精神性的东西在不断衰退，这体现在文化的创造力上。今年夏天，我在法国普罗旺斯看了一个小村里的书店，是一个木匠建起来的，有三层楼。我站在法国文学经典的一两百本前感到震惊。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民族的悲剧。

刘子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面对西方话语？

北 岛：全球话语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话语系统，这后面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如同当年的革命话语。中国一直对西方有一种情结，什么事都和西方去比，其实这里有很多不可比。在探讨现代性转型，我们不应简单地把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现在我们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比如我们在文学批评中，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变成了一种情结，而且是悖论式的，你要批评他，也要用他的话语。我们正通过《今天》和非西方文明建立一种对话关系，现在《今天》在做和印度的对话，接下来会是埃及、土耳其。我想，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脱离这个怪圈，而只有民间才能真正做到这点。

色调 系列3 北岛 摄影

刘子超：是什么帮您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北 岛：第一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与自己对话，相当于心理治疗。在写作中，你才会不断重新定位，确定生存的意义。第二是对家人、朋友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对女儿的责任。第三就是喝酒。

刘子超：想过别的选择吗？

北 岛：在绝望时刻，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每过一关都是胜利，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刘子超：说说您最幸福的时刻。

北 岛：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四十年前的写作理想。

原标题：《为失忆的历史举证，北岛散文创作精选集《很多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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