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家谈 | 傅才武：中华文化的长江文明底色（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长江技术经济学会特邀武汉大学傅才武教授以“中华文化的长江文明底色”为主题，对长江稻作文化和黄河粟（麦）作文化进行总结并分析两大亚文化圈之间的差异。此次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进行交流。本文为下部分“傅才武：中华文化的长江文明底色（下）”。

兼任中宣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起草专家，文化部“十三五”“十四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委员会专家，文旅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府第八届咨询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国家科技重点研发课题主持人。

近年来发表有关文化政策、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领域的论文100余篇。编撰有《文化市场演进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等著作10余部。获教育部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优秀成果奖10余项，获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产业20年学术贡献奖”，2016年获评“武汉大学第七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一）长江文化相对于黄河文化的差异性特征

不同的经济方式造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不同的社会大众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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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序上的差异

商周以前，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大体上并驾齐驱。20世纪初考古学界在黄河中下游分别发现了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大型遗址，与《尚书》《左传》《史记》等关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记述相印证，论证了上古时期黄河文化的辉煌。从20世纪开始，国人对于长江流域的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长江上游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巫山大溪文化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等；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江西新干商代遗址、湖南彭头山遗址、湖北屈家岭遗址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草鞋山遗址和马家浜遗址等。通过这些重大发现，学界普遍承认，总体上长江文明无论是延续的长度上还是发展的高度上，都不逊于黄河文明和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发展时序上存在区别。

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红壤的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总体上要落后于黄河流域。晚周至秦汉，黄河流域的开发蓬勃而起，奠定了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一线，是历代王朝都城的首选之地，也是历代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以及代表中华文化元典的“四书”“五经”，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使用，大都产生于黄河流域。

汉唐时期，北方因为战乱三次大规模向长江流域移民迁徙，加快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长江流域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也逐渐超越北方。随着金属（尤其是铁器）农具与牛耕普及，唐代后期，江东人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江东犁），大大提高了水稻耕作效率，长江流域得以大规模开辟和熟化，其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和国家税赋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这表明长江流域的从下游向中游挺进的轨迹。

长江流域发展时序上的差异，也体现在长江流域（代表南方）和黄河流域（代表北方）的人口结构上。西汉时北方与南方呈3:1的优势，到东汉时变为7:5，南北人口差距缩小；至北宋后期，南北人口比实现了6:4的反转，完全确立了南重北轻的人口格局。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北方与南方的人口之比仅为1:7，直到明朝后期和清代才恢复至2:3。因此，张正明先生指出，“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黄河流域所起的作用大致呈递减趋势，长江流域所起的作用则大致呈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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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审美和文化形态的差异

梁启超先生总结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正是基于地理环境上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南北地区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及思想观念。

中国的风俗南北差别明显，中国文化在其风格和流派上，截然而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如梁启超认为，“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慨。”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

这种南北差异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差别相关联：“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梁启超举例说：“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乐亦然……直至今日，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

张正明先生曾对长江文明与黄河文化的不同特点进行总结：

物质文化来说，南稻北粟、南丝北皮、南釜北鬲、南舟北车；

代表性的始祖来说，南炎北黄；

象征性的灵物来说，是南凤北龙；

学术的主流来说，是南道北儒；

艺术的表率来说，是南《骚》北《诗》；

艺术的风格来说，是南奇北正。

（二）“江河互济”与“对角线运动”相嵌套，建构了中华文化五千年流变的动态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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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互济”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明显标识

“江河互济”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构成了华夏族群最重要的历史记忆。

正是南北（长江、黄河）这种文化差异性和竞争性的存在，使中华文化长期在东亚半封闭环境中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中，因南北文化流通互鉴而拥有了轴心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冯天瑜、张正明等著名学者称中华文化是“江河互济、二元耦合”的文明系统，且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两大亚文化系统，尽管文明形态上具有大体相同的总体性特征，但在物质生产、行为方式、观念心态和制度层面并不完全相同。黄河文明整体上体现出传统农业社会重本轻末、重厚少文、庄严正统、安天乐命的特点，但长江文明却是中国浪漫主义的代表，富于玄思，具有浪漫、灵动、超越的特征。正是以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内在差异性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循环流动，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支撑了东亚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从而避免了世界上其他文明因趋同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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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交叉”推动“江河互济”和“太极推移运动”，体现了中华文化五千年流变的轨迹

除了“江河互济”的特征外，中华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瑷珲—腾冲线和西域—东南线的对角线交叉的人口经济运动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成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演进的流动性特征。“对角线交叉”与“江河互济”相嵌套，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两大亚文化区形成“太极推移”—长江稻作文化区和黄河粟（麦）作文化区的分立与互补，在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迁徙和西域—东南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东亚文化圈的文明轴心，反过来又驱动两条对角线扩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东亚大陆内部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建构起广义儒家文化的超级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空间。

瑷珲—腾冲线是中国的人口地理线，体现了中国五千年来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重心变化特征。西域—东南的线主要是文化交流线，体现了半封闭环境下大陆型民族的文明互动演进路径。这两条线交汇作用于长江文化区和黄河文化区。相对于长江流域，黄河文化的早熟使其在先秦时期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势能。以“泰伯开吴”为标志，黄河文化的因素从陕西即黄河流域的上游，流播到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开启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流和流动的“对角线”。有学者认为，这条对角线的开辟，从“由北而南、由河而江、由陆而海”这三个维度上启动了华夏文化体内部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互动，启动了江南与中原的互动，从而“牵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线”。它使中华民族不论是在古代承受北方游牧民族冲击时，还是在近代承受西方文明的冲击时，这条文明对角线所支撑的巨大的回旋余地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传承不曾中断。“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良性的互动互补，在承受各种强烈的挑战和震撼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华民族由此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对角线运动”的作用下，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形成了“太极运转”式的南北推移，建构了“江河互济互摄”的文化大循环，从而避免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因囿于半封闭的东亚大陆而陷入“内卷化陷阱”；“江河互济”和“对角线运动”的相互嵌套协同，建构了维系中华文化共同体传承不辍的强大内生力量。

结论

综观世界历史，在四大古文明中，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避免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发展中辍的命运，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上古时期的东亚大陆依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在1万年前开始就持续孕育长江稻作文明和黄河粟（麦）作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提供了稳定的物质条件，让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口实现了千万级的可持续增长；中古时期长江与黄河流域分别形成了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粟（麦）作文化两大亚文化圈，稻作文化共同体与粟（麦）作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支撑了东亚文化圈的内部大循环，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所具有的“（长）江（黄）河互济”特征，避免了其他古老文明的“内卷化”陷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第二，中华民族很幸运地在文明初启的幼年时期，拥有一个半封闭型、可以一定程度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冲击的东亚“摇篮”，拥有两条同样自西向东平行的长江和黄河，构成了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回旋空间（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体不过数十万平方公里），这种“江河互济”的地理格局构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战略纵深。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下，中华文明同样也经历了数次危机，但正是借助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固有的紧密的空间纵深互动，让中华文明渡过危机并不断走向壮大和繁荣。每当黄河流域成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前线时，长江流域成为提供后勤保障的战略大后方；一旦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陷入衰弱，这时长江流域就会接过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火炬，继续与黄河流域一起，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