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术之︱忆清华园听李学勤先生讲金文

己亥岁初，惊悉李学勤先生讣闻，沉痛万分，久久不能释怀。笔者虽非李门学生，却曾有幸坚持旁听了李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的“出土文献选读”课近两学年，获益匪浅。翻出当时的听课笔记，正好是从西周金文第一篇《利簋》开始，一直记到《师询簋》为止，一时如回到李先生的课堂，一时若穿越回西周……

观堂讲学的弦歌再续

在一沓李先生课上印发的金文拓片复印资料中，笔者又发现几页订在一起的当时其他听课同学笔记的复印件，是我开始听课之前三课的内容。其中除讲授商代金文及相关文献的两课笔记外，最早一课笔记首标“绪论二”，内容恰为李先生对王国维先生出土文献研究的评述，如讲到观堂在清华开设“古史新证”课是意在针对当年的“古史辨”运动。

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课上印发的讲义，已结集影印出版，即《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是书裘锡圭先生《前言》谈及观堂1925年秋上学期所讲“古史新证”课，主要是以甲骨文及文献讲殷商历史；1926年春下学期开始接着“古史新证”课讲金文，从“古史新证”到金文课，均是每周讲一小时。该书目录可见观堂讲授两周金文《散氏盘》至《克钟》，共二十器铭文。

据闻，笔者开始听讲金文之前，李学勤先生的“出土文献选读”课已在清华开课数年，刚好按李先生计划讲完甲骨文。具体笔者所听两学年李先生的金文课，均是每周一次两小时，且每次课李先生都是连讲两小时，中途不休息。

从《古史新证》所收讲义内容看，观堂所讲诸器铭文常征引传世文献互证，即可谓“二重证据法”运用之范例，在当时已算比较前沿的研究古史方法。虽然讲义不能反映课堂的全部，但从每周一课一小时的时间与诸讲义文字总量相比较推算，王国维先生能在讲义之外所传授的内容也有限。

尽管王国维先生在近代学术发展中居功至伟，但仅就金文这一领域而言，恰恰是在观堂身故后不久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郭沫若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创造性地系联标准器的人名、地名、文字字体及器型纹饰风格等，对铜器铭文系统地分期断代，将金文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古史新证》目录来看，1926年观堂的这一学期金文课所讲诸器还并未按时间顺序讲授）。其后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唐兰先生《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均沿着郭老开创的研究范式，结合新发现铜器，将金文研究继续深化。不巧的是，观堂之后，郭沫若（1892年生）、陈梦家（1911年生）、唐兰（1901年生）这几位金文研究的大家在建国后均未曾在大学长期任教（任教时也未必开有金文课）。由此看来，李学勤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后开设“出土文献选读”的公选课，并向旁听生开放，真可谓金文领域弦歌久绝之后的韶濩重响。

正如陈寅恪先生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李学勤先生的课也常年有清北等高校的老师来听讲，笔者就有幸在课堂上见到北大的辛德勇先生，今日想来，深感“当时只道是寻常”，遗憾听讲两学年后，因种种缘故，没能继续听完李先生的金文课程。

康侯簋铭背景知识的讲授

无可否认，阅读李学勤先生的著作、论文，需要有一定门槛，使李先生名声在学术圈之外稍有所掩。但李先生讲授各篇金文深入浅出，且这些金文所属铜器多为国宝重器，常是博物馆展览的重头推荐。目前许多文博单位展览宣传多虚浮吸睛之辞，以观众排队为荣，少专注于切实的文物知识普及。笔者此番重读李学勤先生的授课笔记，觉得当下文博单位宣传介绍所展陈青铜重器时，李先生所讲正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今试举2017年曾在国博和上博举办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的康侯簋为例，择要介绍李先生讲授的康侯簋背景知识。

李先生讲康侯簋是1931年被盗挖于河南浚县辛村遗址，紧接着介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众多盗墓挖宝活动，其中著名的遗址有新郑李家楼、山西浑源、宝鸡戴家湾和洛阳金村，只有新郑古物得以保存。而在1928年试掘殷墟后，1929、1930年中国考古队伍在逐渐成长，田野考古技术也逐渐成熟。1931年正是殷墟发掘走向高潮的时候。

浚县辛村墓葬群偶然被发现而引发盗挖活动后，很快由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出面制止。当时有两方面条件：一是考古发掘技术臻于成熟，二是政府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可是在制止之前，已有相当一部分出土文物流散，其中已知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就是康侯簋；另外，还有集体出土的十一件兵器，装在一个蓝布包的盒子里流散出去，目前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该盒子打开后，有一个余杭褚德彝落款、记载时间为民国二十年的墨书纸条。这里，李先生先插叙了一点当时游走于学术圈和古董圈之间的褚德彝、邹安相关的掌故，再介绍梅原末治最早研究这十一件兵器。其中有一件镶有贝壳的戈，以后再未出现同类器物（梅原疑伪），李先生曾在放大镜下目验非伪。

浚县辛村墓葬群就是卫国贵族墓葬，可与西周初的曲沃晋国墓地和琉璃河燕国墓地进行比较研究。出该簋的大墓虽非康叔丰之墓，但在该墓地肯定占有重要位置。真正的康叔（即康侯簋铭中的“康侯”）自作器有康侯丰方鼎，清朝时存于国子监（现藏台北故宫）。此处李先生又展开介绍清朝皇室旧藏铜器的地点有很多，如热河行宫、宝月楼、武英殿、颐和园等，并称颐和园旧藏铜器至今仍陈列展出，就在耶律楚材墓附近，其中最好的一件器物是虢宣公子白鼎。

另外，李先生特别提醒今所知还有一系列青铜器上有“康侯”二字，这类器不一定是康侯本人使用，并举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出土多件带“燕侯舞扬”铭的铜盾饰，说这可能是燕侯仪仗队所用，有可能用于表演干戚之舞。

以上是李先生课上正式讲读康侯簋铭文前对该簋背景知识介绍的摘要，笔者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完全可以用于康侯簋展出时的讲解中。期待如上博这样组织文物能力超强的大馆，以后能有机会将康侯簋与佛利尔美术馆藏、曾经褚德彝手的十一件兵器，及其他流散在外的卫国辛村墓地文物尽可能集中起来，办一个大展。

关于孤竹国的精彩考证

前面提到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课，实际主要是就《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之文章内容讲授的。观堂《续考》中将《书契后编》中刊载的一条卜辞和哈同所藏甲骨拓片中的一片卜辞拼接在一起考察：“疑本一骨折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断痕若合符节，文辞亦连续可诵，凡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于大甲，其名皆在焉。”可谓甲骨缀合研究之发轫。

李学勤先生早年曾在清华哲学系入学一年尚未毕业的情况下，以临时工的身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参与编著《殷墟文字缀合》。可以说，甲骨缀合工作也正是李学勤先生出土文献研究的起步。在缀合甲骨的同时，李学勤先生于1954年仅仅二十一岁之际，就写出了《殷代地理简论》初稿（此书1959年出版时。李先生在《自序》中又补充了若干材料）。尽管当时李先生的工作有一定研究甲骨材料的便利，但在明知还有史语所运到台湾尚未发表之甲骨材料，且又无今日《甲骨文合集》这样便捷的工具书的情况下，敢于自发做这个难度超大的课题，着实令人钦佩。

王国维先生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时正值不惑，而当此年龄的李学勤先生已因政治运动耽搁多年，不过有幸于1974年得以回到简帛整理的学术岗位。在这不久李先生于1975年以笔名“晏琬”在《考古》上发表了一篇《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该篇文章中有关于“孤竹”这一族氏铭文的精彩考证。当今学界在李学勤先生众多伟大的学术贡献中，对这篇文章没有特别关注，甚至“晏琬”这一笔名都鲜为学术圈外所知。

正如王国维先生恰逢疑古思潮兴起之时，以卜辞证商史被特加传颂，若李学勤先生考证孤竹国之文在民国时期发表，引发的关注和影响也绝不会逊于观堂之文。当时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一大批清代遗老在文化圈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史记》所载商末周初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于首阳山之事，每逢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都为遗民所追慕吟咏。而民国时期的清遗民多半具有深厚的金石和辞章修养，如果有文章通过考证坐实古“孤竹”国的铭文，不知会产生多少吟咏唱和的诗篇。

需要指出的是，1973年唐兰先生曾先于《文物》上发表《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一文，率先通过辽宁喀左所出铜罍断该地属于古孤竹国，但他为该罍铭文所作释文中，“孤”字为摹释，“竹”字误释为“冉”，虽得出了大方向上的正确结论，却忽略了近在眼前的更坚实证据。笔者也附上唐兰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各自论文的相关部分，以供参考。

由上可知，李学勤先生考证“孤竹”之铭，除用了新出的喀左铜罍铭外，其余三器所属金石著作，及著录关键证据古玺文“令狐佗”的《古玺文字征》，均为民国时期已经出版的材料。因此，李学勤先生若盛年当于民国，考证出“孤竹”之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惜的是，李先生发表此文时，不仅对“孤竹”之典念兹在兹的文化圈早已逝去不存，先秦史界连善用故实写旧体诗的也屈指可数了。

提到先秦史领域卓有建树而又善写旧体诗的大家，不能不想起去年仙逝的饶宗颐先生。饶、李二先生交游，可从饶公为李学勤先生《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所作序中略窥一斑：“相信新石器时代，老早已开拓了‘陶（瓷）之路’，形成东西文化上的接触……我另有专书作详细研究，李先生比较中埃文字发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他很关心这一问题，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为我的书写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报李，李先生必定能首肯的。”可惜天不假年，饶公的腹稿最终未能成书。但饶公还曾在美国学术会议中写下一首《柏克莱秦简日书会议赋示李学勤》（收入《黄石集》），正体现了饶、李二先生在学术志趣上的惺惺相惜，笔者录于篇末，谨以略达对两位学界泰斗的追思：

密树高标觅路难，小桥逝水自潺潺。

锄荒代有才人出，虎观龙文已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