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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总部经济,二三线城市开始“抢”企业了?
文丨西部君
城市间的竞争有很多,抢人是一种,抢商人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抢企业。
比如武汉这两天出台政策,通过设置落户奖、投资奖、经营贡献奖等,鼓励本地同时也招揽外地总部企业来汉落户,单项最高年奖2000万元。
这里针对的是总部企业,而非普通企业,它是总部经济的一种。
随着生产大分工和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总部和制造基地分离的局面日趋普遍。争夺作为大脑,且拥有决策、管理、研发、营销功能的企业总部,是近几年城市招商的重头戏。
来源:九派新闻比如武汉,两年内就有56家总部企业获得“武汉户口”,这次再次推出奖励政策,显然是尝到了甜头。
不过武汉要成为总部经济的高地,面临的挑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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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近两年的势头一直很猛,基本可以说站稳了中部的C位,不过要招揽巨头落户,仍然得应对来自一二线重点城市的夹击。
而且如果只看砸钱的力度,武汉此次2000万的落户奖励,存在明显的竞争劣势。
像一线城市的广州,去年出台的总部经济政策,“自认定年度起,连续3年每年给予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5000万元等不同档次的奖励。”
注意,是连续3年。也就是说一旦在营收、财政贡献、注册资本三方面,达到广州总部企业的条件,落户奖励最高可以达到一亿五千万元。
当然广州是一线城市,拿武汉和它比有些不公平。那可以再看看经常被和武汉相提并论的成都。成都去年2月,同样出台了《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做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支撑的意见》,里面提到:
入驻成都市重点产业园(集聚区),自在本市地方经济实得体现年度起,根据实收资本规模和租用办公用房情况,对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给予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落户这一项,成都的奖励上限是5000万,比武汉要高出不少。作为参照,还可以对比下经济总量落后武汉十来名的西安。
按照注册资本,西安将总部企业落户的奖励额度,分为3500万、2500万和1500万三个梯度。而为了扶持金融业发展,西安将金融企业总部的奖励提升到了多少呢?6000万元!
二线城市的奖励政策,比一线城市还诱人,足以说明总部企业的吸引力,以及争夺总部企业的激烈和疯狂。
来源:《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事实上总部企业的分布,基本也和经济实力相当重合。一线城市仍然是绝对的中心,北京又是中心的中心,总部企业的数量已经突破了4000家,而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已经突破了600家。
二线城市如成都,2018年首批认证的有92家,五年内的目标是超过400家;武汉目前超过60家。
要指出的是,对总部企业的认定,不同城市的标准不一样。整体来说,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聚集了数量繁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总部经济的含金量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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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之所以不惜血本,争抢总部企业,是因为相对于一次性的奖励来说,总部企业所能带来的回报要高得多。
总部经济的模式,是总部和制造基地的空间分离。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最具含金量的部分,并不在于终端的制造车间,而在于决策、管理、研发等核心部门。
抢来总部企业,就意味着占据了一家企业价值链高端的部分。企业依靠总部大脑指挥生产、调动经济资源,拥有总部企业的城市,则能借此增强在区域经济中的话语权。
来源:《武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相对于终端制造部门的蓝领技工而言,能在企业总部的,往往是知识精英,所以抢总部企业其实是抢夺高端人才的最好途径。
除此之外,更有诱惑力的回报是税收。企业总部是财务核算中心,可以带来一家企业的绝大部分的税源。这也是北京、上海等地,财政收入如此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各城市的奖励政策,基本都会将财政贡献作为总部企业的认定门槛。如广州,住宿餐饮业,纳税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房地产行业,要求纳税总额不低于6亿元。
当然哪怕门槛再高,主动权也是在大企业手上。大企业从无到有孵化太难,能够靠财政补助、税收减免、购房补贴等手段,直接挖来现成的,自然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对地方来说,争夺总部企业拼的未必是一次性补贴,而是综合实力。
除了经济实力外,最重要的无疑是行政等级。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非京的巨头,在选择第二总部时,都会首选北京,因为这里是决策中心,也是诸多事项的审批中心,人才、资本和信息的交汇地。
行政等级越高,城市的制度资源、决策地位和信息通达程度,会有更明显的优势。所以总部企业的分布,往往呈现出首都—直辖市—省会的梯度强弱格局。
来源:《全球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及集聚特征分析》比如苏州,总部经济相当发达,2017年末就达到127家,它显示出经济实力的吸引力。不过苏州的总部企业,大多是内资的区域性总部企业,跨国公司和国家级总部相当少,这就是吃了城市等级的亏。
城市等级之外,金融、科技、人才这三项,是影响总部企业落户的三大重要因素。
任何资本操作都涉及到金融,广州总部企业数量大大低于北京、上海,正是因为金融业存在差距。至于科技和人才,重要性更不用说,总部企业永远只会往智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跑。
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生产制造功能,总部企业对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的要求很高。像香港聚集了大批内外资的企业总部,正是因为配套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在三产中的占比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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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的特征,是企业总部和生产基地的分离。既要分离,又要避免物理距离对指挥调度功能的阻隔,所以信息和交通的通达程度很关键。
总部经济近几年被热捧,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技术和高铁网络,为这种“异地办公”提供了便利,比如实时的视频会议。未来随着高铁网络逐渐完善,这种分离还将继续加速。
那么,城市之间对总部企业的猛烈争抢,会造成什么影响?以三线为界,城市间的分化将逐步明显。
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其一,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感兴趣的只是能产生巨大税收贡献的总部,它们甚至会主动迁移制造基地,因为后者面临着生态环境压力,还会挤压用地空间。
总部企业在转移制造基地时,往往也会选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更低的地方。这样就会造成一二线城市占领价值链高端,三四五线城市占领价值链低端的前店后厂式分工格局。
由于总部的附加值更高、经济溢出效应更明显,城市之间的收益将会呈现出马太效应,头部城市对腰部城市的虹吸,将会更加显著。
考虑到行政等级是城市争夺总部企业的重要影响要素,在北上广深之外,二线省会城市如杭州、南京,尤其是强省会二线如成都、武汉、西安,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持。
其二,成都日前出台百亿基金扶植独角兽的政策,再结合各地抢人大战的补贴力度,可以这样说,这种通过砸钱来挖人挖企业的弯道超车模式,将会越来越常见。
那些拥有财政和资金总量优势的城市,毫无疑问,能够拿出更大的手笔,抢来的资源,又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由此会形成一种强者愈强的闭环效应。
低线城市当然不是没有出路,但纯粹做生产车间,除了具备就业数量的优势外,只能享受总部企业剩下的红利。所以,做好准备,迎接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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