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拍摄者解海龙：盖了新学校，终于“报了仇”

解海龙（1951— ），从1990年开始关注中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横穿十几个省，用相机记录希望工程。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的命运，还影响了政府决策，中国摄影者很少像解海龙这样被老百姓熟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和陈小波之间的谈话。

▌现在我们不盖学校，将来就去盖监狱吧

陈小波：《大眼睛》是否既成就了你，也限制了你？其实你手上还有很多题材?

解海龙：有人刚问过我一样的问题。我说静不下来。这一年过得真快。去年七月份，我想了一个题目，本想着今年七月份能拿出来……

陈小波：什么题目？

解海龙：《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影像调查》，不仅仅是摄影，是全方位对城市农民工的报道。

陈小波：这样的人太多了！你选什么样的人来拍呢？

解海龙：选那些打工地在城市，一年回一次家的；孩子在家里，夫妻不在一起的……当然，不是修皮鞋、卖蔬菜这样的，我选择的角度从他们的生存、生活入手，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奔命。他们从事的工作一定是社会离不开的：比如修地铁的农民工，大连船厂的农民工……这些人都很了不起。我已经拍了十七八个。原计划一周拍一个，到一个城市就选一个人。

比如到青岛，我就选了一个修海下隧道的。为什么选这个？因为从青岛到黄岛，原来都是拿船把汽车拉过去。修了隧道后，汽车直接能从海底开过去。工程很大，属国家项目。这些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怎么样？什么时候到城市的？做几年工了？是第几次打工？以前干过什么？现在干得如何？这都是我要问的问题。还会问到他的教育程度、从事工作的危险性、公司待遇有没有保险、跟家里怎么联系及联系方式、多长时间回一次家、一年跟老婆睡几次觉、孩子怎么教育……这里边会牵扯出很多社会问题。大家觉得我问得实在，也会跟我说实话，特别配合我。最后我还要问每人一句：你最希望的是什么？

陈小波：可以想到，每个人答复都不一样。

解海龙：我问过一个男孩，他没孩子，一直在养妹妹。四岁时，他父亲被车撞死，妈妈带着他和几个月的妹妹。他六岁、妹妹两岁时，妈妈也一走了之。爷爷奶奶带大他俩。男孩长到17岁，考上了高中，他没上而是到北京打工，找了最艰苦的工作。去年7月最热时，他在格力公司安装空调，一天安四台，一个月挣1800多元。每月他都存1600，自己只花200。他说妹妹腿有残疾，他要攒笔钱给她治病。他最希望妹妹的腿治好。

还有一个小伙，未婚，他担负着姐姐上大学。大姐上完大学嫁人了，二姐又上大学了，他是老三。他说家贫要打工，挣了钱让姐姐上大学。他最希望的是，突然有一天，一睁眼他姐姐说要嫁人了。因为从那天开始，他攒的钱就是自己的了，可以娶媳妇、攒钱了。

陈小波：你的报道以什么形式呈现？

解海龙：我采用填表方式，拍完照片后再拍一张标准照贴在表格上，底下还要印上一行小字，请被摄者说明提供的以上资料全部属实。

青岛那小伙的故事挺有意思。他说他曾经干了十一年的城市美容师——“蜘蛛人”。有一次，在粉刷墙壁时，看到一个房间里冒烟，拴着绳子的他蹬破窗户跳进去，把火扑灭还救了一个老太太。后来电视台采访，说他是好人。他说：“这些我不需要。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十一年，如果你们说我是好人，那就吸纳我吧。”

如果有空，我就这么一个一个地做，一年做上五十来个，厚厚的一沓影像啊。

陈小波：一个被摄对象，你会拍多少幅照片？

解海龙：拍个七八幅、十来幅，然后选一幅，这叫档案。为了便于以后联系，家里的电话号码、我的手机号都会留给他们。如果有片子打动人，人家可能会给点钱，那时我就得想办法联系上他们。即便最后谁也没给钱，也可能我的片子能卖点钱，也可以。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但这一年下来，由于工作太忙，拍得还是太少。到一个城市，有时候上午去，可能晚上就走，根本不允许你踏踏实实多待上一两天。

陈小波：其实你现在拍的东西就是一个档案，有辅助文字吧？

解海龙：有一段被摄者的口述：今年多大岁数，来这里多少年，什么样心情……他讲我记，完了以后请他按手印、签名字，保证说的真实性。我目前主要工作是摄影著作权协会的事，还有10个月我就退休了，这事接着做下去，挺好。既然我已经说出来了，对我也是一个压力，继续做吧。

陈小波：这是一个题材，还有别的吗？

解海龙：拍摄留守儿童，这样的调查我也有好多例子。有个10岁的孩子，爸爸走了两年没回来，不给家寄钱；妈妈跑了，也不回来，他只能跟奶奶过。这种情况农村很多。他说：“如果有一天爸爸回来了，或是我找到爸爸了，最想告诉他，我在学校特别好，还得奖了。”他举着“上课乖巧奖”的奖状让我拍。

我总是在选这种题材——苦涩的题。

陈小波：那你为什么老是愿意选择苦涩的题材呢？习惯了？

解海龙：当我的影像给城里人、富人看的时候，有些人感动了，想做好事，盖学校、买东西，我就架个桥。中国人容不得别人生活得比自己难。一看到别人家过不去，心里就不好受，愿意拿出一点来帮人。

这方面体会我从小就有。我住大杂院儿，院子里有六户，每户都是七八口人。家家户户都难，但还比着生孩子。我妈赛不过别人，我家六个时，人家七个，最后还是没赢。那时，邻里之间处得好。一个月下来省点儿面、省点儿油，我妈就炸一大锅油饼，让我和弟弟给东屋大婶、西屋大妈送去……端着盆给邻居送油饼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个时代，大家真是同舟共济。

现在呢，贫富差距拉大，整个社会对穷人不公平，很多人不能安居乐业。逼急了，他们就会报复。13个月我丢过7辆自行车，越买新的越丢，这就是报复。所以20年前，我就声嘶力竭地喊过：“现在我们不盖学校，将来就去盖监狱吧。”

▌盖了新学校，终于“报了仇”

陈小波：盖学校，我知道你是走到哪里呼吁到哪里的。

解海龙：前几天，我们十三四个摄影家到新疆，为世博会新疆馆开幕拍照片。每人去一个州。我去的在塔什库尔干那个州，拍塔吉克族。我会找教育的一些现状，以及教育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我这次拍的一所有3600多个孩子的住宿学校，他们的吃穿住等生活条件，我都会看。学校食堂门口有幅标语，维汉两语：“两免一补政策好，不忘党的好领导。”我刚举相机，就有孩子举着碗往镜头里钻。这些年政府对教育抓得好，尤其是把农村孩子们的学费、书杂费，住校、吃饭费全都包了，而且越穷的地方越先实行。

陈小波：国家对农村教育越来越重视了。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农村孩子不仅有饭吃，还可以吃到热饭，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解海龙：是，而且关心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年五月我去了趟陕西榆林，那是我十九年前去过的地方。这次我再去，变化太大了，尤其是“蛋奶工程”。现在的农村学校不仅要考虑教育，还要考虑学生的身体健康。

到云南大理参加活动，前脚忙完了，我一定会去村子里找些有关教育的情况看看。在云龙县一所学校，274个孩子、10个老师，排好队鼓掌欢迎我，他们都知道“希望工程”，都知道我拍的《大眼睛》。拍全校大合影，他们让我站在正中间，受之有愧啊，凭什么我在中间让人家簇拥？后来我注意到，274个孩子没有一个球，没有一根绳子或棍子、棒子一类锻炼的东西。回来路上，我就想这事得抓紧办。后来在南通跟摄影家协会的几个主席、副主席吃饭，我就请他们帮忙，看能不能号召一下会员做这件好事。

到家没一星期，南通来电话了，说凑了十万块钱。我那个激动啊，赶紧告诉学校把地让出来，镐平。学校居然还报了个单子，那叫细，甚至发令枪、助跑器都有了。我也得献一份心，学校只有一大钟，我就买了个电铃。奥运会在中国开，可这儿一个球都见不到。

《中国交通报》记着杨秉政说，他们社长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一直想见见我。这一去不要紧，报社150多人全部停止工作到大礼堂听我讲。讲完，社长上去就说：“我捐一万块钱。你们捐多少我不管，看着办。”后来报社又倒腾出14台旧电脑。正好我要去河南宜阳参加活动，他们用汽车装好直接送去了。

陈小波：能想象到，这些电脑送到农村，很多孩子会受益。但他们受教育的水准还是太低了。我记得1992年采访你时，知道你在乡村拍摄不是很顺利的……

解海龙： 1991年，在湖北省红安县周七家小学，我拍师生下大雨淘水的照片时，老师们还抢我相机、抽我胶卷……当时满屋是水，拍照时老师发现了我，抢我相机，就扭打起来了。这时，孩子们跑出去喊人。三四个老师和一个校长进来了，一大帮人围攻。我赶紧抽出介绍信，上边写着“团中央”，他们吓一跳……其实我心里挺难受，走到哪里，哪里都欢迎，就这儿他们就动手了。我是含着泪离开的。

我一定要“报复”打我的老师。你不是把我当坏蛋么，我就让你看看，我是好人！我找了42万元港币，在周七家小学盖了一特漂亮的学校。钱是一个加拿大华人给的，我的报道他看到了。他不仅盖了学校，还一直在注入资金。建成八年时，已注入三百多万，而且年年给。他早早就留下遗书，希望子女能继续和周七家小学的情分。

盖完学校后，我让校长亲自给那老师一把宿舍钥匙。他彻底“崩溃”了，说：“我不能要，我走！我辞职!”实际上，我理解，他们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国家的脸面、名誉。

陈小波：你的摄影改变了一些孩子的命运，改变了一些学校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命运……

▌摄影就是发现问题

解海龙：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时，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说自己是红安县周七家小学的。他记得那天上课，我进去拍淘水……我走后，他们那儿盖了新学校。这孩子就是那个班的学生，后来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20年过去了，七八岁的孩子变成了二十七八岁。像大眼睛苏文娟这样的孩子，已经是白领阶层了。

陈小波：摄影史上，很多人下过论断：摄影为社会做不了什么，顶多起一个记录作用。但你的“希望工程”为社会做了很大贡献。

解海龙：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摄影者能做到的。或许，我所实践的那个专题有可操作性吧。

陈小波：你这个题材起到这样的作用，其它题材好像很难……

解海龙：也有啊，很多。母亲水窖、幸福工程，包括卢广拍的片子，我觉得都是……

陈小波：去年，一个出版社想做一本书，我参与了：一百张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照片及照片背后的故事，要求这些照片必须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而不只是摄影界知道的。结果找起来很困难。吴印咸的白求恩、陈正青的开国大典、张俊的雷锋……找出一百张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的照片真是寥寥无几。不过你的《大眼睛》在老百姓中是有影响的。

解海龙：肯德基在前门那儿有个店。他们听说有“希望工程”这个机构，就想找100个农村孩子，接到北京跟100个家庭一起过年。北京电视台也参与进来，两辆大巴车跑张家口北边的崇理县，呼拉就找了一百个孩子。

到北京后，合完影，我跟着一个前门文化用品商店的一家三口，带了个四年级小孩上了出租车。一路聊天，司机听明白了，下车给他车费，死活不要：“小看我！这孩子是咱北京人请的客人。”这是1993年1月的事。

我寄的第一笔款，是1992年6月1日得到的第一笔稿费。安徽少儿出版社出了本《跨世纪的丰碑》，用了我45张照片，给了1350元。那会儿，一个孩子300元能上五年学，1350元再加150元就能包五个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姥姥，一人资助了一个。过了3个月，我们家接到了青海湟源县寄来的五封感谢信。

陈小波：你已经说到希望工程之外的事了——摄影到底起什么作用。有些人还不知道摄影能做这么多的事情。

▌这个叔叔照了相就来钱

陈小波：“希望工程”让很多孩子一辈子感谢你。

解海龙：我拍过一个叫范明珠的孩子。1996年，我去河南新县一所小学拍照，孩子们一拥而上，争着说自己的理想。但有一个怯怯地站着老远不说话，我跑过去：“给你照张相吧。”问她长大后想干什么？他泪珠子“啪”地就掉下来了，说：“叔叔，我想上学，长大了当大夫。”他爸妈都有病，当大夫就能给父母治病。

回来后，我和《首都机场报》总编华铁说起这孩子和他们学校的事，我请他想办法，让报社团员们每人捐点钱。17个孩子，一人300元，一共捐了5100。孩子们后来回了封信：“解叔叔，有人说您照了相就来钱，您真是照了就来钱啊！您说5年后来看我们，可一定要来啊！”他们还寄了17包在山上采的茶叶，里边夹着他们的名字。

一晃五年，到了2001年，我不能失信，又去了。到学校一推门，拿一暖壶出来的学生一抬头，刚问了句你找谁？就“唉哟哟哟”往回跑，呼啦招呼出一帮人，那个亲啊。

我见到了读高二的范明珠。他准备学理科，实现当医生的梦想。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我接到范明珠的电话，说在重庆大学医科大读书，再过两年就毕业了。2008年秋，这孩子又来了电话，说正在北京玉泉路社科院读研究生。

陈小波：我相信你对孩子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他们都会记着。所以你得到这样的评价：一个人用相机，推动了中国伟大的慈善事业。

解海龙：一个孩子一句话，也会影响我的工作。我到河北，采访一个山顶小学。学校特小，套间，外屋几个孩子，里屋就是老师。采访完，我下山。走到山底下，听到山顶上好几个孩子一块儿喊：“叔叔……叔叔……你丢东西啦……”不一会，就看见几个孩子“嗒嗒嗒”一路跑下山，起来的土扬起一道烟，给我送来一个装富士胶卷的空盒——那是我扔掉的啊。这事让我特感动，现在胶卷盒还在我们家柜子上搁着呢。一看那盒，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帮那些孩子了。

陈小波：有一次我和同事在云南丽江一个叫“石头城”的村庄采访，几天过去，村里小学校长请我们个学校孩子讲一节课，我记得，给孩子们放我们在石头城拍摄的照片、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孩子们眼里全是泪水。年轻的校长说：你们这一节课，他们会记一辈子，他们一生会受益。

解海龙：我有同感。小时候，外边很多人到我们学校讲课，特生动，我现在都没忘。记得1968年初，有人到我们学校讲：“同学们，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我们是北大荒，实际是‘北大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跟我们走吧！”哎哟，满宿不睡觉，天天琢磨怎么跟人家跑。

陈小波：“希望工程”使你做人的态度甚至生命的态度都有很大改变。如果你一直在崇文区文化馆拍花花草草，那就是另一种人生了。

解海龙：那时候不是功利吗，就想着得个奖什么的。拍了这个以后，我觉得这比得多少个奖都有意义！尤其是孩子们在我的帮助下能上学了，得奖哪能和这个比？

▌说真心话前，我先讲点有颜色的故事

陈小波：现在，仅仅“解海龙”这个名字，就可以做很多事。

解海龙：我的名字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故事才换来的诚信。有一次，两个不认识我的唐山记者打来电话。他俩是见义勇为，公安机关奖励了每人五百元钱。俩一合计，决定把钱给我，让我为农村孩子做点啥。这就是信任。

1993年，我到西柏坡。走在路上，看见路边两个孩子在玩，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七八岁。两孩子说爸爸妈妈都死了，家里只剩一个爷爷，他们没学上。到他们家一看，家徒四壁，我就把那1000元交给了痛哭流涕的爷爷：“别再哭了，你的任务很重！这钱给孩子们上学。记住了，是这俩人给的钱。给你个地址，到时候给人家写个回信。说你们收到这钱了。”从那回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了照片，讲了1000元的故事。没想到，照片发表后，每天都能收到钱，不到一年就有将近两万元。这在1993年可是个大钱。现在大孙子结婚有了孩子，小孙子也在天津工作了。

还有个故事，也在河北，村里干部特意领我去的。一个农村女人带着俩孩子，一个八九岁、一个四五岁，丈夫上山扛石头砸了腰，三年没起来过，女人几次想死……我赶紧数出1000元来，对她说：“这钱是胡锦涛总书记让我给你带来的！我们是文联干部，春节了下来看看谁家有困难。千万别着急。等我打听好哪家能治好，一定给您来信。这钱你先拿着。”

陈小波：1992年我第一次采访你，你还没有拍完希望工程，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当时那种急迫的感觉——“我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子？”

解海龙：我就是赶紧地多拍、快跑，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我的照片、理解我的人，然后拿钱帮助那些失学孩子。很多人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就抓住这个心理。一般，我给人先讲有点颜色的故事，大家哈哈大笑，紧接着我就讲我想讲的——我拿这种方式跟人拉近。拉近之后再说真心话，大家觉得我这人真诚，能帮就会帮。

陈小波：哈哈哈！大家还以为你只会讲黄色故事。

解海龙：比如我到一个县里去。县委书记问，你想干吗？我说我想看看农村孩子怎么怎么苦。人家肯定不让去，怕我报道负面新闻。有时，司机也不愿意去，会找些路不好走的借口。一看这情况，得换方式啊，吃吃饭，聊聊天，讲个黄段子……用这种方式把他们哄得高兴，也算一种工作方法。

▌卖片子得的钱，大多数回馈了公益事业

陈小波：我想很多人想了解，进入图片市场后，你的《大眼睛》挣了多少钱？这些钱干嘛了？

解海龙： 2006年，“百年印象”陈光俊想摸索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大眼睛》等照片放到市场上？这属于公共形象呢？还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走入市场的常识是：图片是艺术品，图片是有价值的东西。

这些年里，不管是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的几千的，我都做了奉献。而且青基会也认为，在这20多年中，我们合作是最愉快、最好的。到10年给我个10年的奖励，到20年给我个20年的奖励，都是国家领导人颁奖。他们还推荐我当什么扶贫状元、义工等。

在陈光俊那里卖片子，会牵扯到钱的问题。比如《大眼睛》，一张片子能卖几百美元。我把钱凑在一起，到五万了就到青基会换个证书。2006年华辰秋拍一下子卖了30万，在西藏建了所小学，起名为大眼睛希望小学，也为摄影人争了光。

陈小波：积德报恩，好人好报。

解海龙：但也有让我伤心的。一次去山东大学讲课，讲完后一个孩子跑过来，递给我一封信，里边是讲课费。那孩子说：“您讲得太真实了。我就是山里的孩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孩子。”我说：“那……那这钱就给你吧。”这孩子也没客气，一个大躬鞠说了声谢谢，就拿走了。但他再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封信，遇到这样的事，我会难过。

还有一次也挺伤我心的。一个保定的孩子多次给我写信，说他申请奖学金，但一直申请不下来。我告他要坚持，会帮他想办法。正好中国摄影家协会老干部协会被评为当年优秀党支部，20多个老党员奖励了一千块钱，我和协会讲了那孩子的事。他们了解后，把一千块钱交给我，让我捐给希望工程。我就给那孩子寄去了。后来他来过一封信，但还是说没有办下奖学金……一句感谢爷爷奶奶的话都没有。这事儿一多了吧，就容易造成伤害。

陈小波：你希望自己的照片将来进博物馆吗？

解海龙：当然。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进博物馆，这些影像的收藏也是对历史的记录。

陈小波：《大眼睛》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吗？

解海龙：是的。其实，我喜欢的片子有几张，比如《扛着桌凳去上学》《磨盘上的的全校师生》……有十幅八幅吧。但《大眼睛》是大家公认的。

▌儿子比我理性

陈小波：20年前，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儿子还小，没想到现在他跟你走上一条路了。他们这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有什么不同？

解海龙：不一样了。有一糗事：我家住六层，没电梯也没煤气管道。以前都是我扛煤气罐，夏天吭吭爬上来。有一段时间爬六楼，又喘又累，血压也高了。想辙啊，我把煤气罐拿车拉回来，搁一层，然后找那种收废品的。正好有一个过来，我问他能不能帮忙给扛到六层，给五块钱。他同意，帮我扛了上去。上去后，他脸色发白，半天没缓过来。我有点害怕，赶紧给了十块钱，然后看着他扶着墙蹬蹬下楼，骑着自行车走了。

晚上，我跟孩子说起这件事。儿子说，你别心里难受，你们俩有口头协议，你又多给了他，后来发生什么跟你都没关系了。我挺火，你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呢？万一他真要怎么着了呢。儿子说，这些年你老拿您那点儿事怎么着似的，你说你在干正经事儿，大家哪个没干正经事儿啊；你说您拍希望工程推动社会发展，难道没拍照片挣钱的人就没推动社会发展……儿子的话让我有很多感悟。

陈小波：你儿子现在主要拍环境肖像，他是从小看你照片长大的吗？他觉不觉得它们珍贵？

解海龙：没有。他也从来没说过“您照片洗好签个名，送我一套先收着”一类的话。

陈小波：你出新东西，他会不会好好看一看？

解海龙：我也没见过。我从没见他认认真真看我的照片。反而是他拍的每一张，我会好好地看：这张照片进步了！这张为什么这么拍？

陈小波：父子俩讨不讨论？

解海龙：讨论啊。每次我说：“你这片子，我怎么觉得这么水啊。”他会说：“这活儿，它不出片儿，可你又不得不去。单位里头你不能不干啊。这种片我都去，回头大家说我是个不挑活儿的人。年底评俩先进，其中就有我。单位单独给我涨工资。”每年，他都两到三次出国。

陈小波：儿子和你性格像吗？

解海龙：儿子最大的优点是宠辱不惊。我是得到一点高兴的事儿就欣喜若狂，稍微有点不安的事就骂爹骂娘。

陈小波：我们很多人跟你在一起时，听你讲一什么事儿，我们会乐得哈哈大笑。如果儿子在场，他会吗？

解海龙：没有。有一两次，让我讲两句话。完了，大家鼓掌：“说得不错！”到他那儿，他说我：“话还是有点儿多，还是有点儿多啊，能少说就少说。”他老是这样。我觉得，他比我更理性。

▌我现在最希望的……

陈小波：对前边走过的路还满意吗？

解海龙：这几十年，我一直很顺。所谓顺，比如说我们上初中，大家都要到农村去受苦，全班57个就两个当兵，有我一个。

陈小波：是不是因为你又会唱又会跳又会快板？

解海龙：不是。我总愿意去解放军那儿，下了学不走：“叔叔，让我看看您那枪。”就擦来擦去。后来领导一看：“你愿意当兵啊？那走吧，跟我走。”当兵时一检查身体就走了。当兵回来，大家挑工作。有人说工厂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就争取进了工厂。那些年，我很快乐，整天就是跳舞、唱歌、演节目、运动会。谁家结婚，我主持；谁家老头去世，我给他穿衣服……

我在最基层，整天演节目，看文化馆那些人专业，就想要是调到那去该多好。后来，就调到文化馆了，拿着照相机整天拍照。文化馆干长了，我开始羡慕报社记者。41岁时，贺延光把我调到了《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干着干着，感觉跑不动了。上哪儿呢？2001年3月份就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陈小波：你采访进城农民工时，你都会问每个人：“你最希望的是什么？”你呢？现在，你最希望的是什么？

解海龙：我还想抽空到处走一走，看看那些个孩子，像范明珠这样的。我去找找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我觉得光这些人、这些故事就足够充实我，活得更有意义、更快活。

采访时间：2010年7月18日

采访地点：北京崇文门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