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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社会︱用力:一个北漂按摩师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王瑞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03-03 10: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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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老蔡还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课堂上,他用力地注视着讲台与黑板,盯着老师,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仍然需要不断猜测老师写的是什么字,索性站到讲台上去抄板书。

老蔡眼中的世界,其实早早地就模糊了。一岁那年,出了疹子,连续发烧,急坏了爹娘,烧坏了视神经,视力从此弱于常人,最好的时候也只有0.2。焦急的父母,周边到处求医问药,也于事无补。那时听说,北京有最好的眼科大夫,但苦于囊中羞涩,一直难以成行。不过打听到医院的地址后,就常常写信去询问,偶尔也能收到回信。

初中毕业后,老蔡在老家参加工作,成为国有企业葛洲坝的一名工人,月收入30元,这在当时是颇令人羡慕的铁饭碗。稚嫩的老蔡先后干过管道维修工、外场木工、杂工、汽车修理工。由于眼神不好,主要是帮工、打杂,有力无处使。

工作节奏倒也不算紧张,闲时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格外专注,其普通话深受收音机播音员的熏陶,浑厚而铿锵有力,几乎不带任何方言口音。小小的收音机,为老蔡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老蔡听到了市场经济的浪潮声,激起了其向外闯荡的心。

从收音机播报的各种消息中,老蔡敏锐地判断出,对于眼神不好的自己而言,盲人按摩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出路,视力的不足反而可以使自己更加专注。加上当时的国企效益下滑,在厂子里处于边缘地位的老蔡,很可能被下岗。于是乎,1995年,老蔡干脆主动下岗,孤身一人去省城武汉学习盲人按摩,这一年,他30岁,女儿5岁。

两年后,学成归来,开始发力。

信心满满的老蔡,回到宜昌开店。第一个月就赚到了500元,而两年前他丢掉的铁饭碗,1995年时月工资只有150元。赚到钱的老蔡并不满足,他听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有钱人多,按摩的人也多,那边打工都比在宜昌开店赚钱。老蔡决定南下。

经朋友引荐,先去了广州,一个钟可以提成12元(那时问顾客收40元),第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两年后又换到深圳,收入也逐渐达到了两三千元,在那个年代算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不断闯,不断试,一方面是为了收入,另一方面新的尝试本身就让老蔡感到兴奋。老蔡希望学习不同人的按摩技术,接触不同的人,感受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广东的几年里,老蔡意气风发,也小有积蓄。生活条件好一些之后,儿时对祖国首都北京的神圣向往,就又升腾了起来,想去北京看看,感受首都气象,也想顺带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治疗自己眼疾的机构。此外,老蔡认为不会说广东话,在广东发展,始终是吃点亏的,毕竟按摩需要经常与客人交流,交流多了就容易发展成稳定的常客。

2002年8月,老蔡毅然北上。经原来在按摩学校时的同学介绍,最开始在昌平的一家按摩店上钟,一个钟提成15元。但是北京的客流量比不上广东,一个月只有100来个钟,加上北京的客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一个月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仅相当于广东时的一半多点。

半年后“非典”肆虐,按摩的客人一下子没了,老蔡不得不返回宜昌。又过了半年多,“非典”疫情消除,老蔡面临向北还是向南去的抉择。南下收入高一点,但老蔡觉得自己更喜欢北京,喜欢北京的生活。2004年秋天,再次回到北京,来到了目前上钟的这家店,提成还是每钟15元,一个月过100个钟的话,每钟提成可以多拿1元。

一晃,已经快15年了,按部就班上钟,拿提成,闲时出去溜达下,也不再纠结眼疾能否治好,生活上、心灵上都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老蔡曾因和老板闹矛盾,负气出走两次。每次都是老板说了风凉话,让老蔡不舒服,一气之下走人;每次也都是业务需要,老板又服软,把老蔡请回来。

盲人按摩业的增长经历了逐渐放缓的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老蔡在广东就可以拿到两三千元。20年过去了,一直用力按摩,常客也算是店里最多的,收入也就翻了一番,目前大概每月6000元左右。而同期的GDP翻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6倍,国家财政收入翻了20倍。老蔡从中高收入者滑落为中低收入者。最近这两三年,按摩的客人比以前似乎还要少,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好在按摩行业一直是包吃住的,这样挣下的钱,省着花,想攒就能攒住。南下北上,多年打拼,对家庭的照顾就难免疏远。在广东打工时,第一任妻子就提出了离婚。2001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经过5年的断续联系与相处后正式领证结婚。妻子一开始在宜昌的饭馆里打工,后来又到北京的饭馆里打工,工作非常累,而收入非常低,还被老板克扣工资。

与老蔡结婚后,见多识广的老蔡极力说服妻子尝试一下家政服务。2006年刚开始入行时一个月只有700元,大概相当于老蔡收入的四分之一。但由于家政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加上积累了不少客户,目前的收入也能达到六七千元了,翻了十倍,有时候甚至比老蔡都高。

老蔡感慨道,虽然随着物价上涨,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会水涨船高,不过快慢却差得多,潮头的上升期行业,能够借力,发展就快,而不在潮头的行业,就算是自己不断用力,也仅能勉强支撑。

由于两人都是再婚,与前任也都有孩子,婚后两人家庭财政上实行“联邦制”,也就是说各自管自己的收入,搭伙过日子的共同支出部分做一个分工。房租由老蔡支付,而日常的饮食、水果等琐碎支出则由女方负责。

在北京生活,租房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本来按摩店是包吃包住的,女方从事家政服务也可以住在主家。不过为了能够共同生活,老蔡夫妇从2008年1月份开始租房。先是租了一个隔断,后来北京清理群租房,就搬入了北礼士路的一个地下室,房租为每月450元。

近年来,北京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提高对地下室的出租要求,房东不得不对地下室进行重新装修,装好之后老蔡就搬了进去,代价是房租猛涨了几百元,月租金达到了1600元。2017年大兴的公寓失火后,所有的地下室都不允许出租了。老蔡夫妇这样的八年资深“地下党人”,也只好“上来”了。租住在不远处的一个平房里,面积十七八平米,房租2500元,这些平房实际上是原来公家分给其职工的房子。

2018年底,平房也不允许出租,老蔡夫妇被迫更上一层楼,再次搬家,搬到了一个四居室的朝北卧室里。房租虽然也是2500元,但加上中介费等杂七杂八费用,每个月的租房费用实际达到了3000元左右。用老蔡的话说,2015年到2018年,收入没怎么增加,但年年都在搬家,老两口被折腾得够呛,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除了房租外,一个月的生活费差不多也得2000多元。

老蔡夫妇的早餐是比较丰盛的,妻子的厨艺也好,一般会有几个菜,也会有汤。中餐和晚餐都在按摩店吃,就差很多了。中餐只有一个菜,或是土豆,或是白菜,或是西葫芦,或是芹菜,偶尔会是豆角等时令菜,馒头和米饭管饱;晚餐则在中午的基础上有肉,有时候也会有面条。老板亲自买菜,由前台服务员兼任厨师。妻子的中餐和晚餐也是对付一下。

这几年,老蔡夫妇原来的子女都长大了,相继谈婚论嫁。老蔡的女儿结婚时,老蔡给了14万元作嫁妆。老蔡妻子原有一双儿女。女儿结婚时,没请她,婚后生活压力大,又找上门来,老蔡妻子给了2万;儿子结婚时给了12万,婚后也不断地向老蔡的妻子要钱花。

虽然在北京打拼不易,做的也都是辛苦的体力活儿,但真正让老蔡两口子感受到压力的,主要倒还不是自身的北漂生活,而是各自在老家的儿女。

说起来,作为老国企职工的老蔡于2015年就正式退休了。原来,老蔡离开葛洲坝的时候,工作关系还一直挂靠在原单位,2006年时买断了工龄。老蔡开始自己交养老保险,刚开始是3000多元一年,年年涨,2014年达到了12000元左右。好在2015年起,就拿到了退休工资,刚开始每月有1500元,现在涨到了大概1900元。妻子也在自己交养老保险,还有三年才退休。

关于未来,老蔡是乐观的。不必那么用力地按摩,但会继续用力生活。

他打算等妻子也拿到退休金后,回宜昌养老。在自己家里,开展家庭式按摩,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不会像现在这样拼,挣点零花钱就行。两人那时都有退休金,加上这些年的积蓄,足够二人生活了。妻子这几年也学习了按摩,擅长小儿推拿和失能老人护理,两人的职业也终于汇合,可以相互助力了。

说到这里,老蔡得意地笑了起来,爽朗而又富有感染力。

    责任编辑:董怿翎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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