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老之后，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所有人都有老去的一天，身体变得沉重的同时，思维也间或迟缓。张开双眼看到的世界似乎隔了一层烟灰色的滤镜，或早或晚，它将成为过往几十年岁月的倒影。我们被时间抛在后面。

“他不再理解世界，他理解的世界已不存在。他被逼迫着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这种逼迫就和过去的牢笼一样不放他走。”

本文选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让·埃默里的《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关于终将到来的衰老与我们漂泊的生命，作者给出了超脱的答案。

▲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 — 1978），原名汉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埃默里出版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

01

到了门槛上的人，年龄上或早或晚，有的坦诚相对，有的自我欺骗，而所有人都显得不太坚强了，他们总有一天会体验到，他们不再理解世界了。社会年龄的这一方面：最宽泛含义上的文化衰老，表现为一个极为漫长，一点也不戏剧化的连续认识进程。

最初经常出现的是一种迟钝的反感，这种反感针对变老的人口中的时代的“文化行话”，与此相关，他会抵制如下问题：是否也会使用这样的行话，还是只使用一种早已过时的语言，而不是像他想象的，使用一种纯粹的语言，语言本身。然后在他阅读某些杂志和书籍时会伴随着一种轻微的不快，他会产生这样的倾向，以拒斥的态度顺从地耸耸肩后谈论时尚、风雅派头、各种主义和语言上的装腔作势，谈论那些他私下里常常否定的东西，因为人们不愿意带着一种落后的顽固站在一边。

这种对新事物和不习惯的事物完全琐碎的抵制对于熟知精神史的人来说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反复出现的现象。他想要知道，1874年巴黎第一次印象主义展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必然会发生这些，为什么人们对莫奈和他的朋友的抵制最终让自己羞愧。

然而今天他不能径直将对文字主义、亚文字主义和超文字主义的不快转化成伪装出来的宽容，这样的宽容本身只是不理解的一种形式。变老的人抵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会消耗其智力、转变其感受力的文化现象，也出现在不太重要的事情上，比如时装潮流。

A就常常这样浏览时尚杂志，尽管她非常清楚，不久她就会在适度让步后让她的衣服按照时尚的要求制作出来，但新时尚对她而言是种特别的不快和荒谬。这一季时装明显傻里傻气的奢华又让她感到不舒服了，她拿出她的一本老相册，与这些年时装设计师要求她接受的那些误人的图册形成鲜明对比，就像她有时候在类似情况下做过的那样，就为了找回心目中真正的漂亮与合身。

在第一眼看到这些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小图画时，某种东西又浮现出来，那是她在拿出这个相册之前已然预见到的，但在预感中她又违背了自己的经验而否认了它：她年轻时代的时尚，她的时尚，是由记忆构建起来的自我的一个本质部分；它在她眼前变成了某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或者至少和她在下一时装季必须习惯的时尚一样滑稽。照片上她一个人站在一棵树下。柔软的、向两侧规则打卷的头发，一条几乎长及脚踝的裙子，有着可笑的下凹剪裁、加了肩垫的小夹克，一顶难以描述的宽边软呢帽，眼睛微微上扬，她会摇着头，除了“酷毙了”没有其他词能形容这副模样。

这样的人过去是怎样让自己和别人喜欢上的呢？她必然体会到，最平庸陈腐的事情从来不会简单地过去。倘若事情仅仅像人们毫不犹疑地说过和重复过的那样——过时的东西好笑又难堪，因为人们早就熟悉它了，当它被时间超越时，人们就在那里；而当历史的、古老的未知事物可悲地投降时，人们并未亲身经历它——倘若事实也是如此，就不会明白，当被体验过的事件不再仅仅被观看，而且也被回忆时就立刻变得不再可笑。

A合上相册，闭上眼睛，沉浸在过去：小便帽，加了肩垫、镶了穗的夹克，长及脚踝的裙子，此刻被她当作自己的东西一一翻检，她自己也试了试眼睛上扬，便又完全肯定了这种表情的吸引力。那时候垂在两侧的卷发，因为A相信能够用双手再次触摸它，现在重新获得了1938年的优美。器官的损伤痊愈了。当她看着这些老照片，在窘迫中必须摒弃的对新时尚的反感，此刻重新浮现。她自然会赞赏她裁缝的时尚创新，说它给人带来灵感，但她将违心地穿上那些衣服、仅仅是对社会必然的妥协。

▲ 20世纪30年代女性服装风格

她将超越这副合乎时宜的装扮，始终保持做那个时候的姑娘——而且也会在那些质疑她的自我感觉的照片前保护自己：这些照片向她展示了，那个年代的时尚因今天的目光而被打断、腐化和变形；昨日的衣帽间又在记忆中获得了它的本真性。一种事件，它无法由大脑活动的客观物理性转化为回忆式观望的主观生存，它的非实际性比图片可把握的现实更加实际。

02

这还没有说到任何有关变老的人在文化上的陌异化，有关因他们顽固、违背理智而翻涌起来的、对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新东西的抵触。不过这也许算是一个准备。A的体验是种彻底陈腐的经验，是每个变老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获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抽取出些什么并且根据隐藏其中的基本事实加以推断。A翻阅相册时看到了当年的时尚，却是在当前的符号体系内，尽管抵触，但她仍囿于这个体系，并且在回忆的过程中她将同样的时尚事实联系到曾经的符号体系。既然她从往事中构建了自我，她也就扎根于曾经的符号体系。

要解释变老的人在文化上的疏离，无异于解释在一个未知的符号秩序中——即靠全新的信号——找准道路的困难。就像英国的交通信号还没有完全和欧洲大陆统一时，第一次在英国旅游的司机无法确定怎么走，只能忧心忡忡地慢慢向前，变老的人也同样因时代的文化符号而丧失了方向。当A在本季的时尚中感到错愕时，裸露一半的女性大腿对于她的含义就像她年轻的时候一样：挑衅地袒露自己的性欲以及——又是按照曾经的符号句法——不体面。而在当前的系统中符号被按照另外的方式排列。裸露的大腿不再是性欲的袒露，就其自身而言也不再是挑衅，挑衅也不再被划为不体面的范畴被称为一个符号的意义的东西，也许不一定是被指称的，而是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的关系，有意义的系统存在于每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之中。

变老的人尝试以过去——那曾是他的时代——为参照来让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获得合适的情境，因为过去向他允诺了未来、世界和空间，而他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尝试就会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疏离。陌生感于他更像是不安全感，后者在郁闷和无力的拒绝中变得客观、可观察。今天还紧跟当下思想讨论的六十岁人，常常会倾向于将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冲突、柏格森-班达之争看作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们在这些问题上分道扬镳。如果他后来发现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他曾一直并非无理由地视为理性主义武装的战士现在几乎都皈依了海德格尔，时代精神于他而言就必然会显得疏离，甚至是字面意思上的“错乱”( ver-rückt)：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哲学变成了魔方。

当一部同时代的电影作品中场景的闪回不再有时间逻辑，当他在新的符号秩序中不仅仅无法从美学上评价这部电影，而且也跟不上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曾经的符号-句法中完全不算一个过程，这时候同样的不安，是的，恐慌就会抓住他。就像变老的人在每一年、每一个月改变地形和位置的城市里难以找到方位，就像因为曾经的英国和法国殖民地早已变成新的独立国家——它们的名字他很难记得住——老的世界地图再也派不上用场，他也这样绝望地迷失在新调子——不管是乐器的还是具体的——新词组和新句组的茂密丛林里。人们必须对他有耐心，无论是对他反动的冥顽不化中呈现出来的对新诗歌结构的不理解，还是对因为同样的不理解而表现出的有条件的宽容，抑或仓促却不合理地对那些日子带给他的一切所做出的肯定。

03

在疲倦地阅读了一堆当代期刊上登载的充斥着哲学、社会学和元语言学内容的文章后，A从辛苦中缓过劲来。他从书架上拿出几本年份较老的书，希望从中得到心灵的宽慰，重新找到自己。他把书又合上。这些书不是为了针对那些在他看来既恶毒又狡猾的文章，他带着不抱希望的心态仔细钻研了它们，甚至加上了旁注。他很少能从一个二十五岁的人那里抢走他高傲、美丽的姑娘，他很少能在滑雪时超过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无论他曾经能在滑雪板上站得多稳——现在，他也很少能靠重读于连·格林而战胜菲利普·索菜尔。

过去了，他必须得说，过去了，一去不复返，我翻开《少女阿莲德》在这部作品中看到现代小说写作的最后一个词语，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自己尝试写作的那一刻也永远过去了，在研读了《尤利西斯》之后，就算是构思一部小说都不再可能。我过了大约三十年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不想像那位七十岁的朋友一样——无论时机是否合适，他都会从包里掏出一本荷尔德林的作品说：“我读这个，就够了！”——如果我不想像他一样，今天就必须承认，三十年来我只是一再地把一个错误换成另一个错误。万物皆逝，因为总是有新东西在地平线上出现，这点理所当然，人不会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来自古老的智慧，但这些只有当人们敢跨出曾经经历过的空间，敢为不可为之事时才理所当然。

到哪里去？到一个没有符号和系统的世界，一个空的世界，一个反宇宙。然后，我也许可以对自己说，当我从德梅尔、里尔克本、格林、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经年累月地构建起我的宇宙、我的系统，他们就不是相继出现的错误，而是一个个阶段，我在后乔伊斯时代里宣告了小说艺术的终结，这是对的，就像索莱尔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今天他们在小说上是对的，明天将是错的。

阶段，属于什么的阶段？一个发展的阶段。它们应该引向何处？不知道答案的人无法正当地谈论阶段，只可以列举事件。我感觉到，我将屈从于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十分危险，就如同在防守中敌视时间的僵化或者其对立面，也就是不假思索、走马观花地接受所有日子带给我的一切。我想从永恒的角度，联系我所熟知的整个精神史，来观察我一系列的错误，但这就和不闻不见没有区别。永恒看起来和无风、有雾的北海一样，那里大海和阴霾的天空互相交融。我将虚无与没有符号、如大海般灰暗的永恒联系起来，而与虚无联系起来的在与虚无的联系中自己也被消灭了。

04

从永恒的角度观察文化事件，对于文化上变老的人来说是某种安慰，却同时是一切自我欺骗中最悲哀的事情。A感到轻微的眩晕，他对自己说，真相就是，人们不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与时间对立、追逐时间，但也找不到出路摆脱时间的流逝，驻留在某种只是虚无的永恒之物上。Schat schlunter schluns 就跟 djagloni和格里菲乌斯或者随便什么上帝知道的东西一样好。一个系统就和另一个系统的价值刚好一样多：这样说的人，也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可以试着安慰自己，低声告诉自己，现在看起来陷入时间的毁灭之中的事物，也正在被这一时间所保存。数十年来充实着我，将我聚拢在一起的人，从德梅尔到本，从黑塞到普鲁斯特，从塞尚到弗兰西斯·培根，他们在曾经属于我的那些日子里，满足了这些时日的要求，当他们被超越时，他们也被牵扯进谈论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曾失去的。

安慰，思维的游戏。在毁灭中的持存是一种哲学史的建构，缺乏生存领域中的宏大。在娜塔莉·撒饶特的著作中哪里留下了普鲁斯特的痕迹，研究清楚这一点是文学史家的事情。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在一个在我看来只能让我和作者联系起来的空间里，被一种只能被自己的记忆唤醒的此在气息围绕着，我第一次读到了我的普鲁斯特——在撒饶特女士的书中我无法重新找到他。他是作为我生存的一部分而被这位女士追赶和超越的。留给我做的是什么？融入这位撒饶特，并经过这种融入打破我曾经通过普鲁斯特封存起来的生命的包裹，如此我便能试着超越自己。

我能够通过解除我与被超越的朋友X、Y、Z的文化契约来完成同样的脱离操作。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赤松林和昏庸的红酒庄园主属于我，但我离开了他，就为了可能的时候到他儿子克劳德·莫里亚克那里去。但我到不了目的地：克劳德·莫里亚克所在的俱乐部不接纳我。他是一个，或者说想成为一个明日的作家，所以他属于那些拥有明天的人，就像数学音乐家伊阿尼斯·泽纳基斯一样，他用思维机器作曲。而明天——这可以说是十分钟后，一年后，十年后最迟十五年后——我就不在了。

解开这些将我连在老莫里亚克身上的绳索没有意义。我不断争取，想要摆脱他，获得自由，但这自由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用处。一直拴着的是可耻的放弃。跳进一个空洞的空间，这个空间属于一种扬弃自身的自由，不再能让我安住，这样的行为不过是惊慌失措的表现。束缚不再觉得是束缚，自由不再觉得是自由，安置在北海般的永恒迷雾之中，在那里束缚无法被去除，自由不再被体验，这——只是个什么？

现在清楚了：是死亡。对于文化上的衰老就像对于生理上的衰朽一样没有任何对抗的办法，它是彻底的坏消息，是终点的宣告。一个文化的符号系统的每一次凋谢都是死亡或者死亡的象征。随着每一次的凋谢，变老的人感觉到的是“死吧”。但不久之后就会从中冒出一个“生成吧”，那里完全没有变老的人。黑暗大地上的忧郁客人，他听到了马蹄声，听到了疾跑的声音。他如何执着于生，也就如何在深深的颤抖中抓住过去了、丧失了、耗尽了的系统。它们曾是他的生命，所以现在也是。只是，人的生存被死亡包围，它朝向死亡，只有通过死亡才接受其意义，他的生命便具有包含这一矛盾的特性，以令人压抑的方式存在悖论，他的生命不得不死去。在别的地方我们将变老之人的生命称为“自我一时间一回忆”，将其与年轻的、允诺了空间与世界的此在对立起来而就他的文化联系而言，这种生命是一具尸体。文字优美的黑塞，唱着《饮水调》的德米尔，被怀疑困扰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变老的人还相信从他们那里可以产生生存的力量，其实他们已成过去，已然腐朽。

文化上的变老也嵌入了社会上的变老，前者的尊严也完全和后者的尊严一样，只能在矛盾的、与冲突决战到底的反抗中自己实现自己。新系统就在那儿。变老的人必须不抱丝毫希望地、日复一日地一再尝试解码它们，直到终点。如果变老的人不以他的自我为代价，腐朽着的秩序就不会让他离开;明知自己的精神行为具有一种邪恶的恋尸癖，他仍必须对衰朽的秩序保留一种毫无价值的忠诚。这意味着，在这里，他也必须在进行没有指望的自我超越的同时接受和拒绝他的毁灭。

他不再理解世界，他理解的世界已不存在。他被逼迫着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这种逼迫就和过去的牢笼一样不放他走。他不是英雄，只是随便哪个人，他就和随便哪个变老的、将死的人一样充满英雄气概。

原标题：《变老之后，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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