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建连接｜周欣怡：走马灯

周欣怡

如果说将我的家族追溯到外祖父母这一代，那么这段故事一定是发生在最艰苦的岁月。用一双穿透年代的双眼，将如今的这条宽敞的柏油路还原至其原始的面貌，一条泥泞的大路逐渐铺展开来。无数深浅不一的车辙覆盖住纷沓的脚印又被覆上后来者的印记，生命的种种迹象在此完成了一次相逢和交叠。大路可以通向山里的各个村落,它是早期连接城镇和山村的通途，但是在依赖步行、车马很慢的落后年代里，这条大路仍旧无法明显地改变山村人的闭塞。在这条大路边有个地方叫 “上洋头”，它是位于浙东宁海县的一个小农村，村里都是错落低矮的破旧木屋。它的四周是高山和田野，老人视山林和田野为生命最朴素天然的供给来源，我的外祖父母在这里生儿育女、艰苦生存了大半辈子。

人生既定的命途就是马不停蹄地赶赴坟场，死亡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一段漫漫的进程：从精神的颓丧到器官的退化，从社会的抛却到记忆的消散。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也终会有化作一抔黄土的那天，当后辈接连走完人生的命途，逝去者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结便彻底断裂，陷入无限的寂灭之中。但是我仍旧渴望自己是宇宙中一缕消息的传达者，因此，我以后辈的身份去重新描摹外祖父母那段古老的人生故事。由于外祖父母早已离世，所以我与最了解她们生平经历的姥姥进行了一场对谈。黄昏里万物模糊了棱角，通过我和姥姥记忆的交叠、互补，两位老人的人生图景却被勾勒得逐渐清晰起来，像是人濒死时看到的走马灯，一帧帧图景快速回闪而又历历在目。

先由我的外祖父说起，我在他死后的第二年才出生，同时他也很少对后辈谈起自己早年的经历，所以对他的印象几乎只靠姥姥有限的回忆拼凑。外祖父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生活于当时中国的老一辈人普遍饥饿、贫穷。外祖父是以农民出身，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仍旧渴望走出大山，去城市里讨生活。他和同伴一同到上海，希望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用双手的努力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但是他很快就感受到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城市的空气并不比山村更适合他呼吸生存，他只好在心灰意冷中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一待，就是一辈子。姥姥谈起外公，便是一阵唏嘘：“他命里缺少这种福气啊。”他在20岁便与外祖母结了婚，在新婚之夜，木桌的盏上摆着两支蜡烛，在昏黄中燃烧着温情，一对新人默默地坐在床沿。外祖父将其中一支蜡烛放低，对身边的外祖母说：“这支被放低的蜡烛就是我了，我比你大3岁，也是要比你早走的。”后来，一语成谶，他比外祖母早早地走了16年，而越来越孤独的她在子孙满堂中享年99岁。有时候我也在想，冥冥中是不是外祖父将自己能够体验人生的些许时日分给了外祖母。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也许他们没有文化，但是在老一辈人的爱情里，懂得爱的人都是诗人：对你的爱很浓，所以我要用一生去慢慢谱写我的心诗。在古老的爱情里，没有锦衣玉食之上的风花雪月，却有着粗茶淡饭之外的细水长流。

邻里的人常常夸赞外祖父的为人。他的身上有一种“爱人如己”的品质，从不愿在背地里论他人的长短，也不喜欢与人发生争执。即使自己也穷困潦倒还会出钱帮助难以维持生计的邻居度过难关。一次，青年与村民发生了争执，双方舌剑唇枪得面红耳赤，甚至要拳脚相向，是外祖父出面拉开双方，调节矛盾，及时制止了冲动中可能发生的意外。这件事后来也常常为邻人所津津乐道。

姥姥也说，外祖父是个好人，但是也是她小时候在家里最害怕的人。“人一定要有一门手艺。”这是外祖父始终秉持的谋生智慧。由于家中贫困多子，外祖父的弟兄又是地主，家中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几个儿女很小就要外出讨生活，男孩去学木工、刻模子，女孩就去当裁缝。当时姥姥尚小，对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恐惧的，可是只要想到外祖父瞪红的双眼和将要冲出喉咙的斥骂，她就一天在家中也“闲坐”（外祖父是这么认为的）不下去，即使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与主人家打交道的时候心里抗拒和害怕的不得了，也逐渐成了一个背着破布袋就能跑遍一村又一村的女裁缝了。家长的严厉在此，用心也在此。诚如姥姥的打趣：她的心性也是当年被家长逼迫出来的。也许，在人逐渐长成之后，少时对父母某些决定的困惑不解会转变为某一瞬间的恍然大悟。

外祖父至死都没有享受到片刻的物质幸福。当时普遍贫困的中国社会，人们只能住在破旧还漏风漏雨的木屋里，穿的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衣服，没有油盐，吃树皮、草根、黑馒头已经是常态。姥姥说她当时最不爱吃的就是甘薯棒，因为难以下咽就宁可饿着。实在没得吃的时候，外祖父只能兜着衣服挨家挨户去讨米，田地里一旦有了收成就去还米。为了给儿女多留些吃的，自己就和外祖母收集一些糠皮，加水按压，揉成糠皮饼，不但没有滋味，吃下去后便秘是常有的事。

这样的日子里，疾病与苦难却总不肯缺席。姥姥总说外祖父的疾病是由早年过度的劳累积酿而成的。

外祖父这一辈的劳动人民很有智慧，早就发现了不同地域、不同质地的泥土有着各自独特的功用：“泰山殿”一带的野地里多为黄沙，可以用来造房子；而“下洋头”这里的田地往下挖则是质地黏重的泥土，常被当作制造水缸、瓷器等工艺品的原料。早年的时候，“下洋头”的山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做水缸的基地，需要人力运送沉重的缸泥，外祖父就去田野里挖泥，再把泥土一筐筐装到手拉车上，他在前面拉，两个弟弟跟在后面推车。从“下洋头”到“黄家岙”有四里路，且道路由黄沙和石子铺成，并不平坦。尽管这已是当时最好走的一条路，这样的路况也无疑加大了运送的阻力和难度。木车装有足足1500斤重的缸泥，外祖父就像是拽着一头倔强的老黄牛在大路上“哼哧哼哧”地颠簸前行。作为拉车的主力，外祖父深知自己不能有一丝偷懒的想法，遇到山上的斜坡时他拉得更加拼命：浑身上下的气力都用在了手臂和双腿上，腿使劲向后蹬，上面每一块肌肉、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都在卖力地与苦难的生活较劲。一个早上的时间，他要在4里路上往返八趟，每一次都拉着1500斤沉重的缸泥，为的只是那三块血汗钱（价值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白天干完活热的不行，外祖父一回到家便用冷水冲脚解暑。然而，双腿却因此热胀冷缩，腿上的血液开始瘀滞，导致腿筋变得异常肿胀，向外暴绽——这便是静脉扩张之症给外祖父带来的折磨。一根根膨出的青筋迂曲在一起，像粗大的条索和蜷曲的树根，蜿蜒向那段不屈岁月的深处。那一年，他15岁。

家贫而多子，是当时底层社会普遍的家庭境况。成家后的外祖父并不算立稳了“业”，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很多苦力活。他当年帮别人筑造门柱，顶着大太阳用锄头在门前挖土坑，以便之后可以插上钢筋和夹板、浇灌水泥。即便他是一个肯吃苦的人，也实在承受不住这般艰苦的劳作，很快就口干舌燥，直往外冒热汗。外祖父走到楼上想向主人家讨要一杯水喝，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待见，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回到大热天里干活。外祖父的可怜之处就在于他太过老实本分，他的命运和村里那头营养不良的老黄牛极为相似，总想调动身体里所有的能量去耕作自己的这方土地，不敢有片刻偷闲，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为止。然而，外祖父的可悲之处又在于他从骨子里自感卑微：他想着，自己既然作为底层的劳动人民，需要从他人手中讨生活，那么隐忍和顺从总不会有错。这种心态或许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维持生计，却也变相地加剧了他所承受的苦难：也就是在那以后，外祖父的耳朵出现了问题。他的耳膜受到了损坏，经常受耳鸣的困扰，他不能长时间说话，也不能过度操劳。姥姥每谈到外祖父的病就止不住地叹气，心疼他本来身体就跟不上营养还要在这么热的天强撑着干活。她说，外祖父的身体是被过度的劳累给搞垮了，耳膜就像从墙上脱落下来的窗框一样，再也挡不住风了，风就趁机从外面透进来，发出“呼呼”的鸣响。

再后来，姥姥回忆起外祖父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又害上了另一种奇怪的病。他的胸口常常合不上气，半夜老是能听到他时断时续的咳嗽声，咳嗽使他无法入睡，常常是到天快亮才在疲惫中昏睡过去，早上醒来地上往往有一滩黑血。而悲哀的是，一生困窘却始终恪守“老实本分”这一原则的外祖父，连求医问药都成了奢望。即便如此，他心中总有一种无限的期盼，一缕火苗般不灭的希望。这种期盼和希望是游离在绝望之人口鼻间的一团气息，牵动心魂，调转生命的能量，甚至在冥冥中有起死回生之效。也许正是因这股精神的力量，外祖父的身体奇迹般地逐渐好转了起来，余生的无灾无病已经是他可以期求得的最大幸福与满足。他自然地老去，享年83岁。

再说一说我的外祖母吧。在姥姥的回忆里，外祖母是一个所有人都会称赞的很好很好的人。唯一让人叹息的是，她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活。因为贫穷，有一段时间外祖母是寄居在一个老婆婆家里的。老人年纪很大了，手脚不便又没有儿女照顾，成天只能瘫在床上。那个时候外祖母还是个年轻的媳妇，她全身心服侍和自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老人：帮忙买菜烧饭、挑水洗衣、打扫房间，甚至还帮患有传染性肺病的老人倒痰盒（这是后来子女猜测外祖母染上肺病的原因之一）。外祖母染上肺病的还有一个被猜测的原因是她对外祖父另外两个同样可怜的兄弟的照顾。她四处相人做媒，终于帮助两个兄弟娶妻成家。以至于后来这两个害肺病而死之人的后事也是由外祖母亲自料理，让他们体面出丧。

我印象中的外祖母是温和慈善的，干瘪瘦小的脸上深嵌着一双乌黑的小眼睛，透着点和蔼又胆怯的光。她对自己后代永远是慈爱的。听姥姥说，她常常教育自己的儿女“要与他人平和地相处”。她的教育与自己温良的品质从未出现参差。一直以来，外祖母就是个隐忍而默默的人，进门的年轻媳妇儿有时候会刁蛮不讲理，甚至会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也从不吭声为自己伸张。外祖母的记性也很好，能够清楚地叫出所有后代人的名字，而且从不混淆。小的时候，家人总是带着我去敬老院看她，她的箱子里永远藏着各种各样的小零食，一大把一大把地塞给我。还把儿女来看望时留给自己的钱都小心存起来，每次我去看她，她都会取出来让我拿去用，而我也时常被夹在大人严厉的目光和外祖母慈爱的眼神中，不知如何是好。

越是儿孙满堂，越是孤独凄凉。那些被外祖父“分给”外祖母的时日，本是出于一种爱的祈愿，却助长了一个女人的苦难和寂寞。上了年纪的人，也会因为自己失去了劳动能力而自感失去价值，成为儿女的累赘。死就在这一时刻真正的开始。

在我很小的时候，外祖母被接到我们家住过几天。起先，这个有点陌生的亲人的突然到来，让尚且幼小的我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排斥和疏离之感。在接她来的那个晚上，我坐在姥姥的自行车后座上，而外祖母坐在另一个老奶奶的车上。老式自行车不停地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记得那时我时不时回过头看看外祖母那张正对着我的洋溢着慈爱和幸福的脸，催促着姥姥快点蹬，生怕外祖母的车赶得比我们快。到了晚上，我们分睡在一张大床的两头，我一伸脚就触碰到了外祖母的小脚，迅速地把脚缩了回来。那是一双枯瘦如同槁木般的脚，由于在小鞋密闭的空间里遭受长年累月的严重挤压，“树根”早已在畸变生长的痛苦中扭曲、错节，如今已经彻底萎缩干枯。这双脚，让人再次想到了“死”。就像姥姥对我说的：人老了，脚也会越来越冒出一种“死相”。两双小脚的触碰，却恍如两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完成了一次生命的相逢：一双小脚是封建时代最后的遗风，是酸痛，是隐忍，是麻木，它正在逐渐走向衰弱。而另一双小脚生长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白净而稚嫩，它将会是鲜活的、健康的、自由的。我们像是新旧生命的两端，在接下来这段相处的日子里，彼此实现了一种微妙的和解与接纳。

可是没几天后，她又被送到了敬老院养老。可以说外祖母的晚年就是在各种辗转中度过的，世人都追寻永生，但对于子孙满堂却仍感孤独无力的老人来说，长寿也是一种变相的苦难。子女短暂的孝心总敌不过组建新家庭后繁琐的生活压力，此时的老人就像一个被掷来掷去的包袱，在这种不断被投掷的不安宁中，老人的精神开始衰弱。这时，死，便意味着永恒的安宁。向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被赋予了比生更大的魅力。人老了，都会这么凄惨吗？外祖母的子女会吗？我也会吗？

外祖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姨婆考虑到把老人留在敬老院也不是办法，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住。老人就住在第五层楼上，将身子缩在摇椅上，骨头被严重挤压的“三寸”小脚缩在棉布鞋里，对街上的阳光从窗户打到她的身上，这是她最安闲的时光。那些阳光打在肩上的日子里，她又在想些什么呢？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姥姥带着我去看望她，原本平心静气的对话突然激烈了起来。当时的我年龄尚小，对大人的谈话并不感兴趣，只是能从姥姥的语调和神态中看出这是作为子女对母亲的责备。我没有办法确立我的立场，更不想去从中评判谁是谁非。只是在看到外祖母那对疲倦而不知所措的小眼睛里噙满了浑浊的泪水，那一瞬间，我听到心里出现了裂痕的声音。

外祖母的生命终结于一碗绿豆汤。那一天还是来临，所有的后代人都被召集到仅存一点生命气息的老人身边。床前拉了一块帘布，外祖母就在帘后，姥姥跪在她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妈，第一声是出于亲缘的本能，是莫名的心疼和多年来的愧疚。眼泪逐渐和声音模糊在一起成为了嗫嚅，一声比一声低沉，一声却比一声更为揪人心魂，当人这一生中所有悲伤情感的浓度都达到了饱和，就会爆发出生死这一命题里最悲恸无助的哀号和大哭。那一夜，是窸窸窣窣，是嚎啕大哭。我看到外祖母干瘪的脸逐渐罩上了一层苍白的霜，黯淡的小眼睛里突然映射出明亮的光，又逐渐熄灭下去，她皱起的眼皮慢慢合上了，灵魂还不舍得的离开，也许她感受到了亲人的悲痛，眼角冰冷的泪滴流到了耳边。

外祖母离开的时候是新年将至之时，记得在她尚健在的时候，舅舅曾说：“外婆要是过了这个年底就有100岁了，这儿的领导会来亲自拜访百岁老人。”那个时候亲人们都很开心。不知道是否是我们家族出丧后的传统，在外祖母死后的没几天，舅舅一家捣了麻糍，特地给姥姥送来。姥姥知道我舅舅是出于好心，还记挂着自己的一份，可一看到这份麻糍，她就想起自己生前很爱吃麻糍的母亲，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亲人的离去不会是一场当即立下的狂风暴雨，却将是生者一生的潮湿。也许亲人尚在世的时候，他们的过错常常会被子女计较，而当死别的那天真正来临，余生只会剩下对死者无尽的回望。所有的思念都被揉进了日常的琐碎里，每每遇上，都是心灵的一次次塌方。

我常想着，如果在两位老人弥留之际真的会有“走马灯”，那么死前的泪是不舍，还是最后的决绝？

人死后，确实带不走什么，但也能留下些可以成为纪念的东西。外祖父母将自己当初新婚时佩戴的珠帽、凤冠大衣和银质项链都留给了后代，据说这些服饰和当时那些戏子流光溢彩的饰品同等珍贵。他们留下的不仅是这些古老的物件，还有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这些记忆被保存在了后辈的心里。可记忆无法永远留住，它们时时刻刻在变得模糊、逐渐消失、最后入土。记忆又将被永远留住，因为它们方才从我的笔尖，如走马灯般，完成生命这仅一次的流淌……

本文系2024年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返乡纪事·再建连接”征文优秀作品。

原标题：《再建连接｜周欣怡：走马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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