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边书影 | 陈世旭：读书人

原创 陈世旭 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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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5年3月号

读书人

陈世旭

一、向书致谢

上小学，听老师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用功读书的故事，有点胆寒，似乎读书是一种刑罚。好在家里拮据，除了课本，没书可读。中国明清四大名著，都是放了学，同学在书摊上租了小人书，我在一边厚着脸皮蹭看的。也就只留下了一些肤浅的印象：《水浒传》我喜欢鲁智深，当提辖扶弱凌强，当和尚见佛杀佛。讨厌宋江，为了当官害死了那么多好汉。同情潘金莲，但凡她有一丁点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不至于沦为杀人犯。《三国演义》我喜欢关公，千里走单骑，孤独而豪迈！刘备太装，诸葛亮心眼太多，折寿。曹操会写诗，但不是好东西。杨修喜欢卖弄聪明，倒了血霉。周瑜真帅，女孩子为了让他看一眼，琴都弹不好，可惜气量小。《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和蜘蛛洞是我的少年妄想。唐僧是我本家，但我不喜欢他的一本正经。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让我从小尽可能远远避开绝对权力。《红楼梦》里女孩多，最可爱是史湘云，傻乎乎的，没心没肺，喝多了酒醉卧花丛。宝钗甜熟乖巧，像女干部。黛玉小性子，谁也受不了。多年后，以写作为职业，接触到中外长篇小说，但我从头到尾读完的只有雨果的《九三年》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读完了，立刻明白我这样的人被喊做“作家”纯粹是一个笑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在陶渊明故里的乡镇务农、工作，算是他的后世同乡。他在自传里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与他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不求甚解”，不同的是不怎么“好读书”。除了忙于生计，跟懒惰、不愿刻苦不无关系。单位分了房子，我十分起劲地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塞进了一整面墙的书，煞有介事地“坐拥书城”，结果，也就是“坐拥”而已，偶尔翻过几本工具书，借口忙于公务和家务，其他的纹丝未动。将近三十年后，我移居岭南，那些书全数送了亲友。

知道同行中的许多人遍读中外名著，个个成就斐然，很羡慕，但也只能是像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徒有羡鱼情。有些年，文坛《红楼梦》热，读《红楼》、说《红楼》、续《红楼》，蔚然成风，我甚茫然，找各种歪理为自己的无知辩解：如果只有读了《红楼梦》才能写好小说，那曹雪芹是读了谁的小说才写出《红楼梦》的呢？参加文学活动，与著名作家刘庆邦同座，我借机请教。他告诉我，他把《红楼梦》仔细读了五遍。惊得我掉下巴。难怪他被称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而我的写作始终原地踏步。

在大学插班学习，一位几乎是晚辈的本科生很怜悯地对我说：你们的出现是得益于历史机遇，缺乏知识根基，走不远的。我一脸通红地认可。

举凡大作家，没有浪得虚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百分百是个认认真真的人：认认真真读别人的书，认认真真写自己的书，他的《向书致谢》充满激情：

“它们静悄悄立在墙边，仿佛都睡着了，可是它们的每个名字又像是睁开一只眼睛在看着你……它们等待着，直到你去把它们开启……在一个夜晚，当你经过困顿的旅途回到家中；在一个中午，当你不胜疲倦地离开人群；在一个早晨，当你昏昏然从睡梦中醒来——只有这时，你才……满怀着甜蜜尝试的享受性预感，走向橱边，上百双眼睛，上百个名字默默地、耐心地迎着搜寻的目光，宛如苏丹宫殿里的女奴在迎候自己的主人，谦卑地听候使唤。”

“书啊，你们是最忠诚、最沉默寡言的伴侣……你们的存在，就是永久的保存，就是无穷无尽的鼓舞……在那灵魂孤独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你们时时守护着，你们赐人以幻想，并在烦躁与痛苦中给人献上一刻宁静！每当灵魂被掩埋在凡生之中的时候……每当阴沉昏暗的时候，你们总是把我们内心的天空扩展到远方……一旦有心灵触摸了你们……你们的语句就会像驾着烈火的车辆，载着我们冲出狭隘境地，驶入永恒。”

可惜，这些滚烫的文字只能留在我的笔记本里。

唯有读书高

乡塾先生孔丘因为被广泛认为书教得好，被皇帝捧得老高，去他们家，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北宋皇帝赵恒说“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五经勤向窗前读”，就有可能升官发财，出门有车马坐，找好看的老婆；北宋晚期的汪洙干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自然就成了自古以来无数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农民家过年，也会贴“耕读传家”的门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是要被瞧不起的。学子们读书，几乎就是拼命。《战国策》记录苏秦读书打盹，就用锥子扎大腿，扎得血都流到脚上；《汉书》记录孙敬读书晨夕不休，半夜实在熬不住瞌睡，就用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梁上，一打瞌睡头皮就吃不消；《朱子语录》记录两个宋朝学生去拜见当时的名流，见人家正在打坐养神，便恭立于门外的大雪中，等名流醒来时，雪已经下一尺深了。

古人读书，首在取功名。然而许多人得到梦寐以求的功名，一辈子也差不多走到了头。宋朝有个叫詹义的书生，七十三岁才考中秀才，媒人提亲，问他年龄，他只好自嘲：“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老婆也讨不到，别说出将入相了。

《三字经》说五代人梁灏，考状元时，殿试对答如流，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不如他：“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以此证明只要坚持，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夺魁。可一个人八十二岁了，夺了魁又如何？《三字经》没有下文。

汪洙本人，自幼聪明好学，相传他九岁便能写诗，乡人传为“神童”。一生不仅淹贯博洽，熟悉经史，还写了不少浅显易懂、便于记诵的短诗，被汇编成《神童诗》，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主要教材。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诗句，都在这本诗集里。但他自己直到将近七十岁才总算考中进士。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人们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考一个功名，有了功名却什么也干不了。何苦来哉。

好在汪洙后来做了一个州府学的教授，学生众多，有一府之望。一个读书人有这样的成绩，有没有虚头巴脑的功名，也就无所谓了。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大夫”，授正四品衔。对他本人而言，其实毫无意思。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

自古以来，关于读书的教训汗牛充栋，但也有不把这些教训太当回事的。

看到一则徐志摩关于古今读书之不同的高论：“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订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之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册，一年新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呐！你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只还是一双，脑筋只还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徐志摩是才子。只有才子才有这样的落拓。经历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然后说：“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与徐志摩同时代的林语堂对读书也取了一种散淡的态度：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称为清高”，倘若“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

“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书上怎么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事实上与学问无补……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书上讲有三大原因……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

“整个世界就是大学堂，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不如从校外所见所闻能得到的知识；只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一部字典在手，凭自修，什么学问都能学到。”

“出门、走路、看戏，也乱看乱学，文学乎，不文学也。”

“读书本来是至乐的事。”“读书人每为‘苦学’二字所误。”“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得来。”

“一点没有定规。今天英文，明天中文，今天唐诗，明天聊斋……元曲、《琵琶行》、李白的诗，喜欢就选读，不喜欢就拉倒；庄子与西厢同等看待。韩（愈）文与《宇宙风》同等看待，而且在我看来，宁可少读韩文，不可少读现代通行文章。”“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若不能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

“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或在暮春之夕……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

随意，闲适，一派名士风度。的确，读书如果目的性太强，那不叫读书，叫受罪。

这种不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主张，似乎可以追溯到亚圣孟子那儿。他的《尽心章句下》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说他对于《武成》这篇书，最多就相信其中的二三页——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以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这样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使鲜血流得可以漂起木棒呢？

孟子之文长于论辩，说理畅达，气势充沛，精辟透脱，是那时散文的极品，别人很难反驳。

古往今来，书是无数人膜拜的神物。然而，孟子不仅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且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的内容，而《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当时有着极其权威性的地位，岂容怀疑。仅此一点，孟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就尤其难能可贵。

当然，“书多前益智”，开卷有益，书绝对是应该读的。深读，浅读，多读，少读，读了总是好的。至于无聊的书，读几页就可以放下。一只苹果，难道非要啃完了才知道是烂苹果吗？

无人处诵经

我知道纪晓岚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

一九八二年冬，中国作协受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委托，组织几位作家到海南农垦体验生活，我有幸参加。带队的是当时天津作协的负责人柳溪大姐。闲谈中，她告诉我们，她是纪晓岚第六代孙辈。那时候，我一点不知道“纪晓岚”是何方圣贤，只是隐约记住了这个名字。几十年后，在一本杂志看到作者引述的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个桥段：京城有个老和尚与纪晓岚的高祖后斋公时有往来。有一回，老和尚兴奋地告诉后斋公一件怪事，说自己有天夜里灯下诵经，忽闻窗外窸窣有声，喝问是谁。窗外人答：“他人都是有人处诵经，您老是无人处诵经。”不料，后斋公说：“您以此语告我，也就和那种有人处诵经的‘他人’差不多！”

毫无疑问，“有人处诵经”是装模作样，“无人处诵经”是真的用功，但转弯抹角借“一件怪事”来告诉人家自己“无人处诵经”，这跟“有人处诵经”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世上“后斋公”这样的明眼人多的是，只是总也少不了我这种智商偏低的缺心眼罢了。

早年写文章，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自私，怯懦，没有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跑笔会，开研讨会，出全集，写回忆录，建纪念馆；显摆，凡尔赛，不自知，不自重，不检点，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等等。言外之意似乎自己不在其中，清高出尘。

静心想来，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那样的资格，嫉妒心理作祟。

东汉书法家崔瑗年轻时意气用事，杀了仇人，只身逃亡。几年后，朝廷大赦，才回到老家。为了记住自己的鲁莽惹祸，作了《座右铭》，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不要谈论别人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给了别人好处不要老想着，受了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上的荣誉不值得羡慕，做好自己就行了。凡事问心无愧，就不必在乎别人的诽谤议论。不要使自己名不符实，别人说你愚蠢也没有什么。洁白的品质遇到黑色的浸染也不改变颜色，那才叫宝贵。即使表面上暗淡无光，内心也蕴含着光芒。老子讲过柔弱和刚强、庸人和君子的区别，一个人持久地保持高尚的品行，自会芳香四溢。

崔瑗《座右铭》关于做人的要求，我这样的俗人肯定达不到。但不干《阅微草堂笔记》里那个老和尚拿别人“有人处诵经”来表现自己“无人处诵经”的傻事，应该是可以的吧。

由此，又想起一个与张爱玲有关的话题：

我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书，但从网上看到她的大量语录和对她的评论。给我的感觉，她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高傲与卑微，智慧与偏执，任性与执著，薄凉与深情，集于一身，有无数的“张粉”“张迷”，其中不少人通过引述她的作品来自况。有篇文章引述了《小团圆》中的文字：主人公在乡下看戏，看戏里的人生，二美三美大团圆的金钱名利美女的成功，感叹道：“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而主人公自己——“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

“九莉”的原型是作家本人，“九莉”的这个感叹是典型的张氏感叹。引述者说自己特别欣赏这段话，言外之意含着自己也是“没有地位”但有“长度阔度厚度”的人。

我对这位引述者毫不了解，反对把“有地位”作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是不错的。但“没有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有“长度阔度厚度”，其实也是大可怀疑的。除非你有张爱玲的“长度阔度厚度”，否则这样的自况就难免惹出上面那个老和尚的笑话。

含蓄与不含蓄

看到一则文人旧事：

某次，胡适家宴，徐志摩抱着一本德文书旋风般冲进，大家争看书中插图，胡适不屑：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让徐志摩和一众文人兴奋的那本书我无缘得见，但因为受命写一位古代画家的传记，涉及中国传统绘画史，对“改七芗”“仇十洲”略知一二。

“改七芗”即改琦，清画家，以《红楼梦图咏》尤为著称，图中林黛玉柳眉杏眼，樱桃小口，弱不禁风，一副病态，为典型的传统古典美人形象。被称为“改家样”的改琦画法，占据了清中后期仕女画主流。

“仇十洲”即仇英，与沈周、文徵明和唐寅并称明四家。

明代仕女画，人们多知唐寅而不知仇英。其实仇英胜唐寅一筹，颇得方家青睐。鲁迅日记有：“七日雨，午后霁。在艺苑真赏社买《燕寝怡情》一本，三元角。”“九日晴。晚以《燕寝怡情》赠增田君。”

改琦和仇英在中国画史上都不是那么“不够趣味”的画家，如果非要说他们“不够趣味”，恰在于他们只讲“趣味”——所谓“只求神似，不求形似”：技法凝固，构图呆板，程式化，扁平化，脸谱化，概念化，符号化，姿态或有不同，表情相差无几，千人一面，缺乏个性。尤其清代文人画把女性病态美作为时尚，在中和、平淡中隐藏对女性美的赞赏。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观者的感官剌激，以保持审美观照所需要的心理距离，渗透了一种理学精神。愚见以为，如此“理学精神”，不过是一种末世的萎靡。

胡适的“含蓄”说，表明的只是他个人的艺术趣味，并不是艺术的唯一标准。况且，即便不是“一览无遗”，即便是通过“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来引人遐想，道学家也一样可以斥之为“诲淫”。所谓“含蓄”不过是虚伪而已。

绘画史上，不含蓄，乃至“一览无余”，同样有的是伟大的艺术。

某年在欧洲看到米开朗基罗和卡拉瓦乔的人体作品，吃惊之余肃然起敬，无论是形体线条还是色彩纹理都极为精确、细致、繁复，以至逼真，艺术家高度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带给人们的远不只是赏心悦目的视觉冲击，你甚至可以感到作品中肌肉的弹性、血液的奔流和汹涌的生命力，其中没有一丝邪恶。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压根没有沉溺于追求公众的认可，而是大胆地把“人”从宗教里带回现实世界，赋予了人类生存以无比崇高的尊严和意义。

这是我从“改七芗”和“仇十洲”的画里绝对感觉不到的。划痕

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网文《全面评价鲁迅》，拜读后发现，所谓“全面”，其实是全负面。

判断将近一百年前人事的是非真伪，像我这样专业研究者之外的读者，唯一可以依凭的是被“评价”者本人的文字。尽管作家的文字与作家本人并不完全等同，文字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这价值很难说与作家本人的价值完全无关。

由于时代的缘故，鲁迅的书是我这一代人读得较多的书。我得到的印象是：

一、鲁迅当然不是不可以触碰的偶像、不可以讨论的圣人，他一样喜欢开玩笑、吃零食、上馆子、看电影、肺结核还嗜烟，也打茶围，有旺盛的荷尔蒙，会误会，会偏执，爱发脾气，也容易感动，尖刻决绝，也温情顽皮。

二、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及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所达到的深度，无人可及。《阿Q正传》三万字，足可使他“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两间”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彷徨”是一个独立思想者必然的寂寞。

三、像所有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一样，鲁迅难免被消费。《全面评价鲁迅》本身就是一种消费。

总之，鲁迅的文字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留下了太深的划痕，这划痕是无法抹去的。

放 下

《弘一法师渡人无数的五句话》在网上流传颇广，五句话的主要意思分别讲万事皆缘，苦乐皆福，得失有因，自在不争，无须执念等，可以归于一个词：放下。

应该说，道理都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浅薄冥顽，我还是难免疑虑。

我对李叔同先生的才华很仰慕，早年到西湖，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他出家前封印的洞窟，如同埋葬了他前半生的墓穴。后来到福建泉州，又特地寻访了他故世前住的寺院：一座陈旧不堪的小庙，一间狭窄发霉的禅房，一张灰白板床，靠着黄黑破落的旧报纸糊的墙角。想起他临终前的绝笔“悲欣交集”；想起他给昔日好友留下的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想起后人借“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对他的颂词“如春满花开，如皓月当空”，不免感慨系之。

半世风流半世僧，去世前，他心中应该还是有所念念的吧。

一个人真的放下了，随处都可以放下，何须入空门。身体不过是皮囊，心灵才是精神的故乡。二十多年前游南普陀，见石刻“海天佛国”，心里忽然生出四句：“佛界无佛，空门不空，唯其自心，莫问西东。”我不信佛，无意妄言偈语，只是觉得，凡将“放下”说出的人，其实都是未必放下了的人，放下了的人什么也不会说。

梁实秋有篇文章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

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寂然，唯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莲池大师说得好：世间严醯醇醴，藏而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固牢密不泄气故。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言语道断之后，性澄清，心珠自现，没有饶舌的必要。

然而“不饶舌”其实也并不等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言语道断之后”是不是一定就“性澄清，心珠自现”是大可怀疑的。真正说得透彻的是《红楼梦》里的跛足道人：“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真正的放下乃是寂灭。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放下，活着就是没有放下。所谓放下，不过是一声无奈的叹息，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

大 家

著名作家张炜介绍过一则文人轶事：

高尔基是跨时代的文学泰斗。他主要写小说，也悄悄写诗，有一次拿给正在诗坛走红的马雅可夫斯基看。没想到后者看完毫不留情地说，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不行！根本不管面对的是谁。而让人惊讶并感动的是，高尔基的反应不是我们想象的恼羞成怒，而是让人心疼地呜呜哭了。

老人哭得那么可爱，那是一个大师在文学面前的深深谦卑。他可以不向强权低头，但在文学面前，却低下了高贵的头。

同样，比高尔基年轻二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很可爱。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诗更加神圣的了。为了诗的尊严，他可以无视一切，即便对方是至高的权威。这样的坦率表现出的艺术勇气，真是了不起。

我在早前的拙文中表达过一种认识：只有天才才懂得天才。

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都堪称天才。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都是顶级行家。前者的谦卑是对行家的谦卑；后者的坦率是对行家的坦率。真正的行家一定是谦卑的，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真正的行家；真正的行家又一定是坦率的，因为他知道一个真正的行家不需要浅薄虚伪的吹捧。

“述”与“作”

“二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跑防空洞躲空袭，见到国文系的沈从文也在跑，喝问：我跑是因为我死了没有人讲《庄子》，你跑什么！

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庄子》专家，认为天下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庄子是一个，他是一个，所有吃《庄子》饭的人加一块是半个。沈从文小学没有毕业，因为写小说出名，进了大学教书。

我的印象中，像刘老师那样，因国学领域某一门学问的精通而俾睨天下的学者不止他一位，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拥有自然是十分可敬的，但因此就对自己从无涉足的领域无端蔑视，就似乎有点偏颇了。

学问的精通者并不是学问的创造者，没有创造，精通从何谈起？“述而不作”固然是圣人言，但如果没有“作”，“述”从何来？圣人认为“先王”已经穷尽了宇宙真理，后人只要规规矩矩“法先王”就行了。但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死亡思维。“述而不作”的学者看不起写小说的“作家”，但今天的大学把沈从文小说列为教材，不知刘老师如果在世会做何感想？

文学当然不等同于哲学。姑且不论沈从文小说乃至所有公认杰出的小说有没有哲学的成分，视为哲学的《庄子》开篇就说“寓言十九……”云云，所谓寓言，就是寄寓的言论。《庄子》阐述道理和主张，常假托故事人物，寓言的方法是《庄子》语言表达上的一大特色。而“寓言”，今天的人们一般归类于文学，却是事实。

家 训

中国的“家训”，从周公告诫子侄周成王的诰辞就开始了。社会历经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家族顺应王法制度，拟定行为规范约束家族中人，绵延了数千年。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日渐丰富精深，内容涵盖励志、勉学、修身、处世、治家、为政、慈孝、婚恋、养生方方面面，作为前辈留与后人的处世宝典，治家良策，教子妙方，被许多人当做思想圣经，谨遵奉行，诸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更是受到官方高度肯定。

某年下乡采访，一位从领导岗位退休的干部让我见识到一种极朴素的乡村家训。

说起往事，这位退休干部最欣慰的是自己历尽宦海风波，从没有翻过船。他把最直接的原因归于父亲——在他第一次离乡进城的头天晚上，一辈子种田的父亲叮嘱了他三句话：

一、热闹的地方不要去。

二、钱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

三、有烧香的心才有吃饭的命。

三句话，简单质朴，但让他受用终生。他理解的意思不是胆小怕事，世故平庸，不思进取，而是做人的根本：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实实在在。

头一句，就是遇事心里有数。诱惑越多，头脑越要清楚。

第二句，就是不盲目追求大富大贵，凭本事立身。

第三句，就是有敬畏。心术不正，难说没有饿饭的一天。

不同的时代背景，这三句话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但始终像三脚铁锚一样，让他在大大小小的世事起伏中保持着稳定。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路走来，上级下级，不止一个同事一失足成千古恨；远远近近，也不止一个熟人一念之差沦入万劫不复。

说起这些，老张很痛心。

同样的三句话，不同的人，一样可以有不同的人生内容。

对于我这样写作为生的人，这三句话同样有用：

一，不趋时跟风；二，不把名利看得太重；三，以善为本直道而行。

一位普通农人嘱咐儿子的三句话，比古往今来无数圣人的那些堂而皇之的家训强多了。

河洛之争

整理旧书，见到几十年前在废品店买的《河洛精蕴》。当时读过，做了若干眉批。但印象深刻的却是河洛之外的故事。

《周易·系辞下》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先秦两汉至唐代文献基本持此观点。然而河洛早已失传，至少唐末已不可见。宋以来围绕河洛的真伪以及八卦是否据河洛而画、是有河洛而出《周易》还是因《周易》而造易数等等，形成否定（疑古派）与肯定（图书派）两大派，论争不休。

疑古派视河洛为怪妄，并大张挞伐。其先驱为北宋欧阳修，否定伏羲授河图画八卦，认为河图不在《易》之前。

图书派则极力推崇河洛。代表人物有王安石、苏轼，他们都严词反驳欧阳修的观点，态度十分激烈。

欧、王、苏都是宋代顶级文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都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欧为北宋文坛领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王和苏。王科考时，欧对其文采大为赞赏，之后也曾大力提携。至于苏，二十出头参加礼部考试时主考官是欧，他直接就该喊欧老师。三人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在河洛上的争执，像是神仙打架，让我瞠目结舌。

自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便是师友，也并不等于所有的见解都必须一致，但河洛之争不是鸡毛蒜皮的事，牵涉到他们同为儒生的立身之本。

欧的经学著作《易童子问》认为《易传》、卜《系辞》以及《文言》《说卦》以下，都不是孔子所作，其中所称的“子曰”，是讲师之言，并不专指孔子。又指《说卦》《杂卦》是筮人之占书，河洛更是“误惑学者，为患岂小哉……王制之所宜诛也”，到了可杀的程度。

对欧之论，王很不以为然，认为河洛是“天地自然之意”，苏附和王：“夫《河图》《洛书》……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正义感爆棚。

以我的学养，无法评判这样的是非，但对几位大家的持论依据颇有感触：

欧是百分百的大儒，却对儒家祖宗并没有唯唯诺诺，其立论看起来避开了孔子，但《周易·系辞下》明明就说“孔子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其实是避不开的。这样的凛然风骨，令人起敬。不过，一个文人不容异见，对学术问题动杀心也够吓人的。

而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和公认聪明盖世的苏却唯权威是尊，并且搬出来压制不同观点，多少出乎我的意外。

将近一千年来，河洛之争绵延不断。直至现当代依然不休。有阐述河洛“发前人所未发”者，有“图书之说，实由道家而来，与作《易》无关”，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河洛者，即使“坚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画卦”的图书派内部，也有什么是河图、什么是洛书、是“图九书十”还是“图十书九”的分歧……诸如此类，吵得不可开交。

这让我不免心生悲凉：一千年，那么多鸿儒硕学倾注智慧和心血，争的就是这点跟科学思维、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八竿子打不到边的所谓“包罗万象的学问”。

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有着许多抬头看世界、向未来、求上进的思想者。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的这段话，让人看到民族成长的希望。

原标题：《砚边书影 | 陈世旭：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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