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背诵天团”考试全员输给了一个“无名之辈”？

苏洵、苏轼、苏辙（三苏大家都知道）、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曾官至宰相）、章惇（曾官至宰相）、张载（理学大家）、程颢（理学奠基人）、吕惠卿（曾官至宰相）……

怎么样，这些人是不是如雷贯耳？但你是否想过，假如这个“大宋背诵天团”同时登场，却全员输给了一个叫章衡的“无名之辈”，阁下又作何评论呢？

这还要从1057年那场科考说起……

荣耀五七年

公元1057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也是大宋朝廷按照祖制，举行省试和殿试的一年。该年的录取名单叫“嘉祐二年榜”，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这一榜人才辈出，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该榜主考官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副考官为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俱为当朝英杰。如此强大的阵容，使得嘉祐二年科举的意义远不止于选拔出海量人才，它还成了科举考试以及社会文风转变的标志。

嘉祐二年以前，科考盛行太学体，文字晦涩、浮靡侈丽，于现实无所补益。欧阳修为扭转这一空洞学风，不仅拔擢“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还强力打击太学体，“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黜”。录取人才大多兼具道德文章事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仁宗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按照北宋规制，省试有四场，分别考诗赋、论、策、帖经墨义。省试之后，举行殿试，皇帝一般会亲临考场。自嘉祐二年起，殿试不再黜落举子，只决定各自排名。殿试成绩第一甲为甲科，第二至五甲为乙科或丙科，不同成绩，授官亦有不同。大名鼎鼎的苏轼凭借《刑赏忠厚论》受到欧阳修赏识，但殿试成绩不佳，只考取第四甲乙科，赐进士出身。苏辙则中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人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孝。丁忧期满后，苏轼授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渑池县主簿。

正在作诗的苏辙。来源/央视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曾氏兄弟也颇为有名。嘉祐二年，曾巩、曾布、曾牟、曾阜四人同科及第。曾巩以39岁高龄考中进士，后在欧阳修举荐下，充任馆阁校勘，位列“唐宋八大家”。曾布以政治出名，曾支持王安石变法，历任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起居注等职，最终官至宰相。

影视作品中的曾巩形象。来源/央视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程颢与张载则成为理学大师。程颢进士及第后，历任鄠县主簿、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镇宁军节度判官，提出“天者，理也”的学术观念，奠定了程朱理学的基础。张载则是一名大龄考生，当年已38岁。他在汴京相国寺讲解《易经》，并推荐表侄程颢、程颐，自谦曰：“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二程由此声名鹊起。

根据学者统计，嘉祐二年榜中，有九人官至宰相：王韶、吕惠卿、苏辙、曾布、张璪、章惇、郑雍、梁焘、罗恺。其中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又成为王安石改革的得力干将，是北宋后期政坛的风云人物。

是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些鼎鼎大名的“天才们”都不是状元。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牛，能击败上述所有这些风云人物，在千年学子们眼中最“神仙打架”的一年，一举考中状元？

根据文献记载，这一榜的状元名叫章衡（榜眼为窦卞、探花为罗恺）。坦率地说，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科举史或宋史的学者，大概很难知道历史上有章衡其人。

关于章衡高中状元，有两点值得介绍。其一，章惇与章衡为叔侄关系，两人共同应试。但章惇成绩不佳，他素好颜面，耻于位列侄子名下，遂放弃录用。嘉祐四年（1059），章惇得中进士甲科，方才步入仕途。

其二，福清人林希是章衡的有力竞争对手。林希连夺开封府试和省试第一，朝廷上下对于林希殿试夺魁的呼声很高，宋仁宗也亲临现场，命宦官“偷窥”林希作答。殿试题目名为《民监赋》，其意大概出自《尚书·召诰》：“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要求考生论证君主应以史为鉴，善待百姓。林希在破题处写道“天监不远，民心可知”，仁宗看到这一颇具警示色彩的话，心有不悦。章衡则破题写道“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仁宗虽谦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实际上却龙心大悦，将章衡擢为状元。

如此看来，章衡得中状元，似乎可以说有点运气，也有点技巧。但实际上，章衡能够力压苏轼、曾巩、程颢、张载，肯定是有真本事。龚宗元有一首诗，就赞扬章衡道：

“南宫擢携，直院集贤。祧庙建议，典礼截然。发矢破的，名震幽燕。搢笏峨峨，赫奕贵编。”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

可见在时人眼中，章衡算得上文武双全。那么，这位“千年科举第一榜”的状元，为何没什么名气？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浮沉呢？

缘何“无名”？

章衡（1025-1098），字子平，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他生于官僚世家，父亲章沂任光禄大夫，叔祖章得象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衡少时随父寓居毗陵（江苏常州），后求学于蒲州县学，师从“海滨四先生”之首陈襄。

得中状元后，章衡任湖州通判、直集贤院、盐铁判官等职。不过，其早年为宦生涯并不顺利，宋朝状元有十年就能做到宰相者，章衡却迟迟未有明显升迁。魏泰《东轩笔录》称，熙宁初年时，章衡对同僚慨叹“顷年迎驾于此，眼看冻倒掌禹锡，倏忽已十年矣”，抒发怀才不遇之情。执政大臣听说此事，垂怜他的遭遇，遂将章衡晋升为同修起居注。

章衡为官颇不惧权贵，以刚直出名。任盐铁判官时，发现货物多有挂空籍的情况，遂奏请皇帝蠲免（juān miǎn）。后来，他又发现三司不做预算，肆意取领发放经费，由此造成的科敛使百姓深受其害，遂上书请求“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数，即有所赋，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济”。章衡因此开罪了三司衙门，被贬为汝州、颍州知州。

做地方官时，章衡爱民如子、抚民有道。在郑州知州任上，他奏请革罢原武监，并将四千二百顷牧地予民耕种。返回中央后，任判太常、知审官西院。熙宁五年（1072），章衡以起居舍人、直集贤院充任正旦使，出使辽国。辽人听说章衡是文状元，便断定他手无缚鸡之力，遂在宴会时比试射箭，想以此羞辱章衡。然而，章衡“连发破的”，箭箭正中红心。辽人钦佩他文武双全，马上厚礼相待，待遇远在其他使者之上。章衡在此期间发现辽国境内文恬武嬉、军备废弛，回朝复命时，奏请皇帝出兵收复山后八州（燕云十六州中，新、妫、儒、武、云、应、朔、寰为山后八州），遗憾的是，神宗出于种种原因，拒绝了这一建议。

据《宋史》记载，章衡完成使命后，供职于吏部。时逢朝官缺员，三班院（北宋掌管人事任免的机构）不待完成相关手续，便按照拟好的人员名单，立即录用，事后反讼吏部失职。当朝宰相亦支持三班院，章衡因而上书抗辩，以致闹到神宗御前。在御前，宰相对章衡怒目相视，章衡却不为所动，坚持“衡为朝廷法耳”。在查阅相关文件后，宰相才发现章衡并无过错，连忙向他道歉，并问责三班院官员。此后，章衡又供职银台司、舍人院。

宝文阁乃北宋贮藏皇帝御书及御制文集的场所。神宗对章衡讲：“卿为仁宗朝甲魁，宝文阁乃藏御集处，未始除人，今日以之处卿。”遂拜为宝文阁待制、知澶州。章衡至澶州，时朝廷立法，禁止百姓贩盐。章衡上书，称“民恃盐以生。生之所在，虽犯法不顾，空令犴狱日繁，请如故便”。元丰四年（1081），章衡因犯事被削职，改提举洞霄宫。

元祐年间开始，章衡历知秀、襄、河阳、曹、苏州，加集贤院学士，以待制知扬、庐、宣、颍四州。元符元年（1098）八月，章衡病卒，享年74岁，葬于钱塘（杭州）龙井山。

总的来说，章衡的宦海生涯并不顺利。宋神宗感慨他“先多士，进用独后”，意思是章衡办事速度超过同僚，但在晋升方面，却常常落后。显然，“进用独后”，是章衡未能青史留名的核心原因。

那么，他为什么会“进用独后”呢？一方面，优秀的理论家并不一定善于实干。另一方面，从他的性格来看，章衡为人刚直，但官场恰恰“过刚易折”，也许正是因为缺乏那份世故与圆滑，才导致他的仕途不顺。还有一个原因是，北宋中期以来，科举前几名进士的待遇发生了变化。北宋前期，状元、榜眼、探花享有升迁“特权”，往往一路开绿灯，如吕蒙正登庸拜相便未过十年。但北宋中期以来，前三甲这一“特权”被取消，他们只能与其他进士一样，按照年龄、资历、功绩升职授官，这也是章衡未能迅速出人头地的原因。

与同榜“天团”相比，章衡虽显得籍籍无名，但我们在史书中也找不到他鱼肉百姓的记载，说明他一生守住了圣人之道。也许也是因为这份为百姓着想的坚持，章衡和同年中的不少人都保持着友谊关系，特别是苏轼苏东坡。

我的朋友叫苏轼

提起苏轼与杭州，我们往往会想到那条贯穿西湖南北的“苏堤”。元祐五年（1090），苏轼任杭州知州，为了疏浚西湖，他动员百姓挖出淤泥葑草，将其堆筑为南北走向的堤岸，后人名之为“苏堤”。苏轼将建设“苏堤”视作在杭为官期间一大成果，作诗称“古岸开青葑，新渠注走碧流”。苏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两岸绿柳成荫，绵延三公里，其“苏堤春晓”一景也成为鼎鼎大名的“西湖十景”之首。但其实，苏轼疏浚西湖、建设堤岸，还与章衡有着密切关系。

在动工前，苏轼有一封书信写给章衡，信中称：

“公见劝开西湖，今已下手成伦理矣，想不惜见助。赃罚船子，告为尽数刬刷，多多益佳，约用四百只也。仍告差人来驾，本州诸般全，然阙兵也。”

可见，是章衡建议苏轼要整治西湖，并大力资助此项工程。

事实上，作为同年，苏、章二人交往由来已久。根据传世文献，其来往不会晚于熙宁年间。熙宁三年（1070），章衡出任郑州知州。十一月，苏轼及同僚在汴京观音佛寺为章衡赋诗饯行，众人以苏轼与章衡为同年，遂请苏轼撰写《送章子平诗叙》。苏轼在《诗叙》中表达了对章衡才华的赞美，及其未受重用的遗憾：

仁宗在位之三十五年，进士盖十举矣，而得吾子平以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此功名富贵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虽微举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踬而不信，十年于此矣。

两人更频繁的往来发生于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苏轼任杭州知州期间，彼时章衡正在秀州（今浙江嘉兴）任知州，两人有多次书信往来与走访会晤，具载于苏轼书信中。

苏轼在赴杭州途中，曾拜访章衡，事后致书称“久阔，幸经过一见，殊慰瞻仰……到官数月，公私衮衮”。后来，苏轼专程前往秀州，访问老友，信中称“前日曲蒙厚待，感怍兼至”。章衡亦给苏轼写信，苏轼在答书中常常邀请章衡来杭州游玩，如一封信称“湖山之胜，恨不与老兄共之也。金鱼池上，数寺亦洁雅，未宜嫌弃”。

苏轼因公务经过秀州时，章衡也亲自送行，分别之际还向苏轼赠送鹅肉等美食。苏轼归杭后，章衡又写信要前往拜会。苏轼感念章衡款待，不忍他来回奔波，写信辞谢道：

“昨日远烦从者，感愧之极。辱书……渡江非今晚即来晨，岂可再烦枉顾。贶鹅肉，极济其乏……乍远，千万保重。”

章衡任满离职时，苏轼因生病未能亲自送行。他命人寄去苏辙所送茶叶，又写信表达自己对老友的不舍。

有意思的是，苏轼曾写信向章衡推荐一名叫陈辅之的年轻秀才。当时，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已故去三年，北宋政坛被保守官僚占据，矢志改革的王安石党人纷纷遭到黜落。陈辅之也因是王安石的好友而受到牵连，加之他为人正直，以致衣食无着，甚至连老婆都未讨到，苏轼遂请求章衡给这位年轻人谋一份好差事。就这样，“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与已故的“拗相公”王安石的微妙关系，也因章衡奇妙地串联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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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跃华主编：《越国夫人练寯》，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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