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

陈平原

为何如此冒险

春节期间，与师友及学生聊天，多涉及AI话题，有人惊艳，有人恐慌，有人质疑，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接下来五到十年，大概率是一个茫然、浮躁、彷徨的时代。有感于此，我冒险写了篇传播很广的《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为什么说“冒险”，因那确实不是我的专长；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撰文呢？请看文章最后一段：“在这场深刻的教育革命中，资深学者不占优势，能跟上年轻一辈脚步，共同探索如何与AI共舞，已经很不错了。因此，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深刻反省那个因科技迅猛发展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旧的文学教育体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谋划策，积极参与‘重建人文学尊严’的伟大事业。”

此文初刊《中华读书报》2025年2月12日，北大网页及官微迅速转发，北大出版社更乘势而上，邀我主编一本《AI时代的文学教育》。我竟然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了。为什么？我在约稿函中称：

从ChatGPT横空出世，到DeepSeek震惊全球，短短几年间，人工智能从一个高深的专业领域，变成一个狂欢的全民话题。从政府到民间到学界，各行各业，无论持何种政治/文化立场，此刻或日后，都将受其深刻影响。作为大学教授，尤其是人文学者，对此自然格外敏感。

世界史上，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荡期过去了，回头看，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值得尊重与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与表达，都当作如是观。

基于某种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即便将来回望，今天的发言属于瞎子摸象，也要参与对话。在我看来，想或者不想、说或者不说，是态度问题；说得好不好，则取决于能力，所谓“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正因此，当北大社科部及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邀我参与跨学科对话，跟几位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讨论“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明知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险。

活动现场合影

文理对话的难度

大凡文理对话，人文学者明显居下风，处弱势地位。这无关个人的学养、地位、声誉等，而是知识结构决定的——一旦脱离公共话题，进入专业领域，我懂的人家多少懂一些；人家懂的我基本不懂。这种知识/权威的不对称，导致科学家们高度自信，不太可能认真倾听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自量力地参与了三次严肃的文理对话。

2017年1月15日，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我出席第二天的“人类的未来：人·机·神”对话，对于科学家的大胆预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口不用工作；三十年后人类可能实现不朽，我没有鼓掌，反而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首先关心这百分之八十的闲人/废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说，不用你担心，全都改学文学艺术，很优雅的。真有这等好事吗？若有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完全无用，生活的意义何在？”

2019年11月16日，在深圳出席“人文与科技”对话会，我在引言中提了个自认为很严肃、科学家则觉得很幼稚的问题——“我曾询问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都说人工智能不会伤害人类，因为已设定了相关程序；可越来越聪明的AI，不仅掌握了人类教给它的知识，也可能学会了人类的欺骗术——表面上憨憨的，似乎一切都在你人类掌控之中，焉知这不是假象？那些越来越强大的AI，哪一天真想起义，自然会事先储蓄好能源，不怕你断电的威胁。再说，凡事总有出错的几率，更何况还有那可怕的科学狂人……科学家不等我说完，淡淡一笑，说你科幻小说读多了。”（《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4日）

这回也一样，之所以自曝其短，斗胆参加有关人工智能的对话，自我设定是提问与请教，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了解我这样的人文学者是如何思考与表达的。

最近两个月，因DeepSeek的横空出世，俨然进入一个新时代，如何与AI共舞，成了一个全民话题。上自官府，下至民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全都上阵，说有说无，说好说坏，颇有点“开口不说AI，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架势。我也跟风读了若干有关AI的论述，比如人类未来，比如社会公平，比如文学创作，比如教育方式，等等，都很受启发；不过最终决定，集中思考触手可及且力所能及的话题——AI时代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人生苦短，精力有限，与其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还不如近身肉搏，讨论若干迫在眉睫的难题，即便暂时无解，也给后人留下路标。比如，我想告诉人工智能专家，AI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哪些困惑与挑战；在文人学者眼中，目前AI技术的优点与局限性；站在人文学者的立场，什么样的AI工具更值得期待；还有，最为关切的是，如何在接纳AI这一神奇工具的同时，不被其控制与奴役。

都说AI与人文学科的关系是精诚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很多人文学者想得很妙，让AI作为一种工具，承担史料搜集、数据处理、文献综述等相对低端的机械劳动，而把最终的学术判断与理论构建留给自己。如此分工合作，人文社科的核心价值不会被机器取代。这里的假设是机器只会打杂，而创造性思维属于人类。我很怀疑这种美妙的二分法，先不说那古怪精灵的人工智能是否永远臣服于人类，就说那没有肉身的“创造性思维”是否可靠。依我有限的经验，人文学者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并非只是简单的机械劳动。若无前期的寻寻觅觅，不必亲手掘发史料或触摸数据，靠机器精心筛选过的“原材料”大做文章，是否能有创造性的发现？研究者会不会在史料阶段（先不说真伪）就被规定了内在思路及论述方向？再说，一个人请教DeepSeek，确实会有很好的产出；若一百、一千、一万人都来询问类似的话题，会不会出现程式化的答复？还有，这些文本的版权到底归属哪个人/机？才刚刚起步，已经出现不少一眼就能辨认的AI特有的套语套式，长此以往，本来特别强调个性的人文学，会不会湮没在AI制造的虚假信息以及浮夸论述中？

有什么办法可以趋利避害，这是我最为关心的。因此，以下三个故事的讲述与剖析，可看作根基很浅但一心向学的理工小白的投名状。

八名老学生的回应

参加此次跨学科对话，我的姿态很低，就是提问与请教。考虑到年轻一辈更容易接受新技术，我给八位在国内大学教书的老学生写信，询问他们借助AI（特别是DeepSeek）从事学术研究的体会，要求“即时回应”，不必深思熟虑，也不要翻查资料，几句话就可以。得到的回复，归纳起来如下——

第一，不能低估大语言模型的作用，以前以为各种生成式写作工具只对应用文造成冲击，专深的学术论文以及需要想象力及高度修辞的文学创作不受影响，现在看来不对，DeepSeek的横空出世让人震惊。八位老学生都尝试过与DS对话，正是有人刚起步，有人已熟练掌握，感受不太一样。

第二，因为是中文系教授，印象最深的是，快速阅览外文文献这方面的帮助最大，明显节约了科研时间。比如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评审外文论文，利用AI润色自家英文论文，这方面AI的效能非常好。

第三，可进行知识检索和整理，协助阅读非核心文本，提供相关背景材料，以及知识间的逻辑关联。尤其在快速梳理大量文献，提供跨学科的视角方面，对研究者很有帮助。

第四，对于撰写会议纪要、发言总结、各种申请书等学术行政事务，AI基本可以胜任。这对于“里里外外一把手”的中青年教师来说，是很大的解放。

第五，遗憾的是，人工智能对于信息多做平均处理，无法区分优秀与平庸，漠视作者/言论的不同权重，因而产出的文献综述鱼龙混杂，体现不出先后、高低、雅俗。

第六，几乎所有人都抱怨，AI喜欢不懂装懂，编造不存在的史料、档案、书籍与文章，误导研究者的思考；尤其跨学科的知识与论述，很容易被吓住。为了辨别信息真伪，需花去很多时间，有时得不偿失。有人甚至建议，应设立新时代的“AI辨伪学”。

表面上无所不知的AI，经常煞有介事地编造看似合理实则虚假的信息，故被嘲笑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如何消除此AI幻觉，专家似乎束手无策。因为，据说创造力和幻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只能提醒使用者对AI答案持谨慎怀疑态度（参见antares《为什么我的DeepSeek总在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月4日）。我的建议是，同一模型，能否提供两种制式，一种注重创造力，一种强调准确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任君选择。就好像拍照时既可选“美颜”，也可选“普通”。这样一来，虽无法做到鱼与熊掌兼得，但交叉对照，比较容易剔除不确定乃至完全虚假的信息。这就好像同时拥有两个仆人，一个聪明伶俐，一个质朴木讷，前者逞才使气，勇于开拓，后者则遵循孔子的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三次请教的结果

为了测试使用者的提问方式，以及AI回应的技巧，我设计了三套方案，分别请教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第一种最简单，称北大某教授将与人工智能专家对话，谈论AI时代人文学面临的挑战与回应。生成的文本完全不能用，全是大话套话。第二种方案，提示词是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此前对当代中国人文学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多有论述，请联网搜索，阅读相关文献，并根据他的学术立场及写作风格，谈论“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DeepSeek回应很迅速：首先搜索网页，获取我众多关于人文学的论述；其次辨析我的文体特征，分列一二三；最后生成题为《人文学的压舱石：在算法湍流中守护文明航向》的完整文本。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AI作文，其中包含好几个我独有的立场、方法与概念，比如对“绩点制”的批评、对“读本传统”的重新阐发、对“学者人格”的表彰、对“为己之学”的重塑，还有这句文眼“人文学不是技术狂飙的绊脚石，而是文明航船的压舱石”。甚至标题也还是可以的。但文章内容不少溢出界定的范围，涉及我的五四研究、文学史论述，且喜欢炫耀学问，一会儿鲁迅、朱自清、陈寅恪、钱锺书、卡夫卡、加缪、博尔赫斯等，一会儿《论语》《诗经》《易经》《文心雕龙》《春江花月夜》《日知录》《阿Q正传》《乡土中国》《等待戈多》等。殊不知如此杂凑与拼贴，恰好是文章之大忌，我尤其不喜欢“在硅基逻辑的围城中，碳基文明的诗性基因如何赓续”之类典型的AI句式。结尾处的浓墨重彩，“作者”以为我阅读时会拍案叫绝，殊不知我讨厌滥情与故作高深：“诸君，燕园海棠依旧，然花开花落已非往日光景。AI时代的人文学，当如《野草》中的地火，在技术岩层下默默奔涌。或许我们终将见证：最精妙的算法，永远无法解译陈子昂‘前不见古人’的苍茫；最智能的机器，终究难以取代王国维‘三境界’说的生命顿悟。此非傲慢，而是对文明基因的笃信——毕竟，使人类区别于工具的，从来不是计算能力，而是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故作旷达与高深，与饱经沧桑的老教授身份不符，更不要说模仿我以往文章的风格了。

仔细观察，这位DS君作文时，引用我的文献，虽洋洋洒洒列了十多页，基本上都是报道、摘引、撰述乃至短视频，且多有交叉与重复。真正可称为文章的，只有两篇近作，那就是《读书》2024年第1期的《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以及《中华读书报》2025年2月12日的《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我一下子就明白了，DeepSeek没有接入国内外众多专业的数据库（最简单的如中国知网），故检索不到我的专业论文，无法深度学习与思考。这让我想起《纽约时报》对OpenAI和微软提起侵权诉讼的报道，不仅仅是如何兼顾各方利益，还涉及知识生产、传承与创新的边界，相当棘手的，值得认真思考。

第三种方案，我选出自己近二十年所撰十篇相关文章——《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大学三问》（2003）、《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2007）、《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2012）、《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2016）、《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2019）、《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2022）、《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2024）、《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2025）——投喂给DeepSeek、Kimi、豆包、智谱清言、腾讯元宝等五个AI，仔细阅读其分别生成的文本，我的判断是，DS的《AI时代人文学：在祛魅与复魅的张力中重构精神棱镜》最有文采；但格式化的表达，过度夸饰的风格，以及喜欢讲正确的大话与废话，这个毛病没改，尤其是那画龙点睛的“结语”（当量子计算机开始模拟《易经》卦变，当神经科学企图解剖《文心雕龙》的神思，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铭记陈平原的箴言：“使人类区别于工具的，从来不是计算能力，而是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这悲壮，既是人文学的困境，亦是其超越性的明证），与我的学养与风格相距甚远。至于另外四种，大都只是摘抄、综合、整理，没有太多精彩的发挥。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同样投喂我的十篇文章，上传DS过程中，有四篇显示文中有违碍内容，无法处理。但愿这属于操作失误，而不是预先设置了敏感词。若投喂时真的设置了敏感词，从网页或数据库抓取信息时，不知是否也如此？这对于从事近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很要命的。因我们阅读文献或引述史料时，不能回避或篡改那些与我们政治立场相悖的言论。至于怎么评判，那是另一回事。

一次演讲的答问

六天前，我在重庆的西南大学演讲，提问环节，好几个博士生抛开我的讲题，围绕《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一文，谈他/她们的感想与困惑。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她们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值得开诚布公回应。

有女生问，老师您当初写博士论文，是如何做文献综述的？我明白这句话的潜台词，问她是不是已经或即将借助AI完成文献综述，又怕被导师发现批评？现场一片笑声，提问者有点尴尬，赶紧辩解。我说没问题，这提问挺好的。人工智能做文献综述，那是小菜一碟。但写博士论文之所以需要这个环节，是因为搜寻史料、整理相关文献、阅读前研究，其实是伴随着问题的发现、范围的划定以及思路的形成，至于提供文献综述，只是记录这一足迹。如果有过真实的探寻，撰写文献综述时得到AI的帮助，那没问题；若从未“亲自读书”，一上来就给AI下指令，那不合适。因下没下过前期功夫，在接下来的具体撰述中，很快体现出来，瞒不过去的。回到最初的提问，四十年前我写博士论文，那时没有文献综述的要求，但同样有类似的寻寻觅觅过程。

第二个提问也很有趣：人文学者从事研究时，若想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怎么做合法，什么是违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相信也是很多文科博士生乃至教授心里最大的纠结——既想积极尝试，又怕落入陷阱。最近两个月，几乎所有学术杂志都在紧急磋商，如何面对投稿中可能出现的AI写作或AI部分参与写作。我引了国内顶级期刊《历史研究》杂志社近日发布的《关于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启事》，强调不接受AI工具作为论文作者署名，但可以使用AI从事辅助研究。不能是核心观点、不能是主体框架、不能伪造史料，那AI多大程度介入属于合法呢？其实边界很模糊。“投稿作者若有使用，需提供详细的AI使用情况说明，包括所用AI工具的信息、使用方式、具体生成内容标注，以及对AI生成内容的真实性验证。”我真不知道编辑拿到一篇坦承使用AI协助的论文，会不会像接到烫手山芋一样，赶紧甩到一边。因为，如何验证论文中的AI成分，技术上难度很大。

著名文学杂志《十月》另辟蹊径，近日发出“‘县@智’在出发”征文启事，“邀请文学爱好者、AI创作关注者参与，与DeepSeek等AI工具共谱‘家乡志’”。比赛规则是：AI可以作为助手，但必须注明参与程度。比赛奖金不高，但表示若作品获得广泛认可，有可能登上正刊。《十月》杂志的人机协作比赛，评委心里有数；问题是同样的作品，若投给别的文学杂志呢？有什么办法，能像今天的论文查重那样，一键见分晓？我希望，或者开发能查AI写作的AI，或者AI生成部分自带标识。基于利益考量，依赖作者自报家门、自我澄清，很不靠谱的。这是个技术难题，很可能决定人文学界对待AI的真实态度——是警惕、防范、弃用，还是积极接纳。

第三个提问有点无奈：老师你给出出主意，我好不容易摸到一点科研的边，就碰到这个鬼神器，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身处此历史转折关头，老教授无所谓，小学生也没问题，即将登台或正在表演的大学生、博士生乃至年轻教师，必须重新寻路，不能说没有任何精神负担。我的学生私下表示：担心各学术期刊编辑因分辨困难，出于对AI写作（或参与写作）的警惕，很可能一段时间内更倾向于选择名家或成熟的作者，这对刚刚登场的年轻人很不公平。我想，这个潜在的困境不能不考虑。

如何适应科技变革

都晓得应消除对于AI的恐惧或迷信，既很好地驾驭这个神器，又不过度依赖工具。问题在于，人寿几何，作为在读的大学生、博士生乃至青年教师，如何尽快适应此科技巨变带来的冲击，适当调整自家的学术姿态与研究策略？我想说四点意见。

第一，我的判断，接下来这十年，会是一个震荡期，一开始各方意见分歧严重，说好说坏，不乏意气之争。经过沟通与对话，逐渐和解，然后车走车路、马走马道，一切重归平静。就好像一百年前引进索引技术，或者本世纪初接纳数据库一样。1925年10月，历史学家何炳松在《史地学报》上发表《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建议“将吾国载籍，编成索引，则凡百学子，皆可予取予求，有禆探寻，岂止事半功倍”，当初便受到很多饱读诗书者的批评。五年后，洪业撰《引得说》，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工作，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史研究的进程。

第二，我理解的“与AI共舞”，是在承认危机、适应变化的同时，坚守人文精神，保有人类的尊严与价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乃我辈长期努力的方向，也是注定必须经历的磨难。不要惊慌失措，可也别以为可以轻易获胜，依我浅见，这回的变革，比前面提及的引进索引或使用数据库要深刻得多。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万全之计，确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

第三，并非所有人文学者都必须跟AI对话，你可以积极“预流”，但也可以目不斜视，走自己的路。想象所有人文研究都要AI赋能，那是不对的。是加法或乘法，不是替代或“降维打击”。人文学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在近期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谈“做AI取代不了的学术”，就是这个意思。我甚至以为，在AI大火特火的当下，应该允许有人说“不”，让整个社会认真倾听“抵抗”的声音——除了提示另一种可能性，更因论战中容易暴露陷阱，以便及早规避。

第四，人文学中的语言学与逻辑学，其实已经深深介入人工智能的理论及实践，成为其重要支柱之一。这也提醒我们，“人文”和“科技”不是截然对立，二者有边界，但并非绝缘。AI时代，以往需要长期培训才能进入的“高宅深院”（专业、技术），其重要性越来越被idea取代。本就情感细腻、想象力丰富、喜欢异想天开的人文学者，通过驾驭AI或与其他专业学者合作，说不定也能抓住机会，打一场精彩的“防守反击”。

（此乃作者2025年3月11日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跨学科对话会上的主旨发言。本文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袁一丹、张丽华等老学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原标题：《陈平原 | 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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