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我们有必要提出，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现为何会令人如此失望？ | 纯粹思想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作品系列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毛俊杰 郭华等 译

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等

出版时间: 2022-12

为什么民主的表现如此糟糕?

文/[美]弗朗西斯·福山

《民主杂志》在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刚刚进行完一半时发行了其创刊号，恰好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和前苏联解体之前。此时南欧和大多数拉美国家已经发生了转型，而东欧国家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脱离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转型刚刚开始展开。总体上，在大约45年的时间里，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取得了显著进展，实行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35个增加到2014年的110个。

但是，就像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2006年以来发生了民主的倒退，从那时开始，“自由之家”统计的民主测评综合分数每年都在下降。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人们期待着阿拉伯世界置身于第三波民主化之外的状况将走向终结，结果却恶化为埃及重新恢复了原有的统治。利比亚、也门以及叙利亚陷入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伊拉克出现了新的极端伊斯兰运动，即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郭华 / 孟凡礼 译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20-08

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全世界朝着更大范围民主发展的总体运动的短暂挫折，就像股市调整一样，还是说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世界政治的更广泛变化以及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的出现，这一点很难确定。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很难不认为近些年来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现是有欠缺的。这样的表现一开始出现在最发达和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和欧盟国家，它们在2000年代后期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看起来陷入了一个增长减缓、收入停滞的时期。此外，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也对本国在许多方面的表现感到失望，从而经历了本国人民的各种抗议运动。

反对独裁主义政权的自发的民主运动继续发端于民间社会，从乌克兰、格鲁吉亚到突尼斯、埃及。但是，这些运动很少能成功地建立起稳定而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我们有必要提出如下问题：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现为何会令人如此失望？

在我看来，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民主倒退现象发生的关键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与制度化的失败有关，这一事实就是许多新兴的和现存的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跟不上民众对民主问责的要求。与从威权主义政体转向定期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的政体相比，从世袭制或新世袭制国家转变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要困难得多。没能建立起治理良好的现代国家是近期民主转型的“阿喀琉斯之踵”。

福山

一些定义

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结合了三项基本的制度：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

这三项制度中的第一项——国家——指的是对在限定疆域内发挥其权威的强制力的合法垄断权。国家将权力集中起来并将其用于维护和平，保护共同体免受外部敌人的入侵，执行法律，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

法治是一整套体现着共同体的价值的法律，它们不仅对公民具有约束力，也对行使强制力的精英具有约束力。如果法律不能限制强权者，那么它就相当于执法者的命令，从而只是构成了依法统治。

最后，民主问责力图确保政府行为符合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不只是迎合统治者的私利。这通常是通过自由而公正的多党选举这样的程序来实现的，尽管程序问责并不总是与实质问责一致。

自由主义民主在这些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之间寻找平衡。国家产生和运用权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力图限制权力，并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的利益。缺少约束机制的国家属于独裁政体。而一个处处受到限制、没有任何权力的政治主体则处于无政府状态。

就像亨廷顿曾经指出的，在一个政治体能够对权力进行约束之前，它必须能够先行使权力。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话来说：“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无非是糟糕的行政管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实际上就是一个糟糕的政府。”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陈高华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09

我们还需要在世袭制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进行进一步的重要区分。现代国家所追求的是脱离个人色彩，依据公民权而不是他们是否与统治者存在个人关系来平等对待人民。相反，在世袭制国家中，政治体被视为一种私人财产，在公共利益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分。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任何完整意义上的世袭制国家，因为没有人再敢像过去的国王和女王所做的那样，宣称拥有整个国家的所有权。不过，存在许多伪装成现代政治国家的新世袭制国家，它们实际上属于实行分赃制的盗贼统治国家，追求的是内部人的私人利益。新世袭主义能够与民主共存，形成广泛存在的庇护关系和侍从主义，政客们与政治支持者网络在其中分享国家资源。在这些社会中，个人参与政治的目的不是追求某种理想的公益事业，而是发家致富。

强制力对于国家的运转依然至关重要，这是国家权力如此频繁地导致惧怕和憎恨的原因。众所周知，迈克尔·曼区分了专制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前者与强制力有关，而后者与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照顾公共利益的能力有关。这种区分可能会诱使我们认为，“好的”国家拥有基础性权力，而“坏的”国家行使专制权力。但是，事实上，强制力对于所有国家都是重要的。成功的国家将权力转化为权威，也就是说，转化为公民的自愿服从，这种服从建立在公民相信国家的行为是合法的基础之上。但是，不是所有公民都愿意遵守法律，因而即使是合法性最高的民主国家也需要警察力量来执行法律。例如，如果没有人会因为触犯法律而被送进监狱，那么就不可能控制腐败或者征税。仅仅是制定法律并不能形成执行能力，它还需要在人力和培训方面进行投入，并建立起管理法律实施的制度性规则。

如果我们能从过去25年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的话，那么这就是比起法治或者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三脚架中民主这一条腿的建立要容易得多。或者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述的话，就是现代国家的发展跟不上民主制度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一种不平衡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中，新的（有时甚至是稳固的）民主国家无法满足其公民对高质量的政府服务的需求。这反过来又导致这种民主国家失去合法性。

阿富汗和伊拉克最近的经历说明了这一问题。在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入侵和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后，在某些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美国得以在那里组织起民主选举，使这两个国家建立起了新政府。这两个国家（尤其是阿富汗，其在2009年和2014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因被指控存在严重的舞弊而蒙上了阴影）的民主的质量被许多人质疑，但是至少存在一个产生领导层的民主进程，而产生的领导层表面上具有某种合法性。

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刘芳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0

能够捍卫国家领土免受内部和外部敌人侵扰并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这两个国家都受内部叛乱所困扰，2014年由美国训练的伊拉克军队因ISIS的攻击，在其北部地区土崩瓦解。这两个国家因极度腐败而饱受折磨，这反过来又破坏了它们提供政府服务的能力，削弱了它们的合法性。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建设方面进行的大量投入似乎成效有限。

国家建设的失败在乌克兰事件中也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当橙色革命迫使乌克兰于2004年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从而导致时任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被维克托·尤先科所击败时，西方民主国家为此欢呼喝彩。但是，新的橙色联盟被证明是软弱无力和腐败的，而乌克兰的整体治理质量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其结果是，在大多数观察家相信是自由而公正的2010年选举中，亚努科维奇击败了尤先科。亚努科维奇总统任期的显著特征就是掠夺行为更加严重，这导致在他于2013年末宣布将寻求与普京的欧亚联盟而不是欧盟联合后，基辅发生了新一轮的抗议。与此同时，普京巩固了其在俄罗斯的统治，强化了俄罗斯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国家立场，这使得在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被驱逐后，彻底合并克里米亚成为可能。

我认为，当前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新当选政府及其西方支持者发生冲突的原因更多的不是与民主本身有关，而是与现代政治秩序同新世袭制政治秩序之间的对抗有关。毫无疑问，在合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非常高，如果举行新的选举的话，他可能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该地区的人们面临的真正选择是不同的，要么他们的社会将建立在寻求以非个人的方式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基础上，要么被一个腐败的精英联盟所统治，这一联盟试图利用国家作为个人致富的途径。

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的合法性较少依赖其民主制度的深化，而更多依赖于它们提供高质量的治理能力。乌克兰新政府如果不解决导致先前的橙色联盟下台的腐败泛滥问题，就无法存续下来。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当前，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所缺少的是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这样的基本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印度，情况也是如此，印度饱受侍从主义和腐败泛滥的影响。2014年，印度人民果断地把选票投向了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莫迪，希望他会带来果断的领导和强大的政府，以取代过去10年执政的、国大党领导的软弱无力而又腐败的执政联盟。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毛俊杰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6

如何成为现代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尊严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贵族社会里，这种尊严只是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士们的特征。基于人类道德选择的可能性，人类尊严的基础将尊严的概念进行了普及：人类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造物，但低于上帝，因为人类可以在对与错之间作出选择。与美貌、智力或力量不同，尊严这一特征是人类普遍共享的，并能够使人类在上帝面前平等。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完美主义”）和康德（一种“善意”）这样的思想家将一种世俗的、非宗教的形式赋予了选择或个人自主的能力，这也成为了现代所理解的、写入了许多20世纪宪法的基本尊严权的基础。自由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平等尊严，给予他们保护个人自治的权利：言论权、集会权、信仰权，以及最终参与自治权。

因此，自由主义通过故意不去明确人类生活的更高目标来保护多样性。这就取消了宗教自由地去定义“社区是什么”的资格。自由主义还根据个人选择的能力，给予所有被视为完全人（full human beings）的人平等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倾向于一种普遍主义：自由主义者不仅关心他们的权利，而且关心他们自己特定社区之外的其他人的权利。因此，法国大革命把人的权利带到了整个欧洲。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主要争论不是关于这一原则本身，而是关于谁有资格成为享有权利的个人，各种各样的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妇女、外国人、无财产者、儿童、精神错乱者和罪犯被排除在这个神奇的圈子之外。

历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产权以及通过相关法律机构执行的合同成为了英国、荷兰、德国、美国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护产权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密切相关。权利受到独立的司法机构的保护，司法机构可以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在正确理解下，法治既指规范个人之间互动的日常规则的适用，也指通过宪法正式分配政治权力的政治机构的设计。历史上最坚定地信奉自由主义的阶级，是财产所有者阶级，不仅是土地地主，还有无数中产阶级的企业主和企业家，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自由主义与民主有所联系，但与民主不是同一码事。有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权是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二十世纪晚期的新加坡。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不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维克托·欧尔班和纳伦德拉·莫迪正试图创造群体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自由主义通过对个人自治的保护而与民主结盟，这最终意味着政治选择和特权的权利，但这与民主是不同的。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进支持者，他们愿意完全放弃自由法治，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的国家，以使得结果均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这成为20世纪的一条大断层线。即使是在公开的自由主义国家，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和北美，也有强大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对经济再分配的兴趣大于对财产权的严格保护。

我们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黄立志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12

强制执行的必要性

不过，美国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这是当今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所缺少的。美国长期拥有强大的警察力量，能够强制执行其所通过的各项法律。这种能力起源于普通法，普通法是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从英国继承而来的，并且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实现了良好的制度化。美国各级政府长期维持着相对强大的警察力量，以便对不同政府层级所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起诉、审判和定罪。对法律的合法性的强大信念支撑着这种强制力，因而它在大多数地方转变成了真正的权威。强制执行的能力属于国家能力与法治相重叠的领域，它在处理腐败这样的问题时至关重要。国家官员的行为依赖于动机——不只是要因其工作而获得充足的报酬，还包括惧怕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在非常多的国家，人们不纳税，官员收受贿赂，因为违法者被判刑入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格鲁吉亚近期采取的最引人注目的举措之一就是要提升公共部门的绩效，而有效执法对于这一举措的成功至关重要。在2003年玫瑰革命后，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政府在多个领域对腐败进行打击，抓捕有问题的交通警察，处理逃税行为，对被称为“律贼”的犯罪团伙实施的普遍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虽然其中一些举措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和采取正向激励（例如，在网上公布政府的相关数据，大幅提高警察的薪水）来展开的，但是有效执法依赖于新的警察系统的创建，这一新的警察系统所做的事（包括逮捕前高官和商人）都得到了广泛报道。到萨卡什维利政府任期结束时，得到提升的警察力量在许多方面被滥用，其所触发的政治反弹导致了毕齐纳·伊万尼什维利和格鲁吉亚梦想党的胜选。

这种警察力量的滥用不能掩盖国家的强制力在实现有效执法方面的重要性。控制腐败需要人们对于行为的规范性预期（如果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收受贿赂，那么如果我不参与其中，则我就像是一个傻瓜）发生整体性转变。在这种环境下，比起良好的意图或者经济动机来，惧怕是一种有效得多的激励因素。在玫瑰革命之前，格鲁吉亚有着前苏联最腐败的地方之一的名声。现在，通过大量治理措施，它已经成为最不腐败的地方之一。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行使大量的强制力却得到有效治理的政治体的例子。当代各国政府试图通过提升透明度和问责来促进善治的各种努力，如果不同时加上强化执法能力的举措，则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政治秩序的起源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毛俊杰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1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政治的发展往往跟不上社会动员的脚步，从而导致政治混乱。相应地，国家制度也可能跟不上民主制度的发展。

这一结论对于推行民主的方式有着重要意义。过去，人们着重强调的是通过支持民间社会组织来改善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环境，以及支持摆脱专制统治的最初的民主转型。

不过，创建一种可行的民主制度还需要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反对暴政的最初的动员被制度化，并转变为持续的行动。第一个阶段是将社会运动组织起来形成能够参与选举竞争的政党。民间社会组织通常关注的是狭隘的议题，其成立的目的不是为了动员选民——这是政党的独有领域。从俄罗斯、乌克兰到埃及，那些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力量之所以在选举中频频失败，就是因为没能建立起政党。

不过，第二个必要的阶段关注的是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掌握了政权，它就必须实际地进行治理，也就是说，它必须行使合法权利并为民众提供基本的服务。比起最初的动员和民主转型来，民主促进团体对民主治理问题的关注要少得多。然而，在缺少实行良好治理的能力的情况下，新的民主国家将导致其追随者的期望受挫，并使自己失去合法性。实际上，就像美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不关注国家现代化的民主化确实能够导致政府质量的下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现代化只能在威权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得以实现。许多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遵循的是国家建设先于民主化的顺序（亨廷顿将其称为“威权转型”），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做法对于当代世界中的国家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在这些国家，民众对民主的需求和期待要高得多。不管怎样，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建设其民主制度和发展法治的同时，必须发展现代国家。这意味着，民主促进团体必须更多关注现代国家的建设，即使威权主义政府被推翻，这种关注也不能放松。这还表明《民主杂志》可以扩大其学术议程：除研究民主制度如何出现并得到巩固的大量稿件外，它也需要重新关注现代国家制度如何产生和走向衰败。

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张美惠 译

出版社：时报文化

出版时间: 2020-11

（本文原题为《弗朗西斯·福山：为什么民主的表现如此糟糕?》，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霍布斯时刻）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又译名法兰西斯·福山，出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顾问、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让他一举成名。

原标题：《福山：我们有必要提出，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现为何会令人如此失望？ | 纯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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