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失独”并非他们的唯一身份

一

2019年元旦假期刚过，一大早我们的调研团队跟张老师一起去访问她所服务的社区中的三户失独老人家庭。张老师五十多岁，是个典型的“社区老法师”，一团和气加浑身正能量。张老师并非传统的社区干部，而是一家社工师事务所的社工。2013年，在所在区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的支持下，这家社会工作机构开始了失独老人的关爱项目，为全区失独家庭提供个案疏导服务。

在第一户失独老人家庭的楼下，张老师叫住了我们，细心叮嘱道：“等下说话注意点哈，不要问太悲观问题触动他们的心事，看我眼色。”她又介绍到：“很多这样的老人家心里有气，政府的人是敲不开门，也跟他们说不上话的，也就我们社会组织的人跟他们比较好沟通，经常来走访走访、聊一聊，力所能及地解决些实际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或许极少有人会预料到“失独”会从个体遭遇变成社会问题，而当“失独父母”随着年龄增长变成“失独老人”时，这个特定人群该怎样养老，就已经成为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价值观体现的大问题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这一人群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由于过了生育年龄且心理压力过大，他们重新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机会微乎其微。根据中国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换言之，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000万。其中，至少有200万老年人因无子女而面临养老、医疗、心理等方面的困难。根据张老师的工作经验，许多失独父母都会经历被消息震惊、拒绝接受事实、麻木和无奈、陷入沉默和抑郁、随时间逐渐恢复活下去的信念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而对于失独老人来说，心理问题尤其突出，他们的担忧很现实：不能动了谁来照顾？做手术谁来签字？

二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张宇莲副教授在2015年对上海12个街道内321位失独老人的问卷调查，他们在身心健康和社会参与度方面不容乐观。对于被调查者来说，经济状况并非主要的忧虑，他们中超过90%的人有自有住房，认为自己有经济困难的占比为9.8%。但在自评健康方面，有84.4%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健康水平一般或差，有74.4%的老人患一种或以上经医生诊断的慢性疾病。最值得关注的是心理问题。被调查对象中有29.9%的人“超过一半时间”或“几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劲，生活无力感严重。在调查过程中，不少被调查对象提及做事提不起劲的原因主要是找不到做事的动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同时，有30.6%的失独老人在平常一半以上的时间中都感到沮丧、抑郁或者绝望。与抑郁程度相比，他们的孤独感最为严重。有38.3%的被调查者“超过一半时间”或“几乎每天”都感到孤独。

另外，对于一般老年人所喜闻乐见并积极参与的社区文化娱乐活动或志愿服务组织，这些失独老人表现相对冷漠。仅有21.4%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种兴趣小组活动，但参与频次也不高，近六成的活动参与者的参与频次每月达不到一次。

针对失独老人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的关爱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经济保障、制度保障和服务保障三大类。

在经济保障类政策方面，国家五个部委在2013年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的基础性标准，并规定对生活困难、住房困难的失独家庭在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方面予以优先安排。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标准更高以及更为细化的政策。例如，上海目前的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为每人每月750元，远高于国家的基础标准；一些地方的失独家庭还可以在特别扶助金外领取一次性的救助金。

在制度保障方面，各地政府都对失独家庭的养老和医疗进行了制度性的倾斜，规定要对这类家庭的成员在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等政策时予以参保缴费补贴。

在服务保障方面，《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已经关注到失独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未来居家服务机构将为失独老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尤其是“长期照护服务”将对失独老人有所倾斜。许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鼓励失独家庭再生育或领养的服务，为有相关意愿的失独家庭提供优质的信息告知和程序简化等服务。同时，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以社区为平台，组织或引导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关心关爱失独家庭，给予科学的心理干预，加强心理疏导服务。

三

来自政府的保障虽然在完善和提高，但在现实中，失独老人的获得感并不高。我们采访了一些在上海的街镇中从事失独老人关爱项目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感受还是那两个字：窝气。很多失独老人将心中的怨气发在了政府工作人员身上，轻则让他们吃闭门羹，重则天天上门“讨政策”。对于政府提供的各项关爱措施，如组织团体旅游、便民服务等，一些失独老人并不感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经常挑毛病。

这样的困境让张老师所服务的社工机构在失独老人关爱方面有了用武之地。这家机构成立于2011年，理念是以社区资本为视角看待社区发展，积极倡导社工进入社区、融入社区，共同提高居民参与社区积极性和自主解决社区问题。张老师负责一个街道中40户失独老人的关爱服务，社会组织身份和良好的社区人脉是这位“老法师”的法宝。“敲得开门、说得上话、解决得了一些实际问题”是她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她平时会通过电话、上门等形式对老人们进行关心和帮助，也会邀请他们来参加机构的一些活动，例如心理讲座等等。

张老师深知失独老人心理问题的严峻性，在与老人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之后，她开始探索如何帮助老人走出家门，进而也逐步走出失独的心理阴影。

2016年下半年，她在组织与所在辖区消防支队的共建活动的时候，从支队指导员处了解到一些新入伍的年轻官兵首次远离家乡，有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已经对日常训练产生了消极影响。她对此留了意，回去一想，可以让一名有这样情况的消防战士与跟她一直联系的失独老人老刘结对子。老刘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一家国营工厂的党支部书记，也曾有10余年的当兵经历，失独后虽能基本保持情绪稳定，但也时不时会郁郁寡欢。张老师将老刘的情况与指导员沟通后，他们共同促成了一位新战士与他结队，并将这一结队起名为“兵儿子”计划。

老刘与这位“兵儿子”十分投缘，他像父亲一样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倾囊相授，并手把手指导他如何规划自己的部队生活和发展生涯，鼓励他提交入党申请并坚持学习文化知识，通过考军校来实现人生价值；而“兵儿子”也会时常对老刘嘘寒问暖，遇事向他讨教，逢年过节给他寄家乡特产。张老师又促成了几位失独老人收了“兵儿子”。

看着“兵儿子”计划顺利实施，张老师虽然喜悦，但也有一丝担忧：“兵儿子”总是要退伍回乡的，他们的离去会不会给失独老人带来“二次伤害”？

2017年底，她组织社区老人进行迎新春文艺汇演，也邀请了消防队官兵前来观看。汇演中，原本就是美术老师和文艺爱好者的失独老人王老师表现抢眼，在现场接连表演了葫芦丝吹奏和剪纸两个节目，引起了消防队指导员的极大兴趣。他当时就跟张老师说，部队也需要文艺活动，更需要培养文艺骨干，何不请王老师来做个师傅，带一批“兵徒弟”？这一提议与张老师的想法不谋而合，而王老师本人也非常乐意。就这样，“兵儿子”计划升级为“兵徒弟”计划。

因为老人一次可以带多个徒弟，还可以一批接一批带徒弟，分散了老人的情感投入，有效规避了参与结对活动对他们再次造成心理伤害。目前，王老师手下有三个“兵徒弟”，他定期会去军营给他们上课，除了传授素描和剪纸技艺，并严格检查功课作业外，他还会跟他们强调做人做事的道理，师徒间其乐融融。

张老师所在的社工机构对失独老人虽然实施的是个案式的帮扶关爱，但其中蕴含的思路却颇具启发性和推广意义。

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失独老人的关怀都倾向于单向度地给予，甚至是施与，并且特别强调物质层面，这其中蕴含着“过错补偿”逻辑。孰不知，这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这一群体身上“失独”这一重身份标签，强化了他们弱者的身份认知，对于他们心理问题的缓解并无益处。

“兵儿子”计划的推出，意味着一种互动式的关系的建立，它不再强调单向度地给予，而着重在重新构建一种代际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加强了失独老人与社会的联结，同时带来的正向外部性是年轻的部队战士也得到了亲情的慰藉。而针对“兵儿子”计划的缺陷所推出的“兵徒弟”计划，则更加强调了失独老人对社区和社会的回馈，创造适宜的条件让他们发挥所长，从融入和奉献社区中找到自我价值和归属感，这也正与老年学中的“生产性老龄化”观点契合。

对于失独老人，关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唤醒他们内心的希望，让他们明白孩子不是生活的唯一，要找到另外的生存意义，感觉到自己并没有被抛弃。毕竟，他们并不只有“失独”这一个身份，他们原本就和其他老人一样，是社区中的长者、是老师、是文艺爱好者，是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