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专题︱李丹婕：突厥可汗与隋朝皇帝的互动

六世纪中期开始，突厥勃兴于蒙古高原，凭借自身长于冶铁、精于骑射的技艺，很快打败自己的宗主柔然，取而代之称雄于漠北草原，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汗国，成为影响中古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突厥汗国的历史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552至630年，通常被称为突厥第一汗国，对应于中原地区北朝末年至唐朝初年这一时段。在此期间，突厥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自然谈不上文字记事，因此想要了解其历史，只能依赖与之有过交往的周边政权的零散记载，其中，汉文史籍几乎占据垄断性的地位。较早的文献主要有《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等，而后者是现存关于突厥汗国与隋朝关系史最原始的史料来源。

《隋书》共计八十五卷，卷八五为逆臣传，卷八一至八四为四夷传，分别是东夷、南蛮、西域和北狄，突厥位列北狄之一。《隋书》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598-649年，626-649年在位）下诏修撰的，由魏徵（580-643年）监修，成书于贞观十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官修前代史。这一修撰立场，不仅决定了《突厥传》在整部史书中的位置，也对其文本结构和内容有所影响，因此，可将《隋书·突厥传》视为唐朝初年关于突厥及其与隋朝关系史的官方叙事。

除去按照正史四夷传内容格套对突厥起源和风俗的概述，《隋书·突厥传》的主体内容是以突厥日益臣服于隋朝为线索的，全篇其实很少涉及双方的正面对抗，借助突厥汗国内部的争斗，隋朝可说是和平征服了突厥。而事实上，历次突厥内部动乱的背后，多有隋朝的外交介入，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叫长孙晟（551-609年）。长孙晟在隋朝建立前一年，也就是580年，曾以送亲使团成员的身份，送北周千金公主嫁与突厥，因受到可汗的赏识而被挽留于草原近一年，在此期间他还与一位突厥小可汗处罗侯结为兄弟。凭借耳闻目睹的一手经验，长孙晟清晰掌握了突厥高层内部错综复杂又矛盾重重的人事关系，返回中原后，成为隋文帝应对突厥问题最重要的谋臣，设计并执行一系列外交方略，加速了突厥汗国的内部瓦解。这些谋略的实施，多记于《长孙晟传》而不见于《突厥传》，就此而言，这两篇文本一显一隐，具有密切的互文关系。

《隋书·突厥传》的线索因相关细节的省略而更为直接，尤其重在讲述隋文帝在位期间（581-603年）突厥汗国的统治者如何逐步并彻底地向隋朝称臣。较有趣味的是，虽然这篇传记号称突厥人“无文字”，但在突厥可汗与隋朝皇帝互动过程中，文书却充当了重要的沟通媒介，于是，这些有幸为《隋书》收录的具有档案性质的公文，从措辞到功能都是可堪玩味的。在这些文书背后的突厥人，不似通常中原士人眼中凶残野蛮、不识礼仪的蛮夷，反而能够娴熟地把握文书辞令的分寸与尺度。当时草原和中原的统治者能心照不宣地准确理解彼此释放的各种外交信号的微妙意味，这些顺畅的和平往来，无疑暗示了中古时代更广阔的空间范围里某些通行的互动规则。

按照《隋书·突厥传》的记述，突厥可汗向隋文帝称臣的过程前后历时二十年，其中有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事件，第一个是开皇四年（584年）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向隋文帝称臣；第二个是开皇十九年（599年）启民可汗（599-611年在位）向隋文帝称臣。两次都伴有文书沟通。

开皇四年，沙钵略可汗受突厥内讧所迫不得不向隋朝请婚，文帝同意将沙钵略的妻子北周千金公主纳为义女，改封她为隋朝的大义公主，由此实现隋朝与突厥之间的政治联姻。沙钵略为此致信隋文帝：

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吿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这封信写得简明直白，但细节中还是能看出不少用心。起首“辰年九月十日”，这种以干支一字纪年的方式并非中原做法，与突厥采用十二生肖系年有关，辰年即龙年，亦对应于农历甲辰年，也就是584年。接着是沙钵略可汗的头衔，“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也是整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沙钵略可汗名叫摄图，即汗位后，得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的尊号，汉文史籍关于这种具有长串修饰语可汗号的记载，沙钵略是第一位。这是一个中古突厥语名号的汉语音译，其中“始波罗”一词按照唐朝中期士人杜佑（735-812年）在《通典》中的解释，是“勇健”的意思。《隋书》记载这一可汗号后提到，“一名沙钵略”，是对始波罗的异写，因此，隋朝每以“沙钵略可汗”称之。这封信除完整写上沙钵略的可汗号，还在前面加了一个相当繁琐的头衔，即“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天子”之前的修饰语由多个直白的汉语词构成，出现三次的“天”字，反映了突厥汗权天授的观念和对沙钵略地位的刻意拔高。“贤圣”是受到草原和中原共同推崇的王者品质。两个并列的头衔使沙钵略的身份变成了“天子·可汗”，显然是有意为之。天子之名看似普通，中原社会对此并不陌生，也可以用来指皇帝，但具体用法又稍有不同。按照《隋书·礼仪传》所言，帝王印玺分对内对外两套，对内称“皇帝”，对外则称“天子”，也就是说，皇帝之名针对华夏，天子之名则针对华夏之外的世界。为沙钵略起草文书的人应该知道这一区别，称沙钵略为“天子”，而称隋文帝为“皇帝”，或不乏扬己抑他的用意。虽然沙钵略在头衔上不甘示弱，但毕竟是为了向隋朝求和，所以特别强调了沙钵略与隋文帝之间的新关系，所谓“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通过妻子身份的变化，沙钵略可汗成了隋朝的女婿，而在突厥人看来，婿便是儿。即便如此，沙钵略以突厥的羊马与隋朝的缯彩相匹，依然力图显得不卑不亢。

隋文帝的回信起首写道，“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自称天子，并以“沙钵略”三字取代“始波罗”，这些做法或不无贬抑的意味，但仍称对方为“大突厥可汗”以示尊重。回信还说，“（我）既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也认可了双方借联姻纽带结成的父子关系。接着，隋文帝以探望大义公主的名义派遣长孙晟等出使突厥，在可汗王廷经过一番言辞博弈，沙钵略最终下跪向隋朝称臣。在此之后，沙钵略再次致信隋文帝时，起首就变成“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还特别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籓附”。当时沙钵略在国内遭遇了严重的部落反叛，不得不逃至大漠以南，接受隋朝的庇护。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在可汗号后加上“臣摄图”三字，并承认“天无二日”，放弃了天子的头衔，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保留本国的衣冠习俗，称“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文帝收到此信后直接颁布一道诏书，写道，“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实为公开宣称对突厥的直接支配权。

《隋书·突厥传》中第二次突厥可汗向隋文帝称臣的重要事件，发生在开皇十九年，当时突厥突利可汗（名染干）在国内政治冲突中落败，随长孙晟来到隋朝，被隋文帝封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这是一个汉语音译的突厥名号。也就是说，隋文帝不止有权任命突厥人为可汗，还能够赋予对方突厥语的名号，而且这一任命对于漠北草原部众具有实际的号召力。启民可汗得到这个头衔后，特上表谢恩，称：“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表”是臣僚上书皇帝的一种官文书类型，所谓“下言上曰表”，可见启民是以隋朝臣子身份自居的。仁寿三年（603年），突厥汗国内乱，漠北地区与隋朝敌对的可汗垮台，由隋朝一手扶植的启民可汗成为当时草原世界最高的统治者，这时启民又上呈文帝一封谢表：

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

这里启民可汗将文帝称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应当不是凭空而来。在儒家观念里，圣人是对王者的一种尊称，而突厥人亦推崇这一品行。莫缘是借自柔然的一个修饰词，意思是“富裕的”，似乎也与启民不断强调隋文帝的养育之恩相合。启民这般称呼隋文帝并非仅此一次。在文帝去世后，启民可汗大业三年（607年）呈给隋炀帝的表文中，谈及先帝仍然称之为“莫缘可汗”。事实上，隋炀帝也接着使用可汗的头衔，大业七年元旦庆典上，西突厥处罗可汗为炀帝上寿时便称其为“圣人可汗”。这些记载表明，文帝应该曾经使用过“皇帝·可汗”的头衔，并以此表示对草原世界的直接统治权，这无疑是此后广为人知的唐太宗“皇帝·天可汗”之名的先声。

若我们进一步深究沙钵略、启民两位突厥可汗和隋文帝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还能从中发现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首先是沙钵略与隋文帝之间通过联姻由敌对转为友好，即便这层联姻关系是通过隋文帝改封沙钵略的妻子北周千金公主为隋朝大义公主实现的。和西汉前期中原向匈奴嫁女并支付高额嫁妆换取和平与平等关系的做法不同，在突厥与隋朝的政治联姻关系中，是弱势方求娶强势方的女儿，并借联姻得到后者的认可和庇护，这似乎是中古时期的惯例，突厥和隋朝都非常清楚。突厥刚刚崛起、尚未建国时就曾向其宗主柔然可汗请婚。差不多同时期的北周（557-581年）也有类似举动，为了在与北齐的对抗中取得优势，宇文泰（507-556年）掌权时就开始求娶突厥公主，前后历时十数年，北周武帝（543-578年，560-578年在位）才娶得突厥阿史那氏为皇后。隋文帝扶持启民可汗的各项措施中，也包括先后将安义公主和义城公主嫁与他。可以看出，当时不同政权统治者之间通过请婚或赐婚的方式建立联姻进而形成父子关系是广受承认的交往通例。唐玄宗（712-756年在位）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向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赐婚后，双方文书往来中，也有“卑下是儿”“自为父子”等措辞。北周与北齐竞相攀援突厥时，当时在位的佗钵可汗（572-581年在位）曾放言，“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患贫也”，《周书·突厥传》与《隋书·突厥传》对此都有记载，这话看起来傲慢无礼，其实却是基于一种共通的政治文化。当启民可汗向隋炀帝请求改行华夏衣冠时，炀帝表示“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看得出来，草原与中原的统治者对政治联姻及其战略意义有着一致的理解，而且实施起来都非常驾轻就熟。西突厥处罗可汗称臣隋朝后，隋炀帝曾对他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唐太宗在位末年总结自己的外交理念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的话常被人引述，用来表现他不同寻常的视野和胸怀，但与隋炀帝之语相对照，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

其次是对称臣这一行为的理解。众所周知，唐朝初年高祖李渊一度向突厥称臣以求得对方的骑兵支援，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即专论此事。关于高祖称臣的直接证据来自《旧唐书·李靖传》引述的太宗语，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汗国崩溃，李靖俘虏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太宗对侍臣说起“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虽然李世民从胜利者后见之明的立场出发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但他谈及这件事却并无讳言。中古时代，夷夏之辨不似北宋之后那般严明，向强势政权称臣是保持实力或者寻求援助的常见策略。沙钵略最终跪受隋朝诏书并俯首称臣毋宁说也是权宜之策。大业三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向隋炀帝称臣也是如此，直接促使处罗可汗下决心的，是隋朝使者崔君肃“奈何惜一语称臣，使社稷为墟乎”的一番话。据《隋书》记载，沙钵略可汗不懂汉语，起初并不明白汉语“臣”为何意，经人解释才知，隋国的“臣”相当于突厥的“奴”，于是他自言“得作大隋天子奴”。中古时代游牧社会的人际尊卑关系主要表现为主奴形式，高昌国的例子就非常典型。七世纪初，玄奘赴印度求法行经高昌国时，受到国王麴文泰的热情款待，麴文泰为护送玄奘西行，特别向其宗主西突厥可汗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显然麴文泰以可汗为主，自称为奴，意味着接受对方的主宰或庇护。由此可见，虽然中原社会的君臣和游牧文化的主奴看起来截然有别，但当双方力图建立主从关系时，却能够毫不费力地实现衔接。另外，麴文泰还在信中将玄奘称为“弟”，就像长孙晟与突厥处罗侯结成兄弟一样，这类不同政权之间的密切私人关系在当时也相当常见，而身为长孙晟女婿的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此道，与多位突厥政治人物结成了兄弟。

最后，透过突厥可汗与隋朝皇帝之间的文书往来，我们还能看到双方的言辞较量和礼仪竞争。南北朝时期中原南北政权之间的使者互动和文化较量广为人知，双方为了压倒对手，都竞相委派博学之士充当使者，必尽一时之选。事实上，当时中原政权与草原汗国乃至其他“四夷”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无论是北周前往突厥汗国迎娶阿史那氏，还是遣使送千金公主出嫁，其使团成员都是精挑细选的结果，比如迎娶阿史那氏的使者中，便有唐高祖李渊的岳父窦毅，因为他既是勋臣，又是贵戚，在朝中深有威望。显然，在与“北狄”交往的过程中，礼节同样至关重要。文书的措辞自然也是礼仪竞争的重要内容，沙钵略以“天子”自居、在头衔上与隋文帝一较高下的行为就是典型，关于这一点，《隋书》还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例子，见于卷八一《东夷·倭国传》。大业三年，倭国国王遣使入隋，其国书起首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惹得隋炀帝极为不悦。然而，早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倭国国王就曾以“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辈鸡弥”之名致信隋文帝，这个古怪的措辞其实是对和语天皇头衔的汉字拼读，后来唐高宗朝（649-683年）的文人张楚金曾提过，“阿辈鸡弥，犹华言天儿也”。显然，隋初倭国国王已经以天子自居，不过是随着对汉语了解的深入，发明了一个更通俗易懂的汉语表述罢了，但直到唐朝初年修撰《隋书》时，史官都没有理解倭王的称谓，所以《隋书·倭国传》将其头衔拆解成了“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沙钵略的“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和倭王“日出处天子”等都是自创的汉语名号，那么，这些措辞从何而来呢？唐高祖李渊（566-635年，618-626年在位）曾给过一个答案，见于记录李唐建国史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当时李渊为了得到突厥始毕可汗的支持，曾亲手向对方写了一封信，并署“某启”以示卑辞敬意，李渊的信使不解此意，认为“突厥不识文字”，无妨“改启为书”，李渊却笑着答说，自从隋末中原丧乱，大量士人“走胡奔越”，以至于“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所以必须在礼数上做足功夫。也就是说，李渊认为，突厥可汗身边有很多精通礼仪的汉人。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因为沙钵略所谓“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致书大隋皇帝”，实在像是参酌了匈奴单于致西汉皇帝信中所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这一说法出自一位投靠了匈奴的西汉使者之手，此事为《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对参与隋唐与突厥往来事务的汉人而言当属常识。不过，这些措辞的作者也不必然是汉人。启民可汗在谈及隋文帝的恩惠时反复提到“怜臣”“大怜臣”之类的话，似乎并不是汉语的习惯，而我们在高昌王写给西突厥可汗的信中也看到“怜奴”一语。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前往灵州安抚漠北铁勒诸部，数千名酋长共同向太宗宣誓，“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这里的“奴”就是突厥人的用法，而“子子孙孙”等言也与沙钵略、启民给隋文帝文书中的若干措辞极为类似，很可能都是汉译突厥语。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突厥人当时使用的文字“类胡”，考古发现也证明，六世纪后期突厥人一度使用粟特文，而《周书·高昌传》提到，虽然高昌国有讲授《毛诗》《论语》《孝经》的学校，当地人也学习阅读这些经典，但日常生活中却仍使用“胡语”。因此，在突厥可汗与隋文帝之间进行文书沟通的，也可能是通晓汉语的突厥人或粟特人，这点还可由玄奘在西突厥汗国的经历得到证明。玄奘抵达西突厥汗国后，可汗下令在国内寻找通晓汉语者，结果找到一个曾经在长安学习过多年汉语的人，于是就由他负责陪同访客并起草相关文书。启民可汗为了迎娶隋朝公主，前后遣使三百余人入隋学习礼仪，陪同玄奘的那位突厥人无疑就有着类似的经历。

总之，《隋书》的文本结构体现了儒家史观主导下的中心-四夷秩序，但《突厥传》收录的突厥可汗与隋文帝之间的文书往来则显示出，双方的互动并非处于这一秩序之中。虽然在魏徵等《隋书》的修撰者看来，突厥“寡廉耻、无礼义”，“人面兽心，非我族类”，然而，突厥与隋朝之间的文化互动，其实表现为彼此交织、互相竞争且持续协商的过程，双方之间的融通远多于冲突。同样修撰于初唐的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便有对突厥人截然不同的看法。突厥使者康鞘利受到李渊款待之后，对同伴称赞李渊道，“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此后每见李渊，愈加敬畏，不曾失礼。温大雅将此言此行记录在案，当然是为了突显李渊深得众望，但也间接肯定了突厥使者的不俗见识。唐朝初年前往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原本也和魏徵等士人一样，认为草原游牧者都是野蛮无知的，但当他看到西突厥可汗精致的牙帐和周全的礼节后，不禁发出了“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的感慨。这也提醒我们，当只能透过中古汉语文献看待周边世界时，尤其需要对其中潜在的修史立场和文本结构抱持批判性的反思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