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巴塔耶：萨德的至上者

【编者按】“人类精神可以涵盖从圣女到好色之徒的所有可能性。”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在其1957年出版的《色情》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因此“寻求人类精神的一致性也并非不可”。对这本小册子，他是这样解说的：“我只求在描述的各类事实中寻找一致性。我试图做的，是从一系列行为的整体中给出一张逻辑连贯的图表……我的全书都是为了论证一种观点、即人类精神的统一。”最终，他把这部著作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里，我从色情角度，在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的一致性中，对这些不同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二部分中，我将研究论文集中起来，每篇论文探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整体的统一性是不可否认的。”

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2019年2月）出版了该著的中译本，并收录于该社“巴塔耶作品系列”，本文即书中第二部分“关于色情的多篇研究”之“研究二”，获出版社授权转载。

摆脱理性之人、黑帮成员、国王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与民众变幻莫测的激动情绪相对应的东西，民众以尖锐的敏感性受暴力冲动影响行事，从不顺从于理性。

如今每个人都有必要思考自己的行动，万事都要遵守理性法则。的确，过去的影响依旧残留，不过其中，唯独黑帮成员——鉴于其阴险暴力不受控制——大量地维持着劳动所无法吸收的额外能量。至少在新大陆是如此，与旧大陆相比，新大陆更加严重地削弱冷酷的理性。（当然，新大陆的中美洲和南美洲与美国有所区别，同样，旧大陆的苏维埃世界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立——但是《金赛性学报告》的数据是今天我们所欠缺的，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都将是欠缺的。尽管这些数据颇为粗糙，但是蔑视这些数据的人难道看不出做一份苏维埃《金赛性学报告》有何等价值吗？）

在过去的世界里，个体并不以同样方式为了理性而否认色情的勃发。个体至少希望自己的同类身上，被考察的人性能逃脱整体的限制。根据所有人的意愿，至上者（le souverain）获得了财富和闲暇的特权，最年轻貌美的少女皆为他保留出来。另外，与劳动相比，战争将更大的可能性赋予胜者。过去的胜者拥有美国黑帮所握有的特权（而美国黑帮本身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历史残存）。另外，奴隶制延长了战争的影响：这一影响至少持续到俄国和中国革命，但是世界其他地区，根据不同观点，还在享受这一影响或是受其折磨。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层面来看，或许北美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是奴隶制深远影响的重要性被削弱得最厉害的地方。

总之，除了残存的至上者（大多数被制服，被理性所削弱），其他至上者的消失现如今从我们这里剥夺了过去人类想要拥有的“完整的人”（homme intégral）的观点，尽管过去的人无法想象所有人都能获得平等的个人成功。如同过去的故事中我们所看到的，国王的至上的富贵荣华（exubérance），足以向我们呈现美国黑帮或是富裕的欧洲人现在仍旧能让我们看到的例子的相对贫瘠。更不用说后面这些例子中缺乏王权的华丽的机构。这是我们觉得最可鄙的。在古代，演出有关王权的戏能补偿公众生活的贫苦（同样，悲剧演出能用以平衡日常满足的生活）。最令人焦虑的是古代世界演出的最后一幕，喜剧最终收场。

在革命否定王权原则之后，至上的、绝对的自由——在文学中——得到考量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像压轴的焰火，却如此奇特，闪现不定，消失在着迷的双眼中。长久以来，喜剧已不再回应民众的愿望。因为厌倦？每个个体都希望获得自身的满足？

埃及早已在公元前三千纪（译注：大约公元前两千年）就不再忍受法老独断的制度：反抗的民众想要分得法老过分的特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而唯独至上者能获此特权。法国民众在1789年想要为自身而活。伟人的荣耀之剧并不能满足民众，反而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滚滚怒气。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萨德侯爵，借助革命情势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批判性的文风将这一理论体系的结果阐释到极致。

其实，萨德侯爵的体系更是批判的完成，批判在被诱惑的民众之上、引导完整个体诞生的旧体制的做法。首先，萨德试图利用自己握有的封建特权来满足自己的爱好。但是封建制度从那时起（另外，几乎总是）受理性影响相当稳定，禁止大领主滥用特权。表面上，即使滥用，也不会超过当时其他领主的特权，但是萨德不够灵活谨慎（另外他有一位权力很大的岳母，反倒成了坏事）。他从侯爵变成了万森纳城堡主塔的囚徒，后又辗转到巴士底狱，他是统治者专制的牺牲品。这个旧制度的敌人与专制者斗争：他不支持恐怖政治的暴行，但他是雅各宾派，是分区秘书。他用两种笔调写下了对旧制度的批判，两种笔调相互独立，完全不同。一方面，他站在大革命阵营里批判王权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利用文学的无限特点：他向自己的读者推荐一种至上的人性，其特权不再企图与民众一致。萨德想象领主和国王的过度特权：这些特权正反映了大领主和国王的卑劣行为，而幻想小说恰好赋予了这些人一手遮天的权力和不受处罚的可能性。无凭无据的创造和精彩的价值打开了一种可能性，高于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多少回应了他想要不受限制、自由存在的欲望。

狱中孤独与想象中过剩瞬间的恐怖真相

过去，一般欲望引导精力旺盛的（exubérant）人物不假思索地满足自己的色情任性。但是，萨德的想象惊人地超越了局限。萨德笔下的至上的人物，不仅是令民众产生过激行为的人。萨德梦想中的人物所具有的性满足并不符合所有人欲望中的性满足。他所梦想的性欲甚至与他人（几乎其他所有人）的欲望相反，他人不能成为伴侣，而只能成为牺牲品。萨德提出其主人公的单一性（unicisme）。他认为，对伴侣的否定是体系的根本部分。在他看来，如果色情引向的是和谐，那么色情就与暴力和死亡的运动相背离，而这一运动是色情的根本。性结合骨子里是妥协，是生与死之间的权宜之计：只有在打破限制色情的一种情感相通的条件下，色情才能最终揭示出暴力，暴力是色情的真相，唯有实现暴力才能最终回应人的至上的形象。唯独凶狠的狗的贪婪，才能实现没有任何限制的人的狂怒。

萨德的真实生活令人不禁怀疑，被约减为对他者的否定的神圣性的肯定中有着夸大的成分。但是，要构建一种纯粹而脆弱的思想，夸大是必须的。萨德在生命中考虑他者，但是，他最终完成的关于他者的形象，被关在单人囚室中的他在孤独中反复思索的他者的形象，必须不再予以重视。在巴士底狱的孤寂里，文学成为他热情的唯一出路，而孤寂让他不断将可能性的界限向后推，超越人所能做的最疯狂的梦。通过剧中文学的缩影，我们可以看到，在萨德展现的人的形象面前，他者不再受到重视。

莫里斯·布朗肖（译注：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哲学家、小说家，著有《文学空间》《未来之书》等）说过，萨德的道德“建立在绝对孤独的首要事实之上。萨德曾经以各种方式说过这一点，不断重复；自然让我们独自出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行为的唯一规则是，我喜欢一切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东西，只要是我喜欢的，即使会伤害他者我也并不在乎。他者的痛苦再深也没有我的快乐重要。哪怕我必须以一系列闻所未闻的重罪来换取最微小的快感，我也不在乎，因为快感令我满足，而犯罪的后果不会影响到我，在我之外”。【《洛特雷阿蒙和萨德》（Lautréamont et Sade），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20-221页。莫里斯·布朗肖的研究不仅是第一份对萨德的思想进行连贯性研究的成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这一研究还有助于人理解自身，帮助人改善理解力条件。】

莫里斯·布朗肖的分析忠实地照应了萨德的根本思想。这种思想或许是人为创造的。它其实忽略了每个真实存在的人的结构，如果我们将他人与他结下的关联，以及他自身与他人结下的关联截断，那么这样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不可能存在。一个人的独立从来都优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局限，但是没有相互依存，就不会有人类生命。这一思考本身才是首要的。不过萨德的思想并非极端疯狂。他的思想是对建立了这种思想的现实的否定，而在我们身上表现为某些极端过分的瞬间：这些瞬间危及我们生命的根本；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过剩中，在过剩里，我们有力量危害到构成我们生命根本的东西。那么相反，在否定这些瞬间的时候，我们也否认了我们的存在。

萨德的思想在整体上是理性所无视的这些瞬间所得出的结论。

过剩一词从定义来看就在理性之外。理性与劳动相关，理性与艰苦的活动相关，艰苦的活动正是理性的各种规则的表达。不过，性快感嘲笑劳动，我们已经看到，劳动活动明显反对高强度的性生活。与考虑实用性和体力消耗的估算相比，哪怕为了获得性快感的活动被视为有用的活动，性生活本质上也是过剩的。说它是过剩的，是因为性快感通常没有止境，有了性快感就会欲求更多的性快感，并且欲求构成性快感的过剩。萨德所介入的正是这一点：他没有明确写出性快感之前的诸原则，不过他将这些原则暗含在了性快感中，他表明，性快感在犯罪中更为强烈，罪恶越是令人难以承受，性快感就越强烈。可以看到，性快感的过剩如何导向对他者的否定，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对他者的否定就是对其生命基本原则的过剩的否定。

因此，萨德确信，自己在认识层面获得了决定性的发现。犯罪能让人达到最强烈的性满足，让人的欲望获得最强烈的满足感，那么反对犯罪和阻止享受性快感的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就应该遭到否定。我的设想是，这一暴力的真相是在监狱的孤独中展现出来的。自此，萨德开始无视所有可以用于理论体系的空虚性（inanité）的东西，甚至他自己内部的东西。他曾经不也爱过其他人吗？他不正是因为跟自己的小姨子私奔，引得岳母大发雷霆，命运的一纸秘密逮捕令让他被捕入狱吗？后来他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进行了政治活动吗？他不也惊恐地从他的窗户（他因为反对恐怖统治而入狱）向外看到了断头台在行刑吗？最终，他丢失了自己竭尽全力——向他人——揭露他人无意义这一真相的作品的手稿时，心不也在滴血吗？（萨德在狱中写下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首次描绘了一种极端的生活，一种邪恶的生活，纵欲者投身犯罪快感的生活。1789年7月14日前夜，他因在窗口大声呼喊、企图煽动路人，而被转移了监狱：“巴黎人民，有人在割喉杀死犯人。”转狱时，他不被准许带任何东西，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手稿被抢走。专门翻找东西的人在巴士底狱院子里的几堆东西中翻找有用之物时找到了手稿。时至1900年，手稿才出现在德国的一个书商那里，手稿中他也说因为他人、因为人类普遍遭遇的不幸而“心在滴血”。）或许他对自己说，如果考虑他者会让性运动变得麻痹，那么性诱惑的真相就不会完全出现。他想要坚持自己在单人囚室的无尽沉寂中揪住他内心的东西，在寂静中唯一将他与生活相连的只有想象世界的幻象。

色情和“无情”（apathie）的致命的无序

萨德用过剩来表明真相，然而过剩本质上并不能轻易让人承认真相。不过从萨德向我们提出的论断出发，或许可以领会到，在将色情与死亡相连的这一活动中，温柔什么也无法改变。色情行为与习惯行为相对立，一如消耗与获取相对立。如果我们按理性行事，我们意图获得各种财富，我们为了增加财力（或学识）而工作（或学习），我们努力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更加富有，获得更多东西。原则上，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建立在这样的行为之上。然而，我们在性狂热的时候，行为与此方式相悖：我们无度地消耗力量，有时在激情的暴力中，我们不求回报地挥霍大量资源。性快感与让人破产的挥霍如此接近，我们甚至将性高潮的时刻称为“小死”。因此，对我们来说，关乎色情过剩的方面总是以无序展现。赤裸毁掉了我们用衣物给予的善意。但是，当我们踏上性快感的无序的道路时，我们就不会满足于一点点。有时性过剩升高，会带来毁灭或背叛。我们在全裸中加入奇妙的肉体的半裸，半掩身体的衣物则强调了肉体的无序，更加无序，更加裸露。虐待和谋杀将这一毁灭运动延长。同样，卖淫、淫秽的词汇和所有色情及下流行为之间的关联都将性快感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衰败的、毁灭的世界。我们只有徒劳地消耗，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仿佛我们身上裂开一道伤口：我们总想确信自己的消耗是无用的，是毁灭性的。我们想远离以资源增长为准则的世界，去感受自我。然而“远离”是不够的。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颠覆的”世界，我们想要“反过来的”世界。色情的真相就是背叛。

萨德的理论体系是色情的毁灭性形式。隔离道德意味着去除约束：这给予消耗以深刻的含义。承认他者价值的人必须自我限制。尊重他者会让他变得糊涂，让他无法衡量与想要增加道德或物质资源的欲望无关的唯一期许到底有多大。因为尊重而盲目是很寻常的：通常我们满足于快速闯入性的真实世界，随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公开否认这些真实。与其他所有人相互关联在一起，会让人无法以高人一等的态度示人。尊重人对人来说，就是进入一种奴役约束的循环中，在其中，我们只有服从的瞬间，最终，我们会不再去尊重，尽管尊重是我们的态度的基础，因为我们通常剥夺了人的至上的瞬间。

在相反的意义上，就像莫里斯·布朗肖所说的，“萨德的世界的中心”是“通过一个巨大的否定来表现的对至上权力的需要”。无节制的自由打开了空虚，空虚中，可能性回应最强烈的愿望，而忽略次要的愿望：一种厚颜无耻的英雄主义让我们与尊重、与温情分开，没有尊重、没有温情，我们往往无法承受。这样的视角与我们的惯常视角相去甚远，那差距就跟暴风雨与阳光灿烂或阴天乌云密布相比一样。事实上，我们并不拥有这种过剩的力量，而没有这一力量，我们就无法进入可以达到至上性的境地。现实中的至上性是诸民族在沉默中均梦想得到的极端过度的东西，而现实中的至上性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比萨德小说向我们呈现的狂怒更加低劣。萨德本人或许并未达到他所描绘的至上瞬间的力量和胆识。莫里斯·布朗肖限定了这一支配其他所有时刻的瞬间，也就是萨德所称的无情。莫里斯·布朗肖说：“无情是选择要做至上者的人所运用的否定精神。在某种方式上，无情是能量产生的原因，也是能量的原理。萨德差不多是这样推论的：如今的个人具有一定的力量；多数时间里，个人为了名为他人、上帝、理想等幻影（simulacre）而耗散丧失了他的力量；通过力量的耗散，个人错误地浪费并耗尽了自己的可能性，甚至错误地将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虚弱之上，因为哪怕个人为他者消耗自身，那也是因为他相信自己需要依靠他者。这种衰弱是致命的：个人徒劳地消耗自身力量而愈加衰弱，而他消耗自己的力量是因为他自认弱小。不过真正的人知道自己孑然一身，并且接受自己孤单一人的状态；孤独的人身上具有的17世纪的卑劣遗产，即所有自身之外与他者相关的东西，他都会予以否定；比如怜悯、感激、爱，这些都是他要毁掉的情感；在毁灭这些情感的同时，他可以重获一切他为了这些令他衰弱的冲动而贡献出去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一毁灭活动中开始获得真正的能量。”“必须很好地领会，其实，无情不仅仅要毁掉‘寄生虫似的’眷恋，而且也反对任何自发性的热情。立刻沉溺于淫乱生活的色鬼不过是个堕落的可怜虫。哪怕是极具变成怪物的天赋的天生放荡之人，如果只满足于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也注定会以悲剧收场。萨德需要无情：为了让激情转变为能量，必须抑制激情，让激情通过必要的无感觉的瞬间来完成；这一激情就会高涨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在其生涯的最初阶段，茱丽叶特【萨德的小说《茱丽叶特的故事，或邪恶的幸福事件》（Histoire de Juliette, 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中的女主角】不断受到克莱维尔的指责：茱丽叶特只是在激情中犯下罪恶，她点燃的罪恶的火把不过是激情的火把，她视淫乱、性快感的升腾高于一切。容易而危险。罪恶比淫乱更加严重；保持冷血犯下的罪行比冲动犯罪要严重；但是‘在感觉部分变得毫无感觉时犯下的’罪行，也就是阴暗的、秘密的罪行比一切罪行都要严重，因为犯下如此罪行，是一个在内心毁灭一切、积累起无限力量的灵魂所做出的行为。灵魂所积累的无限力量与其毁灭运动完全一致。所有这些只为快感而活的伟大的放荡之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消灭了自身一切感受快乐的能力。也正因此，他们任由自己走向令人恐惧的异常行为，否则，正常的平庸的性快感应该足以满足他们。不过他们让自己变得无感觉：他们想要享受这种无感觉，享受这种被否定、被消灭的感受性，于是他们变得无情凶残。残忍不过是对自我的否定，但是因为已经被带向太远，所以残忍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爆炸；无感觉变成了整个个体存在的震颤，萨德说：‘灵魂进入一种无情状态中，无情变身为快感，比虚弱所获得的快感神圣上千倍。’”（莫里斯·布朗肖《洛特雷阿蒙和萨德》，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56-258页。）

死亡和痛苦的胜利

我本想援引整段文字：这段文字对一个中心问题所做的讨论极具闪光点，即存在（être）不再是单纯的在场（présence）。在场有时也是低俗化的，在中立的时刻，存在被动地对存在漠不关心，这已经是通向无意义的道路了。存在也是存在的过剩，存在上升到了不可能。过剩将人带向的瞬间，是快感超越自身原有水平，不再约减为可感觉的材料的瞬间——也就是可感觉的材料可以被忽略的瞬间，即控制快感的思想（精神机制）征服整个存在的瞬间。没有这种过剩的否定，快感转瞬即逝，在意识倍增的运动中，快感就会变得令人蔑视，无力维护其真正的地位。女主角茱丽叶特那荒淫无度的情夫克莱维尔说：“我想找到一种犯罪方法，让罪恶的影响可以永恒持续，哪怕我不再行动，这样，在我生命的时时刻刻，哪怕我在睡觉，我都是某种混乱的始作俑者，而这种混乱可以一直延续，直至引发普遍的堕落或是明确的失常，哪怕我的生命结束，影响也依旧持续。”（莫里斯·布朗肖《洛特雷阿蒙和萨德》，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44页。）说实话，这种不可能达到的顶峰的入口比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口还要令人生畏，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必然具有巨大的、集中的能量。不过，在走向珠峰之巅的巨大压力中，与想要出类拔萃的欲望相对应的只有一种有限的回应。根据萨德的他者否定原则，看到对他者无限的否定的顶端是对自我的否定，的确很是古怪。在萨德的原则中，对他者的否定是对自我的肯定，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到，无限这一特征可以达到可能性的极致，超越个人享乐，进而寻求一种从一切衰弱中解放出来的至上性。对权力的忧虑使得真正的（历史上的）至上性变得软弱。现实中的至上性并非其本身所宣称的那样，至上性从来都只是为了将人类存在从必要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与他人相较，历史上的君主逃开了必要性的指令。他借助忠臣给予他的权力以最大限度逃开。君主及其大臣相互间的效忠关系建立在大臣的从属地位以及大臣分享君主的至上性的原则之上。不过，萨德笔下的至上者没有现实君权，是一个幻想人物，人物的权力不受任何职责限制。这个至上者与给予他权力的人之间没有任何效忠关系。尽管他在他人面前是自由的，但他其实是自己的至上性的牺牲品。追求微不足道的快感会成为一种奴役，这是他无法自由地去接受的，他无法自由地降低身份！值得注意的是，萨德从一种完美的不忠诚关系出发，更能达到严格的自我控制。他想要达到的只有最强烈的快感，但是，这一快感有种价值：最极致的快感意味着拒绝服从微小的快感，也就是拒绝降低身份！萨德为他人，为读者，描绘出至上性可以到达的顶点：有一种僭越的运动，在不达到僭越顶点之前始终不会停止。萨德没有避开这一运动，而是始终关注这一运动的结果，即超越了对他人的否定和对自我的肯定的最初原则。对他人的否定在过于极端的时候会变成对自我的否定。在僭越运动的暴力中，个人享乐已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罪恶，是不是罪恶的受害者也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罪恶达到恶之巅峰。这一要求外在于个体，至少将僭越运动置于个体之上，而正是个体本身展开了僭越运动，后者又与个体脱离，并超越个体。萨德无法避免超越个人利己主义，去讨论一种在某种程度上非个人的利己主义。我们无法通过只有幻想小说才能让他得以构想的世界来回到现实的可能性的世界。不过，我们发现了萨德的必然性，尽管他有各种原则，但是必须将个人存在的超越与罪恶相连、与僭越相连。从利己主义向在利己主义点燃的火堆中被燃烧殆尽的意愿过渡，应该没有比这更加令人窘迫的事了。萨德将这一至上的运动赋予了他笔下最完美的一个人物。

艾美莉（译注：萨德的小说《茱丽叶特的故事，或邪恶的幸福事件》中的女性角色。）住在瑞典，一天她去找博尔尚……后者刚刚向国王交代了（他自己筹划的）阴谋的所有参与者，等待接受残忍的死刑判决，而他的背叛却激发了年轻女子的热情。她对他说：“我爱你的残忍。你要向我发誓，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受害者；从十五岁起，我一想到能成为放荡者残忍激情的受害者并死去就振奋不已。或许我并不想明天就死，我还不至于荒唐到那个地步。不过，我只想以这种方式死去：能成为一桩罪案的受害者并死去，这个念头让我不能自已，天旋地转。”这诡异的想法与对方的回答颇为相配：“我爱你的脑袋爱到疯狂，我想我们一起定能做出惊人之举……你的脑袋腐烂了，败坏了，这我同意！”因此，“对于完整的人，也就是人的整体来说，没有恶的可能性。如果他伤害他人，那是何等的快感！如果他人伤害了他，那是何等的快乐！美德令他快乐，因为美德很脆弱（不堪一击），他可以践踏美德，而罪恶令他快乐，则是因为他能从罪恶所导致的无序中获得满足，哪怕自己成为无序的牺牲品。哪怕他活着，他的存在中也没有任何事件能让他感到幸福。而如果他死了，他能从自己的死中获得最强烈的幸福感，在意识到自身毁灭时，他完美地结束了以毁灭为唯一需要的一生。这样在世界上，否定者是对其余所有人的极端否定，而在这种否定面前，他也自身难保。或许，否定的力量只要一直持续，就能赋予某种特权，然而否定者的否定行为是在强烈、巨大的否定面前唯一的保护”。（莫里斯·布朗肖《洛特雷阿蒙和萨德》，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36-237页。）

巨大的否定，是非个人的否定，非个人的罪恶！

其意义超越死亡，将我们带回存在的连贯性问题上！

萨德笔下的至上者并没有向我们的悲惨状况提出自身超验的现实。他至少在自己脱离常规的行为中向罪恶的连贯性敞开内心！这种连贯性什么都无从超越：它无法超越低俗化的东西。而在艾美莉这个人物身上，萨德将无限的连贯性与无限的毁灭联系在了一起。

译注：这篇论文是由连载于《批评》杂志第35期（1949年4月）和第36期（同年5月）、题为“幸福、色情以及文学”的文章一部分构思而成的。

（本文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的《色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张璐 译）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