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雄心与争议

2019年2月5日，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2030》（Nationale Industriestrategie 2030）的计划草案。这份20页的文件提出了一种对德国来说全新的产业政策导向。

该草案据称由阿尔特迈尔亲自操刀，前言开篇即引用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1977）的“共同富裕”主张，强调当前在“旧的行为者消失、新的行为者出现，整个贸易流正在改变”的时代，尤其要“复兴市场经济”。

草案以确保德国经济与技术的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保障德国经济、劳动岗位和人民富裕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为战略目标，列举了对德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九大关键领域，包括：钢铁铜铝工业、化工工业、机械与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光学与医学仪器制造、绿色环保科技部门、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以及增材制造（3D打印）。

草案为新产业政策提出的目标导向包括：各个领域的工业和技术保持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与优势地位，或重新赢得国际竞争力与优势地位；提高工业在经济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即到2030年，德国要达到25%，欧盟达到20%；维护产业链的完整性；加强中小型工业企业。

还有一点尤为引人注目。草案指出，国家要培植和保护达到一定规模、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方能在全球市场上与中美等国的大型企业抗衡，取得一席之地。为此一方面要修改德国和欧洲的竞争法，为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大型企业）的兼并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草案点出了一些龙头企业（包括西门子、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几大汽车制造商，以及德意志银行和空中客车公司，强调这些企业的长盛不衰符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国家还可以通过参股来插手企业并购事务。

草案大力呼吁不要背弃市场经济，要坚守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的原则，捍卫公平竞争，强化多边主义。草案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包括：可承受的能源价格，稳定的社会福利与富有竞争力的税收体制。

第二，欢迎国外投资。只有在经过明确界定的例外情况下才可对外资并购德国企业插手干预。

第三，对以下新技术领域，要在企业兼并、组建联盟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必要时国家可直接参与关键产业的建设：人工智能及其在自动驾驶和医学诊断上的应用；被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基础创新的工业物联网。

第四，对于创业成功、走出初创期的企业，将建立欧洲风险投资基金予以支持。

第五，首先可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建立一个“德国参股基金”，以帮助保护企业的专有技术不致流失。

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的推出，被视为德国政府放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也确实回应了德国各界当前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全球贸易保护回潮和英国脱欧等状况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今年年初，联邦政府再次下调了增长预测，从去年秋季预测的1.8%下调至仅1.0%。草案也把长达4页的篇幅给了“挑战”，指出德国工业的辉煌正在褪去，当前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电动汽车等领域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都不容乐观，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就必须在这些新的未来领域赢得竞争力。

草案还对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日本与中国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尤其提到“中国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未来几年中，整个工业领域可能会被这些企业技术垄断”，从而破坏“有效的国际竞争”。草案指出，德国必须奋起直追，不能只做其他国家赛跑的看客，而必须参与游戏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这一点深得德国政治经济各界认同。德国工商大会（DIHK）主席埃里克•施威泽（Eric Schweitzer）表示，德国政府着力保障德国工业区位优势，当前正是时候。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BDI）主席迪特•肯普（Dieter Kempf）也对政府对德国和欧盟工业加强关注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执政伙伴社民党经济论坛主席弗伦茨尔（Michael Frenzel）更是表示，对这一产业战略期待已久。

学界专家也对草案中的观点表示了部分支持。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所长迈克尔•许特（Michael Hüther）认为，虽然国家干预的做法从纯理论上说并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但鉴于德国面临的现实挑战，这样做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份草案迎来的绝不仅仅是欢呼。纵观近几日的德国相关媒体，所见到更多是争议、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德国经济学界、产业界和政界都对国家伸手干预经济表现出深刻的怀疑和极大的忧虑。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约阿希姆•朗（Joachim Lang）的评论可以很好地概括这种忧虑：“这个计划自以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未来技术，具备竞争力的结构是怎样的，毛附加值中工业的正确比例应当是多少，哪些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龙头企业，又有哪些传统企业应当得到国家保护……。”

草案列举了一系列“关键工业领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并点名了几家“关乎国家利益”的“龙头企业”，这种做法在学界和业界看来，颇有外行拍脑袋领导内行的感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具备关于未来技术发展的足够认识，也难以准确把握需求变化，这样来下定义、做决断，未免片面和武断。

像已经走向拆分的蒂森克虏伯、早已高度全球化的西门子，究竟是否适合作为德国龙头企业获得国家特别保护？更不用说德意志银行了，欧债危机早有前车之鉴。

再者，德国经济一直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中坚力量，这份以扶持、保护与依靠大型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计划令很多人难以接受。

对国家干预市场的高度警惕，是德国经济界的主流认识。虽然人们也承认，草案中所提到的“中国式的政府主导经济”、“中国以举国之力参加竞争”对德国的确构成了挑战，但仍然从根本上反对德国把国家的手伸得太长。很多人批评阿尔特迈尔要走“计划经济”的道路，完全背离了他在草案前言抬出的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

工业界人士纷纷表示，政府自己扮演起经营者和投资引导者的角色并非好事，政府的任务本应是制定大政方针，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着力减轻企业负担，而经营和投资决策应当由经济界自己来做。德国经济界“五贤人”中的四位——维兰德（Volker Wieland）、施纳贝尔（Isabell Schnabel）、施密特（Christoph M. Schmidt）和菲尔德（Lars P. Feld）——日前也在德国《世界报》撰写题为《阿尔特迈尔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战略转向》（Altmaiers Industriepolitik ist ein Strategiewechsel in die falsche Richtung）的文章，其中认为：“应对中国企业竞争的最好办法，应当是直面竞争，继续在重要的关键的领域占据技术领先地位。这也是德国企业迄今成功的秘诀，未来仍应当创造适宜的框架条件，使这一状况维持下去。”

专家们认为，当前德国的创新政策是相当成功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则应当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助力企业发挥出自己的发展潜力。

这篇文章还对这份方案的内在逻辑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产业政策体现的更多是政治逻辑而非经济规律，虽然可以立见成效，让选民直接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但从整体经济上看，对某些企业或行业的针对性扶持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必将增加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为者的负担。

同样更多体现政治意义的，还有草案中提出的把工业占经济附加值比例从目前的23.2%提高到25%的目标。德国Ifo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教授菲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认为，这种目标从经济上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比例本身很难确定，更不用说当前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正日趋模糊。所以这其实更多地只是一个向选民交代的政治目标。

四贤人的文章更进一步地指出，民粹思想无论左右都会向选民宣称，加强国家干预可以保障社会与经济的安全，而政府的经济政策正是要坚定地抵御住这种不良影响。

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的雄心壮志和它所引发的疑虑和批评正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出既有理念与新形势、新问题、新思路的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在最后特别指出“德国的产业政策必须也同时是欧洲的产业政策”，并呼吁欧盟与德国共同修改竞争法，把眼光从欧盟内部转向一致对外。但几乎在该草案发布的同一日，德法两国都寄以厚望的西门子与阿尔斯通列车业务合并计划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否决。德法两国认为只有合并才有能力与中国中车（CRRC）这样在轨道交通装备市场的全球性领军企业抗衡，而欧盟却担心两强联合会在欧洲内部市场形成供应商一家独大的局面。

据悉，这份工业战略草案将在充分讨论后进行修订，最终在夏季联邦议会休会前提交德国政府通过。至少从目前的讨论情况来看，还存在着理念和观点的激烈碰撞。虽然，像国内一些媒体所说，这可能就是德国向“抄中国作业”走出的第一步，但最终德国各界就此能达成何种程度的共识，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