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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大学”——刘东：序《“大学之思”丛书》

2019-02-25 16: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刘东

这里集中收录的，多是美国同事们对于高等教育——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反思。

要说“挑剔”的话，这几乎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了。——尤其是在晚近的紧张竞争中，人们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种既生机勃勃、又纪律严明的高等教育，几乎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比较优势了。而且，这样的优势竟还能长期地维持不坠，以至于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在几十年前的话，居然可以当作刚刚发表出来的新闻稿来读：

当外国经济竞争对手似乎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里超过我们的日子里，可以再次保证确信一点：美国毫无问题地主宰世界的一个重大的产业，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大学是在美国。这个事实是最近对美国高等教育展开批评的许多人所忽略的……我们经济中有哪个其他部分能作类似的说明？有棒球、橄榄球和篮球队——但名单也到此为止了。没有人会说今天的美国有2/3的全球最佳钢铁厂、汽车厂、芯片制造厂、银行或政府部门。我们处在高等教育质量表上的高端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它可能是一项特殊的国家资产，需要加以说明。[1]

可即使如此，那些远在大洋彼岸的同事，还是对自己置身其中的高等学府，进行着毫不容情的、且不稍间断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也并无丝毫矫情之嫌，相反倒是充满了由衷的愤怒，正如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所讲的：“高等教育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离不开它，也相信它的价值。当它带给我们失败，我们就变得失望；而当它开销太大，我们就变得愤怒。这种超乎寻常、至关重要的机构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逐渐成为今天这种状况的？”[2]——于是也不待言，也正因为这种力道很大、又接踵而至的批判，才给了我们这套丛书以持续不断的迻译内容。

那么，他们都在“挑剔”或批判些什么呢？我在为《“大学之忧”丛书》所写的第二篇序文中，曾经随手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枚举：

——忧虑它的过度市场化和企业化，忧虑它的精神流失；

——忧虑它的批量生产和形式主义，忧虑它的鼓励平庸；

——忧虑它的集体腐败和拉帮结派，忧虑它的风格趋同；

——忧虑时而出现弄虚作假和剽窃，忧虑它被外间污染；

——忧虑它像飘蓬一样无根地变异，忧虑它丢失了传统；

——忧虑它太贴向财大气粗的金主，忧虑它失去了独立；

——忧虑它虚掷纳税人的辛勤血汗，忧虑它有违于公平……[3]

所以，乍看虽然不无矛盾、细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一方面，即使他们享有相对正常的学术秩序，即使他们的顶尖大学简直像“漂在钱海”里，可至少照身在其中的人们看来，这个“小世界”也并非什么“理想国”。恐怕正是因此，才至少在自己从事的人文学科，导致了曾经让我蹊跷不已的现象：“何以美国拥有那么多功力深厚的同行，但将其全部知识原创性迭加在一起，却远远及不上一个小小的巴黎？”[4]可另一方面，又正因为从来都未曾对现状满足过，他们那些富于力道的批判话语，还是从效果上构成了持续激发的马刺，终究使那边的高校保住了总体的优势。——这种充满张力的辩证状态，用我以往发出的论说来讲正是：一方面，“知识群体突然兴奋地发现，大学这个他们最为熟悉的教育机构，正好提供了一个近在手边的文化案例，使自己可以充分发挥解析与批判的特长，从而不仅可以指望以自己的写作活动来改进身边的境遇，甚至还可以以此来报效大学所属的总体社会。”[5] 而另一方面，“同时也要平心地说一句，无论出现了多少问题，又正因为保持着这样的忧患，正因为可以公开发表这种忧思，正因为由此可以促进改革，他们的大学才保持着相对的优势，成为当代美国已经屈指可数的优势和骄傲之一。”[6]

实际上，即使美国只具备高等教育这一个优势，也足以盖过它许许多多的次要优势，从而在根本上创造着和保持着综合的国力，这才是美国大学最令人敬畏和值得学习的地方。三年前，我曾在“腾讯思享会”举办的授奖仪式上，历数过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种种忧虑，包括“生态恶化”“创新不足”“生育下滑”“社会萎缩”和“文化垮塌”等等，而“创新不足”又在其中排得相当靠前，因为它正在把中国拖向“中等收入”的无奈陷阱。——事实上，这一点又跟我们每天都在校园里发出的长吁短叹密切相关：“从我作为教授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我相信我们的创新是不可指望的。我先教北大、后教清华，我的学生里边有很多状元但是他们不会创新，他们的博士论文主题都是老师我给的。一个博士论文题目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做出能打败乔布斯的新成果？”[7]

出于这样的忧虑，尽管我常常不赞成某些文人的“东施效颦”——他们往往弄得就连脸上的愤怒都必是“舶来”的——然而，一旦涉及到整个文明的“创造性根源”，我们却又不能不对外部的话语有所触动与响应，或者说，是不能不去倾听那些作为激发动力的对于大学制度的批判反思，并且由此而对身边的问题发出触类旁通的相应反思。无论如何，决不能再摆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更不能只是琢磨怎么去钻现有制度的空子，所以它越是千疮百孔地糟透了，就反而越让自己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否则的话，那一切自夸就都不过是在妄发“虚火”，既徒然地招人嫉恨，又浅薄得令人喷饭；而我们正在快速崛起的父母之邦，则更匹配不上最起码的、至少与其体量相适应的“脑容量”，只剩下规模庞大的肉体身躯，像是尚未进化到“智人”阶段的远古猿人，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自身创化的前进动能，而像是步履蹒跚、摇摇欲倒的泥足巨人。

熟悉我的友人都知道，这些都属于我长久的心结，所以也正是我一贯的坚持。而熟悉我的友人也都知道，大概我这辈子最不缺乏的，就是这种“咬定青山”的耐力。正是为此，我已连续两次推动过这方面的丛书，也曾一而再地为它撰写过总序。如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这些同事，由于也都是来自我所任教的学府，也都能分享自己的这份心情——想必主要还是分享了我的这份苦痛——也就在一年以前接过了这个选题，于是乎，眼下也就轮到我来第三次撰写这种总序了。

应当转念去想到，我们置身其中的高等学府，并不单纯只是用来安顿自己的机构，以至一旦有幸猫到了里边，就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研究，哪方面的合理性都敢于追问，几乎是“长穷碧落下黄泉”，可偏偏就不去研究这个机构本身，更不去追问它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这样的学术与教育机构，其本身也是脱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也有自己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因此也就绝不可能是天经地义、天然合理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只有通过不间断的检讨与反思，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去改进和优化它，从而也让自己在其中发出的运思，都变得更加自如和富于活力，获得更上一层的解放与焕发。

与此同时，在这种潜心研读的过程中，正由于确然看到了来自西方本身的检讨，从而看出了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并非无懈可击的，人们也就更容易从以往的盲从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从当下对于“一流大学”的亦步亦趋的跟随中，幡然悔悟和恍然大悟地挣脱出来。事实上，针对这种不走脑子的盲目追随，自己在以往的论述中早已贬斥过了：“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一旦谈论起大学，总是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变应万变——误以为只要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略加寻索，就准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预制好的万应良药来；甚至，即使很显然当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把那些理念弃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剑地认为：只要能坚持表现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就一定会医治好当代中国的大学。”[8]

由此也便不在话下，用以取代这种盲目追随态度的，自当是我们本身的开动脑筋，与独立思考，从而让我们对于中国大学的构想与改造，也变得更加自觉、清醒和胸有成竹，并让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些高等学府，也能逐渐配伍当代生活的紧迫要求。无论如何，总还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来加入对于大学本身的这番阅读与思考，从而打从文化基因的隐秘深处，来激活整个中华民族的造血机制。——不管译介的工作将会多么艰涩与吃力，我们都愿把自己的这份额外辛劳，坚持不懈地奉献给有志于此的读者们！

2018年11月11日

写于清华学堂218室

[1] 转引自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銛等译，第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2] （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 刘东：《再序<“大学之忧”丛书>》（修订稿），此文原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之忧”丛书》的总序，之后我又作了修订，修订稿未刊。

[4] 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理论与心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5] 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和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6] 刘东：《再序<“大学之忧”丛书>》（修订稿）。

[7] 刘东：《社会自治可驯化政治力》，《腾讯文化》，2015年11月26日。

[8] 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和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