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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北洋大臣李鸿章答外国记者问

雷颐

2019-03-04 16:20

出国访问

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朝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即使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清朝政府却几乎日日需对外交涉。于是乎清朝政府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重要的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紧要的对外交涉，奇葩的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清朝“外交”，却只能与清朝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恰满足了清朝政府自认为的“天朝上国”的幻象。

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 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的28 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28 年间，因其职务职责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近代中国，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中国记者采访政要，所以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其中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史料的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杂志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开另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进一大步。

大个子李鸿章侧面照。参见（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 DAILY APPEAL），1879年9月 13 日，星期六。

李鸿章在国际上曾有“清朝的俾斯麦”之称，这一美誉，来自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1879 年春，退休的格兰特将军来到清朝，与李会见。此后，二人私交甚笃。在此前后，英、美报纸都曾将二人对比，认为二人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容易建立私谊。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Daily Appeal ）1879 年9 月13 日的一篇文章说：“镇压了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地位跟格兰特将军在美国的相似。”“他就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升到目前高位的李鸿章总督。几年前，他是清朝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现代知识、历史、地理等的造诣都很深。他和格兰特将军年纪相仿，都平定了国家的叛乱。这使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友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格兰特将军一样，在北京及清朝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不幸的是，“清朝的俾斯麦”并未如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使国家强大。在格兰特将军称李是“清朝的俾斯麦”十几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被投闲散置，但1896 年5 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朝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访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仅是表面的理由，其实质是因日本打败清朝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而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趁机迅速扩大在清朝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使清朝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 年3 月中旬到10 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 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但此前去日本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系列出访既是他的首次出国访问，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访问。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所以，他此次出访，更值得重视、研究。

向俄国官员传授“官场秘籍”

李鸿章首先访问俄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他也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相较同时代官员，李鸿章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这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实际已成为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清朝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籍”，官员在官场可能就“玩不转”。

李鸿章与孙子李国雄。参见（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1894年10月6日，星期六，第2693 期。

与俾斯麦惺惺相惜

访俄之后，李鸿章在6月13日到达德国，住在恺撒大酒店（Kaiserhof）。恺撒大酒店是柏林首个大都会酒店，也是当时设施最现代、最豪华的酒店。说到这家酒店，禁不住要闲话一笔，因为它后来见证了将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历史一幕。在纳粹接掌德国政权前夕，这家酒店是纳粹党的大本营、希特勒的住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写的一本吹捧希特勒如何一步步夺取政权的书，书名就是《从恺撒大酒店到总理府》。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在此酒店对面的总理府接见希特勒，最后确定是否同意他接任总理。据说29 日到30 日的夜间，希特勒紧张得通宵不寐，在酒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后，戈培尔、罗姆和纳粹的其他头目齐集恺撒大酒店的窗口，焦急翘望总理府大门，等待他们的元首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二战中，此酒店与总理府被完全炸毁，荡然无存。

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所载，德方“特就‘该撒好司’（旅邸名也，译言‘皇帝屋’华贵无出其右矣）代备行馆，不但饩牵丰腆、供张华美已也”，还事先打听了李鸿章的嗜好，“故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中堂常吸之雪茄，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其余概可想见矣”。为迎接李鸿章，德国人真是做足了功课，德国人那种认真细致劲儿，亦可由此略窥一斑。

到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就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稍后专程到汉堡拜访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曾经权倾一时的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不和，于1890 年被迫辞职。此时，这两位都从权力顶峰突被赋闲的“俾斯麦”相见，或有同病相连之感。

李鸿章的欧洲之行。俾斯麦和李鸿章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根据门内尔(Mennell) 先生提供的《新摄影协会》（Neue Photographische Gesellschaft）中的一张照片绘制而成。参见（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1896年7月11日，星期六，第2785期。

德国许多媒体对二人的会晤作了详细报道。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李鸿章向俾斯麦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其征询清朝如何改革、如何使清朝强大的意见。他甚至还说，自己的改革总是遇到来自朝廷的阻力，特向俾斯麦请教如何化解朝廷的阻力。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反对朝廷，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改革才能一马平川，否则就寸步难行。皇帝拥有最高权力，臣子只能向皇帝传达意见和建议，违背皇帝的意志就意味着给自己设置最高障碍。李赞同此点，但又请教如何才能在不违背朝廷旨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说，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军队人数不必多，哪怕只有五万官兵，但必须精良。李鸿章回应说，他们的军队从人数上说已经有了，但确实疏于训练。自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清军已松散不堪了。对此，他早就向朝廷提出了建议，但一直未获重视。现在看到了德国的精兵良将，他才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什么样子。他表示应听从俾斯麦首相的建议，今后尽力推动此事，重整军队已成弦上之箭，普鲁士模式就是方向。俾斯麦强调，关键不在于在全国各地都有军队，而在于在需要时能迅速地调配他们。

俾斯麦从常识出发，认为一个政权无论多保守、多守旧，都不会反对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改革，因为军队强弱对自己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所以整个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军队改革入手。然而他不知道，清王朝的颟顸难以理喻。19 世纪40 年代初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等人提出用敌人新式武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被朝廷拒绝、严斥。使用、装备新式武器都阻力巨大，军队体制改革更难推进。直到甲午惨败后，清朝才开始“练新军”、进行军事改革。

在德国，李鸿章还做了一次X 光检查。一年多以前，他在日本谈判时，遭到一名日本浪人枪击，左颊中弹。1896年6月27日《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und Handels-Zeitung ）详细报道了李鸿章的这次检查：“整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拍出了非常清晰的图片。在图片中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头骨形状。这次拍照的目的是借助这种最新技术查看总督在中日战争中所受的枪伤，当时子弹从左眼下面射入。对伤口图片仔细检查之后并未发现子弹。总督带着极大的兴趣查看这张图片。图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子弹射入点和弹道。”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看了德国医生展示的一些电镀屏图片，可以看到人的脊柱、肋骨和心脏区。当时信西医的国人不多，他能做X 光检查，甚显开明。

在英国考察各类工厂

离开德国后，李鸿章一行先后访问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于8月2日到达英国。正是英国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使清朝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英国仍是世界头号工商强国，访问、考察英国，是李鸿章这次出访的重头戏，时间长，内容丰富。在英国，他当然要拜会女王，并参加一系列繁忙的国务活动。但他通过随员向报界表示，他“反感宴席和娱乐招待。比起其他活动，他想看的其实是英国的工业区”。[1896 年8 月7 日《约克郡晚报》（Yorkshire Evening Post）]

在英国，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参观、考察各类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和制造枪炮、军舰的兵工厂。观察细致的英国媒体发现，他对艺术品不感兴趣，在以收藏各种艺术品而名噪一时的拉格赛德公馆小憩时，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品未能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反而是此馆的电气、机器设备吸引了他。“如果说艺术品不能吸引李鸿章的话，那么有几样物件显然做到了。让这位老绅士高兴的方法是向他展示机械和机械制品。对于此类物品，拉格赛德拥有的也比其他府邸都要多。这座大楼是电气照明，当然也装有电话，在阿姆斯特朗伯爵的书房和他底楼的事务员屋内都有电话机。此外，这座宅邸还特别安装了一套水压设备，以便从一个人工湖供水。另一套水压设备是用来使储藏室的大瓶里的水果树长得更好，而且可以开启它们使植物得到更多阳光。关于这些设备，李鸿章很高兴有人可以详细地解释给他听。”[1896年8月20日《伦敦每日新闻》（London Daily News ）] 与对艺术品的无感相反，参观工厂时他总是兴致勃勃，连连提问，从武器原理、性能到成本等，令接待者大有应接不暇之感。

有报纸报道，在参观一家军舰制造厂时：“巨大的转台似乎使他的好奇心达到了极点。他向官员们连珠炮式地发问，后者几乎都要来不及回答了。转台是用在船板上的。台子的最上头安装有运台，再上头安装着枪炮。这些转台重达46吨左右。在两座炮台安装上去后，总重量可以达到大约200 吨。其中一个转台单独放着，另一个上面已经装好了运台和重达50吨左右的重炮。炮管可以轻易地升降或者指向任何一个方向。这看起来使这位清朝的政治家很高兴，因为他问了大量有关制造这台机器的问题。”在参观一艘12200 吨的巨大战舰时，李的欣赏、欢喜之情难以掩饰，对主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审问”。他问到了钢板的厚度，接待者回答18 英寸，他进一步问：“是哈维板吗？”回答说是的。“哈维板”即哈维法硬化钢，是美国工程师哈维于19 世纪90 年代初期使用表面渗碳工艺制成的镍钢装甲，从1892年开始被各国大量使用。李鸿章在1896年就知道哈维装甲，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为了不让各国嫉妒，李鸿章右手拿着自己的辫子，左手拿刀一截一截地切下，分送给身边的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德国皇帝。刊于（法国）《轮廓周报》，1896年7月12日。

在参观一种新式可快速连发四颗子弹的枪支时，李鸿章仔细检查枪座，并问是否引自法国。一位接待者说是使用法式系统，但做了改进。另一位陪同的爵士则说这不是法国的，是引进瑞典的。看来李鸿章对法式系统颇为了解，或他自认为比较了解，就追问这位爵士是否了解法式系统。爵士回答说了解。李又问，法式是否比这个更加便利，爵士回答说没有。李再问枪支是否在法式基础上做了改进。爵士肯定地说，它既不是法式也不是英式，强调就是瑞典式。李鸿章在离开时，仍表示法式比这个要好。[1896年8月21日《北方回声报》（The North Echo ）]

1872 年李鸿章提出修铁路被否决，此后的十七年李鸿章一直努力不懈，想尽种种办法，直到1889 年朝廷终于正式同意修造铁路。所以此次出访英国，他对铁路分外关注，不但参观了机车、铁轨工厂，还了解铁路公司的运营、调度情况，详细到了解铁路公司为何要减少二等座、增加三等座。那时清朝正准备修芦汉铁路，因此他对选用何种铁轨格外留意。他问陪同的铁路公司总经理，为什么该公司在英国某些特定的铁路上要增加铁轨的重量，且必须超过75 磅/ 平方码。总经理回答说，他们公司正在将铁轨的重量增加到80磅/ 平方码，而某些铁路段铁轨的重量甚至达到了100 磅/ 平方码。随着机车引擎和车厢重量的增加，为了公众安全考虑，相应地有必要增加铁轨的牢固性，他们公司已经下单了比现在使用中的这些牵引能力更强、更快的机车引擎。李鸿章表示，在清朝有一些铁路延伸段，被推荐使用75 磅/平方码的重量标准。（1896 年8 月17 日《约克郡晚报》）

当时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而清朝尚无一家国人创办的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已有千余家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中日两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融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不仅没有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而且没有确定的币制，实际上实行落后的“银铜并行”的复本位制（Bimetallic Standard），已无法适应推行了三十余年大工业生产的洋务运动。因此，李鸿章在伦敦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细致入微地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还询问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他还讨论了与清朝关系密切的汇率、银元等问题。英国媒体注意到他“看起来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应该拒绝采取复本位制（双金属）的标准”。[1896年8月14日《赛文欧科斯纪事报和肯特广告报》（Sevenoak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 ）] 虽然李鸿章有此想法，但到他去世九年后的1910 年，清朝政府才决定实行银本位，但还未及实行就被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直到覆亡，都未能解决这一币制问题。李鸿章访英期间，必不可少有英国警察随同，负责保卫。对警察，李也好奇，曾兴致勃勃地向随行警察详细询问当地政府管理和警察管理方面的问题，并表示清朝现在还没有警察制度，希望今后也引进警察制度。[1896年8月17日《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 ）] 五年后，经过庚子大动乱后，清朝政府在1901年也就是李鸿章去世的那一年，终于创办了地方性警察制度；1905 年清朝政府新政，设立巡警部，为全国性警察制度创设的标志。英国陪同人员和媒体都发现，李鸿章喜欢发问，参观时喜欢提问，甚至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以攻为守”，向采访的记者频频发问，有时被采访者成为采访者，采访者反成被采访者。有次与一位英国印度殖民地内务部的官员一起，李频频发问。这位官员招架不住，承认李鸿章对英国在印度的内政管理，比自己知道得还多。看来，对于这次出访，李鸿章也认真做了一番功课。李鸿章对“包罗万象的知识所流露出的渴望”，让他们大为惊奇。有懂中文的英国人戏称中堂大人的“口”应改为“否”，因为他张口闭口就是“可否”“能否”“然否”。从军国大事、武器性能、机器制造等，一直到年龄、收入、在公司有多少股份、婚否、家庭、子女婚否……对这种传统的“中国式问候”，一些英方人员表示理解，但有媒体认为其实是因为李鸿章是英国的新主顾：“在清朝，公私不分，以至于他的询问即使没有在全欧洲人面前，那么至少是在所有英国人面前显得很无知。格莱斯顿先生有幸轻易逃开了总督大人的拷问。但是无论如何，公开询问海伦·格莱斯顿小姐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即使从清朝的习惯来看，也无疑有些失礼了。然而，这一切都使我们很为难，要指责这位大人缺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传统的礼貌是很困难的。而且，他是有底气进行这些提问的。清朝是英国工业的一名顾客。为了与他签署可能的货物订单，这位大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小心地吹捧着。而他也足够聪明，可以看到自己被过度赞誉。对他的礼遇就像对待商店里的一名新主顾一样。”[1896年8月22日《雷明顿温泉镇信使报》（LeamingtonSpa Courier ）]

李鸿章巡游欧洲。吕斯蒂热—布拉特（Lustige-blatter）绘制。参见（法国）《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1896年8月15日，星期六，第2055期。

李鸿章答记者问

曾有两位女记者先后采访李鸿章。大概从未面对过职业女性，更未接受过女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好奇心更强，略带玩笑的反问更加直接。第一位是在英国报社工作的美国女性，报纸以“李鸿章和新女性”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这位女记者写道：“总督主导性地采访了我。我结婚了吗？然后是我打算结婚吗？我多大年纪了？我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我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住在伦敦了呢？类似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向我提问。我开始好奇，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否他们觉得我理应接受这一系列私人的，甚至是尴尬的提问。”她明白：“在这位伟大人物严肃而认真地通过翻译向我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时，我发现他幽默地眨着眼睛，开始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对我开玩笑。”于是她决定向李鸿章提一些刁钻问题掌握主动，问他觉得哪个国家的女性最聪明、最漂亮。李鸿章巧妙地回答说：“我在很多国家都看到过漂亮的女人、丑陋的女人、聪明的女人、笨女人、有美德的女人和没有美德的女人！”这位女记者不依不饶，马上问道：“但是，大人，肯定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您发现女性比其他国家的更漂亮、更聪明，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从未到过美国的李鸿章不乏奉承地“幽了她一默”：“美国是一个有美丽而聪明的女性的国家。”接着李鸿章又反被动为主动，向她发问：“我听说，美国是一个有很多未婚女人的国家。这是真的吗？”这位女记者表示自己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这次轮到李鸿章不依不饶：“我听说那里很多人都不结婚。她们工作，为自己挣了很多钱！她们不应该这么做，她们应该结婚！”女记者问道：“您相信所有女人都应该结婚？”李边点头边肯定地说：“是的，全部。”女记者再问：“您在清朝听说过‘新女性’吗？”李鸿章不客气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听说过，听说她们都住在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不喜欢她们。清朝没有‘新女性’，我们也不会有，我们的女人全都结婚。”“那么没有您不喜欢的未婚女人吗？”女记者笑着问道。李回答说：“一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老处女。”她再次想扭转局面，变成提问者而不是受访者，但发现“未婚女人（老处女）”这个话题似乎是李唯一愿意跟她聊的。“我相信他并不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他再一次幽默地眨眨眼。我认为，他其实可能懂少量的英文。”[1896年8月13日《丹迪信使报》（Dundee Courier）]李被誉为当时 “最进步 ”“最开明 ”的清朝人，也无法接受 “新女性”，足为那个时代对女性态度的标志。他认为中国今后“也不会有”新女性则过于自信，他确实想不到，十几年后就会有秋瑾那样的“新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投身革命，到二十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则涌现出了更多的“新女性”。社会的发展远超他的想象。

稍后采访他的英国女记者是位德国人，李鸿章对前一位是美国人感到好奇，对这位又是德国人更感意外，不禁问道：“英国女记者都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吗？”然后，他又开始连连发问，询问女记者的年龄、婚否、收入等。得知她仍单身时，李鸿章以中国式关爱劝她：“一位像你这样聪明的女士应该结婚。很多读书人将会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伴侣。难道他们不想吗？”听到她的收入多少，李又直接问道：“那位美国女士，也就是在前几天来的美国女士的薪资更高。为什么会这样？”女记者回答说，可能她是更好的记者。李鸿章对此不赞同，这位记者又说：“可能她工作更努力。”李鸿章说可能如此，但立即赞扬她比那位美国女记者爱笑，肯定非常有天赋。女记者加重语气说：“非常非常多！”采访结束后，李鸿章用英语说了再见。[1896年8月25日《丹迪晚电报》（Dundee Evening Telegraph）]

离开伦敦前一晚到帝国剧院看芭蕾，是李鸿章此行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剧院自然非常重视，为李鸿章一行提供了一整层装饰和布置成清朝风格的包厢，剧院经理一直陪同。李鸿章对这位经理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盘问”，“这些问题几乎涉及了剧院管理的每一点”，了解管理是他的兴趣、重点所在，连剧院管理都不放过。在复杂的芭蕾舞表演过程当中，剧院经理一直站在总督身旁向他解释这一舞蹈的神秘之处，“而李鸿章则对芭蕾舞舞女的脚的尺寸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她们的脚的尺寸有些出格了”。[1896年8月29日《切尔滕纳姆纪事报》（Cheltenham Chronicle）]“三寸金莲”，仍是当时中国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李鸿章进行曲：李鸿章在西方外交场合遭人嫌弃。刊于（法国）《吉尔•布拉斯》（GilBlas）周刊，1896年9月11日。

凡事发问，以致有人说应把“口”改成“否”的李鸿章，对于何事可问、何事不可问其实心中有数。他参观国会上、下院时，只与人礼貌应酬、简短交谈，发问甚少，更无评论。老友郭嵩焘的命运，当使他此时仍心有余悸。清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于 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并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 51天 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这本书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对法国和英国议会都有介绍，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所以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 “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虽然奕䜣、李鸿章等对郭表示支持，但是最后，慈禧在 1877年 6月中旬向总理衙门下发了将此书毁版的谕旨。1890年，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为老友不平，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慈禧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宦海沉浮多年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此事万不可问，更不可评。

到英国，他自然不忘当年帮助他镇压太平军的“常胜军”首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已于 1885年在苏丹战败身亡，尸骨未存。李鸿章向他的塑像和衣冠冢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敬，还与他的家人见面，表示怀念。

李鸿章离开英国前，英国一家报纸对他的访问作了简短总结：“在他带着对英国的美好印象离开时，他也给英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可以完成这么多工作真是不简单。他从来没有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且在看到什么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时，他不会放弃，直到他已经亲自检查过或者得到了必要的知识为止。如果清朝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并且能够掌控足够的权力的话，那么中华帝国在几年后将会成为最可畏的力量之一。”此文进一步说，现在愿意学习英文的清朝人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多少英国人愿意学习汉语，这是英国人的短视，将是英国在清朝发展的障碍，这篇短评的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清朝的语言”。[1896年8月28日《苏塞克斯郡农业报》（Sussex Agricultural Express）]虽然过于乐观，但当今世界开始出现“汉语热”还是印证了这家媒体百年前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