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印度洋国际体系建构：以明代下西洋亲历者记述为线索

聚焦印度洋，以印度洋为代表的古代中西交汇海洋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初，明代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转折——全面导向海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强劲走势。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率领两万多人的船队，七次从南海至印度洋远航,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航海外交活动，不仅在印度洋沿岸形成了统一政权国家兴起和发展的趋势，也开启了融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此前，虽然唐代对外交往广阔，但有大食国存在，没有在印度洋沿岸形成国际体系化的条件；宋代民间对外交往兴盛，却难以发挥区域整合作用乃至形成新的国际体系；蒙元时代以武威著称，结果造成海上外交的惨败。至明代初年，在“不征”的外交模式确定之后，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建立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合作共享关系。各国根据自身利益对明朝使团进行应对与认同，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在印度洋沿岸形成互动的国际体系；而“不征”与“共享”成为这一新体系权力平衡的基石，可视为印度洋沿岸各国良好合作的开端。区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往往影响着各国自身内部社会的“治”“乱”以及区域的国际秩序。明朝“共享太平之福”为宗旨的国际秩序思想，适应了区域内各国的共同需要，维护了海道清宁、人民安业，维护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与各国公平交易、互惠互利，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活跃发展。由于它实际上起了一种区域整合作用，使得在印度洋沿岸国家迎来了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建构起一个建立在合作共享基础上的新的国际体系。本文转载自《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中国古代朝贡体系问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涉及多学科，涵盖历史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成果丰硕。这些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特点，洞察外交问题之根源，推动丝绸之路研究进展，贡献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相关研究已形成广泛而深远的惯性思维和话语体系，也影响了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外关系经历了崩溃与重建的过程。15世纪初，明代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转折——全面导向海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强劲走势。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1371—1433）率领两万多人的船队，七次从南海至印度洋远航,访问三十多个国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航海外交活动。这是明朝朝贡体系建立的典型事例。由此可以确认，明代中国在印度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促发了一个印度洋国际体系的生成，并对全球一体化诞生于海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里，尤其需要关注跟随下西洋的通事马欢（1380—1460）笔下的“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以及印度洋之整体发现。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与某个地区或某些国别的关系，只抓住了“下西洋”的个别层面，没有对郑和下西洋整体历史的轨迹、特点、内在逻辑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对郑和远航历史的整体认知，使长时段下的动态考察以及经验与认知的互证分析缺少了一个可靠的历史基点。历史的纵线是由时间组成，横线是由空间组成，追寻下西洋的印度洋全覆盖航海外交轨迹，理解明朝人的整体海洋观念——对印度洋的整体认知，需要把下西洋的所有链条连接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这样才能真实了解15世纪初明朝航海外交的整体面貌及其对印度洋国际格局建构的影响。因此，这里拟以下西洋者的原始数据即马欢的《瀛涯胜览》为主，结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郑和下西洋所立之碑，以及《西洋朝贡典录》《郑和航海图》等明代文献，重新追寻明代航海外交在印度洋的事迹脉络，考察明代朝贡体系在印度洋区域演绎的内在逻辑，探究15世纪初中国与印度洋各国如何在互动中形成了国际体系的历史事实，以期深化对于明代中外关系史乃至全球史的认识。

中国古代史无前例的海洋导向：七下印度洋

汉代派遣张骞（前164—前114）通西域，名为 “凿空”的外交活动，彰显的是官方开辟丝绸之路的意义。明代派遣郑和在印度洋上的航海活动，是中国官方主导的史无前例的走向海洋的外交活动，是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最大规模的直接接触，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海域丝绸之路的意义。马欢《瀛涯胜览》卷首“纪行诗”云：

阇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齐过临五屿。苏门答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经此聚。自此分䑸往锡兰，柯枝、古里连诸番。弱水南滨溜山国，去路茫茫更险艰。欲投西域遥凝目，但见波光接天绿。舟人矫手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城，如何当代覃恩光。

最后两句说明，明初马欢正是将“下西洋”与张骞凿空西域相提并论的。

明朝建立伊始，为了因应蒙元帝国崩溃后的国际关系大变局，明太祖开始了在西洋、东洋、西域三个地区的全方位外交，确立了以“不征”为基点的国策，致力于一种“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重建一种合法性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发生了重大转折。与此同时，在和平邦交的基础上，再度启动了联结亚、非、欧之间的陆上和海上的通道。

明朝外交模式的转型是导向海洋，标志性事件是郑和七下印度洋。此时已不是听任输诚来贡者的问题，而是积极主动向海外派出外交使团——“招徕朝贡”。在永乐皇帝的诏书中，作了如下表述：

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笔下，中国使团所到之处，无论大小地方，甚至小至山村，皆无一例外地称之为“国”，这无疑是明代国家航海外交行为的明确定位。伴随明朝使团前往印度洋的航海外交，印度洋区域的“国家”概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

（一）马欢笔下的“那没黎洋”——印度洋

在亲历者马欢笔下，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所称是“那没黎洋”。按照地理方位，也即后来称为印度洋的海域。重新认识“西洋”范围，可以还原15世纪初整体印度洋的场景，了解明朝人全覆盖的印度洋航程网络连接。

在《瀛涯胜览》中，马欢亲历二十国：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鲁、苏门答剌、 那孤儿、 黎代、南浡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天方。书中各国的顺序，显然不是按照航线所排列的。《西洋番国志》记载与之同，在此不再重复。

费信《星槎胜览》则记载了三十国，其中，前集十四国：占城、宾童龙、暹罗、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花面、锡兰山、小㖵喃、柯枝、古里、忽鲁谟斯、剌撒、榜葛剌。后集十六国：真腊、彭坑、琉球、麻逸、假里马打、浡泥、苏禄、大㖵喃、阿丹、佐法儿、竹步、木骨都束、溜洋、卜剌哇、天方、阿鲁。史学界多认为，后集并非作者亲历。除去与马欢记载重合的国度，值得注意的有东非三国：竹步、木骨都束、卜剌哇。

从郑和亲立之碑可见，使团航海所至达三十余国之多。例如，《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

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畦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其中记述的“三十余国”，可补马欢、费信所记。如记录第五次下西洋，永乐十五年（1417），“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畦（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碑文可使人们确认，费信所载之至东非木骨都束国、卜剌哇国，确为使团所达之国。又如，《天妃之神灵应记碑》：

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此碑更强化了所到之处包括了东非木骨都束国。

纵观郑和使团的航程，从南海到印度洋，是几乎全覆盖的整体印度洋航海实践，所到达的港口城市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是从中国南海到达满剌加，再至爪哇、苏门答剌，即印度洋的十字路口。而从南浡里帽山航向“那没黎洋”，到达印度洋中部的古里。从古里延伸的航线，直接到达波斯湾头的忽鲁谟斯、阿曼湾的佐法儿、红海口的阿丹、红海的天方国，即到达了印度洋西部。以上只是大致的郑和海上航线，实际航线并非那么固定，而是多向变化，呈现网络状延伸的。

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郑和使团既是外交使团，也是贸易使团，更是考察使团，一身兼具三种使命，航海外交活动连接起来的是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在明朝海洋导向的决策中，整体规划的印度洋航海外交重心，是放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Calicut）。

（二）第一次航行目的地——古里

古里既是西洋大国，也是西洋诸国的大码头。《瀛涯胜览·古里国》：“古里国乃西洋大国也。……其国边海，出远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界，北边相接狠奴儿国地面，西洋大国正此地也。”《星槎胜览·古里国》：“其国当巨海之要屿，与僧加密迎。亦西洋诸国之码头也。”根据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天妃之神灵应记》，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目的地是古里。当年的古里，即今印度卡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正是古里，吸引了郑和航行印度洋时将之作为首先的目的地。郑和下西洋时期，古里是在扎莫林王国统治之下。郑和在古里有册封，有立碑：“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宝船到彼，起建碑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册封国是明朝特别重视的节点国家，于此凸显出来；而册封属于虚封，不具有实际占有领地的实质意义也同时彰显。

（三）古里——从目的地走向中转地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船队又开辟了新的目的地，即从古里航行到忽鲁谟斯，即今伊朗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岛。此后三次，每次必到忽鲁谟斯。从下西洋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古里，还是忽鲁谟斯，都是印度洋的大国，从过去以古里为目的地到新目的地忽鲁谟斯，意味着下西洋的延伸，是明朝海洋政策在印度洋的一次调整。换言之，忽鲁谟斯可以视为下西洋以古里为中心开拓的新航线。

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书中，明确记载了以古里为始发港的五条航线，它们分别是：（1）古里至忽鲁谟斯国。（2）古里至祖法儿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佐法尔。（3）古里至阿丹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是古代西亚宝石、珍珠的集散中心。（4）古里至剌撒国，即也门沙尔韦恩角。（5）古里至天方国，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这五条航线，直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乃至东非，一环扣一环，一种全覆盖式的印度洋航海外交贸易旅程完整呈现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航海旅程产生的影响，完全不是凭借武力所取得的。

（四）全面了解古里的地位

郑和船队第一次目的地为什么是古里？这是一个以往学术界没有深入探讨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15世纪末，达·伽马（V. da Gama，1469—1524）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也是首先抵达古里的，这凸显了古里地位非同一般。从中外文献记载看，古里是东西方商品贸易中心，在印度洋沿岸海上贸易中处于中心地位。郑和使团七次必到古里，是因为从古里可以到波斯湾、阿曼湾、红海口、东非，即印度洋东部古里的辐射力可以直达于印度洋西部。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从元代汪大渊对古里佛的记载来看，当时古里繁荣景象显然还不如柯枝（今印度科钦）。但是到15世纪初，古里超过了以往更加繁华的柯枝和小㖵喃（今印度奎隆）。明朝对古里的重视，表现在明朝既封王又立碑，具有朝贡体系最为典型的一面；而根据马欢对当地贸易市场的现场详述，明朝使团在那里参与了当地的公平交易，揭示了这应该也是郑和使团到古里的主要目的之一。

下西洋亲历者记述的南海到印度洋航线与明朝使团的全面外交，呈现了下西洋过程的真相。同时，马欢、费信的记述，是中国人首次全面考察印度洋的综合调查报告，全面系统介绍了印度洋周边各国地理分布、生态人文环境，包括航线、港口分布，并分析了印度洋沿岸各国的特点，为了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奠定了基础。郑和使团七次远航，根据季风形成了定期的航线，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从航线来看，既有直达也有中转，既有固定也有临时。从航程来划分，既有主干航线，也有分支航线。所谓主干航线，是指从南海到印度洋枢纽港口国家、中心港口国家的海上航线。这些国家主要坐落在印度、波斯湾、红海、东非的中枢航线上。所谓分支航线，又称分䑸，是连接分流港口国家的海上航线，用小型船舶可以抵达连接的各港口国家。这些是航线上的重要节点。通过远航，在各港口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稳定的外交与贸易关系；通过航线，连接起了印度洋的海上国际社会网络。

《郑和航海图》表明，郑和船队远航到达印度洋孟加拉国湾、阿曼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阿丹），到达了非洲东部，也就是印度洋的西部，最远到达非洲的最南端。根据向达（1900—1966）先生研究，《郑和航海图》所收地名五百多个，其中本国地名约占二百个，外国地名约占三百个，比汪大渊《岛夷志略》的外国地名多两倍，“十五世纪以前，我们记载亚、非两洲的地理图籍，要以这部航海图的内容为最丰富了”。可以补充的是，这部航海图是15世纪西方航海东来以前印度洋最丰富的历史图籍，是对印度洋海洋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郑和航海外交将印度洋西边、东边、南边的地区全都连接起来，连接了陆海丝绸之路，证明了明朝人对于整个印度洋全覆盖的认知程度。

自古以来，印度洋连接着东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人首先进入了这片海域；随后穆斯林兴起于公元7世纪，在区域据有了重要地位；一直到郑和远航，印度洋区域各国在政治上认同，贸易上协作，文化上融通，形成了一个奠基于古代朝贡关系形态上的多元政治体结合的国际体系。而西方学者所着的印度洋史，往往是从14世纪直接跨越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葡萄牙人东来时的印度洋，这些论述是一种历史的断裂性认知。

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建构

“体系”（system）泛指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国际体系”是指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组合而成的整体。在国际社会中，国际行为主体分为国家与非国家两类，相互影响与作用主要表现为行为体之间的冲突、竞争、合作和依存。国际体系不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才发展起来的，15世纪初郑和使团在印度洋上的航海外交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印度洋地区，将原本相对隔绝的广阔地域连接起来的下西洋过程，就是使印度洋国际关系体系化的一个过程，推动印度洋空间在蒙元帝国之后形成了一个新型国际体系。

（一）印度洋地缘政治：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

国际体系的建构，首先表现在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郑和远航印度洋，使得中外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也使得印度洋各国的交往盛况空前。《瀛涯胜览·序》云：“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从南海到印度洋，郑和使团每到一国，首先是开读皇帝诏书，在确定与各国政治上邦交关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正常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国际贸易合作网络的形成，这为建立区域新型合作国际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流走向繁盛。郑和七下印度洋，包括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欧洲等广袤地区，连成了一个互动的国际共同体。使团不仅起了沟通域外所至之国的重要政治作用，更引发了中外交流高潮的到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出现了南浡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派遣使节一千二百多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在和平外交理念的基础上，明初将中华秩序的理想付诸实践，在印度洋构建起一种“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新体系。

之所以说15世纪初这一国际体系具有“新”的特征，是因为明初“不征”外交模式的出现，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以往朝代的显著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拐点。在这一外交模式转折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与中国其他朝代内涵迥然不同的朝贡体系，也才可能导向一种不依靠武力建立的国际和平体系。这在印度洋的航海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全面体现。

朝贡关系的建立，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朝贡”是久已形成的东西方交流区域的共同观念，是古代国际关系中认同的符号。一旦作为一种共识被承认，它的实现就成为了一种国际原则。以往学术界提及“朝贡”概念只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涵，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各国接受“朝贡”概念是一种“国家间认同”，朝贡关系凸现了印度洋国际关系的共性。

“下西洋”是明廷一个长远的对外政策指向。与此前蒙元帝国的大肆扩张征伐不同，也与后来西方探险占据领土、掠夺财富截然不同，它主要表现为，通过“不征”与“共享”，把印度洋周边可以联络交往的国家联系起来，实现国际合作和建立国际秩序，共享太平之福，发挥了整合一个国际体系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印度洋沿岸各国参与共建了一个印度洋政治文化多元并存的国际体系。

在15世纪初的印度洋国际地缘政治平台上，获得大国力量、国际支持成为一些国家兴起的主要因素。以满剌加为例，它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位于东西方海上贸易重要的交通路口，而航行于从中国到印度古里的海上商路需要一个中间站，这个中间站就选在了满剌加。根据马欢记述，在1402年以前，那里只是一个小渔村，“国无王，止有头目掌管诸事。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帝“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下西洋使满剌加王国摆脱了暹罗控制，不再给暹罗输贡，成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同时，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抓住时机，与中国保持尽可能紧密的联系——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存放货物之地，“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 如城垣, 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 如小城, 益造库藏仓廒, 一应钱粮顿在其内”，使船队可以安全航行到印度、西亚、印度洋乃至东非等地；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在回程都要汇合在满剌加，“打整番货,装载船内, 等候南风正顺, 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国际贸易的兴盛，促使满剌加在建立后的半个世纪里迅速成为印度洋上最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地，成为整个东南亚最好的港口和最大的商业中心。满剌加王国凸显，名满全球的马六甲海峡由此得名。

不仅是满剌加，在15世纪初年，印度洋周边各国如苏门答剌、忽鲁谟斯、阿丹等国，均为印度洋上的重要节点国家，全面认同明朝“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与明朝合作，以满足国家利益自身需求，有利于内政局面的稳定。区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往往影响着各国自身内部社会的治与乱以及区域的国际秩序。明朝对外积极交往与协和万邦“共享太平之福”为宗旨的国际秩序思想，适应了区域内各国的共同需要，不仅对于印度洋区域国家政权有着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区域内和平共处为主导的国际发展趋势，实际上起了一种区域整合作用，在印度洋迎来了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建构了一个建立在合作共享基础上的新的国际体系。半个多世纪以后，全球化诞生在海上，让人们真正看到了这一印度洋国际体系最深刻的影响力。就此而言，15世纪初是一个过渡期，东西方从陆向海的交往重心转移，建立起印度洋新的国际体系，是迈向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一步。

从整体印度洋的视野来看，15世纪初，不仅在时间上形成了统一政权国家兴起和发展的趋势，在空间上也开启了融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此前，唐代对外交往虽然广阔，但是当时有大食存在，没有在印度洋形成国际体系化的条件；宋代民间对外交往兴盛，不可能形成一种区域整合作用，乃至形成新的国际体系；而在蒙元时代，是以武威著称，曾造成海上外交惨败的结果。至明代初年，以印度洋作为外交运作空间，是明朝永乐帝做出的新抉择，具有其个人性格特征的烙印，在“不征”的外交模式确定之下，与印度洋各国建立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形式上或者称为名义上的朝贡关系，是一种实质上的和平合作共享关系，各国根据自身利益对于明朝使团进行应对与认同，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在印度洋时空状态中，形成互动的国际体系，而“不征”与“共享”成为这一新体系权力平衡的基石，可视为印度洋区域各国合作的良好开端。

（二）印度洋地缘经济：资源合作机制的形成

随着印度洋地缘政治重新改组，建立的邦交关系是与通商紧密相联系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区域国际贸易的规模网络，印度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也由此生成。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主体是各国政府，特征是以官方贸易为主导、由各国上层垄断对外贸易主要商品。国际关系的这种结构，对区域贸易交往关系的拓展也有积极作用。在印度洋贸易区，国际交往圈的空间拓展产生了繁盛的贸易网络。自古以来，“朝贡”这个词就包含有外交和贸易双重含义，明初延续宋元以来国家管理外贸制度并日益强化，把对外贸易限定在官方形式之下，所谓“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从而使明初朝贡关系本身相对于历朝来说带有更为浓厚的贸易性质。

印度洋是贯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要道。15世纪初，虽然大洋洲还没有彰显，好望角航线和苏伊士运河都还没有出现，但明朝大力支持满剌加王国，不惜赠与海船，开通和保护马六甲海峡航线，郑和在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亚丁湾、阿曼湾、孟加拉湾乃至东非等处与各国进行了频繁的贸易交往。从地域来看，郑和七下印度洋，每次必到的是印度古里，将东亚贸易区拓展到了阿拉伯—印度贸易区。从第四次至第七次的下西洋，则到达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那里扼波斯湾口，意义更在于是亚欧贸易的交接之处。从波斯湾到阿拉伯半岛，郑和船队抵达了红海的阿丹、剌撒，那里扼守着红海口，连接了非洲东部的摩加迪沙。从这些历史事实看，郑和使团都是以国家名义出现在印度洋沿岸的国际贸易城市，在这种国际交往频繁、空间拓展的背景下，推动了印度洋国家官方之间的贸易发展达到了极盛。

从航海人员来看，在明朝以前，印度洋上的中外贸易主角是商人，并且是以阿拉伯商人执牛耳，来华商人也以阿拉伯人为主。泉州著名的蒲氏在宋元时期一直掌管市舶司事务，就是一个例证。到明朝初年，在“不征”的和平基调之下，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以海洋政策为导向，形成大规模国家航海外交行为，郑和率领使团七次走向印度洋，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国家间关系进入到交往空前的新阶段，也极大地将中国的海外贸易融入了印度洋贸易之中，推动印度洋国际经济贸易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体说来，明初的朝贡贸易有礼品交换和市场交易两部分。以明朝强盛国力为后盾的下西洋，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的丝绸、瓷器等物品，把印度洋国际交往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凡所到之地，郑和使团首先宣读皇帝诏书，然后把带去的赏赐品（礼物）送给当地的国王或酋长，这种朝贡给赐贸易，相当于中外礼品交换的性质。而随后当地统治者就会命令把本地的珍奇物品都拿来与中国的使团进行交易。因此，在七下西洋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马欢、费信、巩珍这些跟随郑和远航的人留下的著作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他们所到之地进行的公平交易活动。在这一次次的来往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际合作的贸易网络。从整体丝绸之路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这一历史时期中外交往的繁盛，为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初外交是全方位的，与周边和海外国家的交往极为活跃，对外贸易也极其繁盛，最重要的是，以举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在印度洋区域整合为一种政治合作机制，并形成了区域资源整合的局面。印度洋东西方航海贸易活动，从民间商人为主体到官方使团为主体，彰显了丝绸之路的官方整合作用。通过国际交流这个平台，国家权力介入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为各国间官方贸易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同时，印度洋物质文明的交融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蒙元帝国在政治上结束了，然而在贸易上的影响留了下来。明初一反元朝四出征伐，而是遣使四出交往，遂使国际交往在印度洋区域繁盛地开展起来。通过中国人大规模下西洋直接交往贸易，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明代中国以一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形象促使印度洋地区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的同时，在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指导下，维护了海道清宁、人民安业，维护了文明的多样性；而与各国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则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活跃发展，促成了一个资源共享合作机制的形成，这是印度洋国际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15世纪初，印度洋世界市场连接了亚非欧，在广度和深度上有重大的拓展，航海交通和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促使中国在印度洋范围的联系空前扩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也空前强化。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地区利益要求呈现出了与以往任何阶段都迥然不同的特点，构建了印度洋新型国际关系。当时已存在一个印度洋国际体系，是一个客观事实。

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解构西方霸权话语

西方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在当代国际现实中则表现为一种强权政治。海上霸权理论是西方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采取这种思维的虽然主要是西方学者，但也有一些本土学者深受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西方霸权话语体系影响，一直将西方发展模式置于支配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对历史研究的核心诠释地位，形成了一套国际关系常用范式和惯用话语体系。换言之，历史中的霸权话语，现实中的强权政治，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切割了印度洋历史的整体性。这既是西方中心论研究、也是整个印度洋研究中各种悖论现象发生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威胁论”滥觞的内在逻辑。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做出“当中国称霸海上”表述的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从日本到非洲广泛的东海岸之间享有霸权”的也是西方学者。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 Janet L. Abu-Lughod） 《欧洲霸权之前: 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一书指出：11—13 世纪存在一个亚洲、中东农业帝国与欧洲城市之间联成一体的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在13世纪发展到高峰，在1350年以后，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而衰退；并认为，“16世纪初，当新参与者葡萄牙进入印度洋，进行下一个阶段的世界整合的时候，13世纪世界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了无痕迹”。从表面上看，书中在13世纪与16世纪的世界体系之间，留有大量空白，忽视了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存在；但在内容上，书中也有突破时间限制的对于郑和的描述：“在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中国具备了在印度洋——从它的海岸到波斯湾——建立统治的一切条件”，提出了“但它为何转过身去，撤回舰队，进而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呢？”的问题，并指出，“其结果就是，中国人从海上撤退，集中精力重整农业经济基础，恢复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随之，中国也失去了谋求世界霸权的可能”。这无疑是西方霸权理论思维与话语体系的惯性表述。历史是接续的，不存在空白。在她描述中的印度洋世界体系，是一个极为松散的完全没有整合的“体系”，而15世纪初郑和代表明朝的航海外交远航，凸显了邦交的作用和意义。中国与印度洋周边各国密切的交往联系与互动，形成了整合后的印度洋国际体系，是以国家间官方建立的和平邦交模式为主，可视为印度洋区域合作的良好开端。正是各国相互合作共赢的需要，导向不依靠武力胁迫，不恃强凌弱，即以非霸权、非扩张性为特色的印度洋国际体系。

突破西方霸权话语的惯性表达情境，是建立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这具有方法论意义。追寻明初中外交往的实态，蒙元帝国崩溃后，印度洋国际秩序急需重建。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外交诏令表明，统治者一方面刻意追寻古贤帝王，成为“天下主”，延续传统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面对国与国之间互动的邦交现实，汲取了蒙元帝国扩张失败的教训，在外交观念上从“天下”向“国家”回归，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不征”表明，没有领土的扩张，也没有建立宗主国与附属国关系的关键——贡赋的索取，才可能出现截然不同以往帝国征伐模式的朝贡体系。“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理念在郑和七下印度洋活动中体现得相当普遍，标志明代中国外交模式的更新，也代表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发展的新取向，促使国家权力在印度洋整体上扬，国际贸易在印度洋发展繁盛。中国与印度洋各国共同建立了印度洋区域合作的国际新体系与新秩序。

在整个印度洋国际体系建构中，郑和下西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纽带和整合作用，推动整体印度洋沿岸各国互动，并深刻影响了整个印度洋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是从无序到有序，达成了一种国际共识，形成了一个印度洋国际体系。这一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有三：（1）国家权力整体上扬，所至印度洋周边三十多个国家，即国家行为主体都包括在这一国际体系之中。（2）国家间相互依存，在体系中的所有行为主体之间都处于直接的相互联系之中；基点建立在不存在领土扩张与实土贡赋的要求，即扩张与掠夺不是国际交往的主题。（3）非对称性存在，具有大国与小国的很大差距，但国家之间关系相对平等信任，带来的是国际社会的一定公正性。

重新梳理分析下西洋的原始数据文献，对于正确认识和解读15世纪初朝贡体系的历史有启发意义。它鲜明地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没有领土的占据，二是没有强迫性的贡赋要求。这两点也正是15世纪初中国参与建构的印度洋国际体系与之前蒙元帝国四出征伐、之后西方海外殖民扩张具有迥然不同的差别之处，不应简单以传统朝贡制度或体系笼统地归纳和理解。

在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东西方传统朝贡关系国际惯例的存在。国家是印度洋交往的基本单位，古代国家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自然环境体系密不可分，自然资源状况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古代长时段的东西方交往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朝贡的传统。它实际包括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在武力征服、领土扩张基础上的实际占有和对领地产出的掠夺性索取；另一种是仅作为交往关系形态出现的国际共同观念，形成合法的国际交往标准或惯例。朝贡传统的形成，对印度洋国际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2）地理环境对印度洋国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国家是印度洋区域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单元，各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印度洋的影响，具体表现就是作为沿岸国家而深受航海外交活动的辐射，进一步密切了海上政治、经济的关系。中国海上外交与贸易，确保了15世纪初印度洋各国在没有发生政治、经济、文化巨变环境下实现了较好的互动生存与共同发展。

分析海上国际体系形成的基本因素，传统朝贡关系的延续和发扬无疑是关键因素。在印度洋国际体系形成的时代，以国家为主体的建构，各国从中获益为多；而各国自主性的认同，无疑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从对下西洋亲历者的资料研究出发，具体观察印度洋航海外交的存在实态，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达成的政治、经济合作，以公平交易为基础达成的国际贸易，以文化共生为基础达成的交流互动。这是15世纪初明代中国朝贡体系模式影响下形成的印度洋国际体系的运作实态。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乃至绵延欧洲等广袤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明代中国和平共享理念得到了印度洋各国的认同和响应，各国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建构了一个印度洋国际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印度洋区域一体化的开端。

各国参与推动形成的印度洋国际体系，不是征服与扩张的结果，而是以国家为主体，将印度洋各国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活跃的贸易网络中合作共享，成为当时印度洋最有效的政治选择。

结语

聚焦印度洋，从全球视野看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最大规模直接接触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明初中国从农耕大国全面走向海洋大国的态势出现，并最终导向了对未来全球化起引领作用。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汇聚的核心之地，15世纪初是印度洋时代，印度洋出现了一个以国家为核心建立的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这一国际体系，是印度洋各国和平交往协调互动的产物。从无政府状态到国际体系的合力打造，表明各国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使印度洋的海陆政治多元体整合达到一个历史新阶段，而主导印度洋地区发展繁荣的，正是各国的认同与合作。进一步说，这是人类交往史上的一次结构性调整，已朦胧出现走向近代国家过渡阶段的特征，孕育了全球一体化的海洋发展方向。今天人们仍在经历一个全球化历史进程，和平与发展始终是时代的主题，关注多样性经验来更好地理解全球化，全球史从大陆导向海洋的开端，并不是以西方大航海扩张为前奏，而是以15世纪初印度洋新型国际体系建构为开篇的。

作者注：此文在2018年7月波恩大学汉语系主办“中华帝国晚期的朝贡体系与统治”工作坊宣读，在此特别致谢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

本文原载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第610—620页，转载未收录原文注释。

【[作者简介】万明，1988年在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郑和学会顾问；主要从事明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明太祖本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主编，第一作者）《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合著）《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