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欧洲与保守欧洲：美国精神内战的代理人战争？

欧洲像是在分崩离析。最新一幕，法国和意大利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嘴炮战”。意大利联合政府中的新右翼与反建制两派力量痛骂马克龙，后者则以撤回大使回击。风波已经暂告段落，但欧洲的危机更加一层。

不久前的2月7日，法国政府宣布召回驻意大利大使，作为对意大利政治人物屡次讽刺、“攻击”、“挑衅”法国的回击。这是因为意大利执政的联合政府中，新右翼联盟党与民粹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各自针对法国的马克龙政府开火。属于联盟党的副总理萨尔瓦尼持续指责法国在非法移民、预算等问题上对意大利不公平，要马克龙下台；来自五星运动的副总理迪马约则接见了可能组党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法国黄背心运动的部分参与者。 这场风波以2月15日法国驻意大使回到罗马为结束。

今年是欧洲议会的大选年。

选举当前，疑欧新右翼政府开始串联。2019年初，意大利新右翼副总理萨尔瓦尼访问波兰，会见了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的实权领袖卡钦斯基。他们宣布两国将推动欧洲“变革”。匈牙利、奥地利也一个个加入唱和。

观察家的悲号也响起来了。各种分析、预判纷纷出炉。他们预言说，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旦疑欧新右翼获得胜利，欧盟的分崩离析大概率将不可避免。

悲观情绪还逼出了一群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1月中旬，以《世界报》和《卫报》为首，欧洲各大媒体刊出一封题为《为欧洲而战》的公开信，以急切的口吻呼吁欧洲人保卫一个进步、包容的欧洲，坚决对抗民粹主义与各国兴起的新右翼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地抬起了它丑陋的头颅……只有团结才能应对这一切”。

这份“白左”公开信的起草者一点也不“白”。除了起草人是法国知识分子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之外，大多数联署者是少数族裔或冷战时代的东欧异议知识分子——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等。与之相比的是，保守派公开信的作者们，主要是有古典学或天主教基督教背景的白人男性。

公开信具体效力几何，暂时无从得知。但它说明，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欧洲”，如今已深深分化、开裂、自己与自己剑拔弩张。在叙利亚危机之后，难民涌入、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袭击让欧洲的割裂和内部争执愈发激烈，如今叙利亚危局已经逐渐有好转迹象，欧洲的安全形势也有所好转，但欧盟的困境似乎愈演愈烈——这一切都意味着，欧盟的危机有比叙利亚危机更深也更难解的症结。

要记得，一年半以前，一群自诩保守主义者的欧洲知识分子也写了一封公开信，叫做“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号召欧洲维护自己的传统，回到民族国家，拒绝难民和多元文化主义。如今自诩为欧洲自由而战的这篇，则是与他们立论相反的“姊妹篇”。保守主义的公开信将当今欧盟的支持者称为“多元文化的虚假欧洲”。“自由欧洲”派反唇相讥，嘲讽保守派是“虚假的先知”。

两大阵营隐隐绰绰在欧洲上空飘荡。然而不像英国，欧洲知识分子们的分裂不意味着保守派就会要求脱离欧洲。与之相反，他们所号召的是抢夺“欧洲”的阐释权。争夺在“颠覆旧欧盟”和“保卫旧欧盟”之间展开——“保卫欧盟”的“自由欧洲”派认为自由选择权和欧洲团结是当今欧盟的重要遗产，“颠覆欧盟”的保守派指责欧盟是个帝国，欧洲最好的理想是重新回到以基督教作为“欧洲精神”的民族国家体系，各国彼此之间相安无事。

保守派在公开信中认为，如今的欧盟以“多元一体”的名义剥夺各个国家的主权。他们认为今天的欧盟是一个“金钱与律法的帝国，带有一种虚假的普世主义滥情”。他们既而主张欧洲的历史上存在过的“多元一体”的帝国——如罗马帝国，最后都被历史淘汰了。历史最终让民族国家的模式在欧洲获得了胜利，所以“民族国家因此成为了欧洲文明的标志”。对于欧洲的未来，他们主张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基础实现“共善”。“我们并不谋求帝国式的强加于人的大一统”。

在族群问题、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等表症背后，是这两套欧洲想象的交锋。当然这两种想象，毋宁说是各自美化各自的社会想象之后，精炼出的两套欧洲幻梦。

在历史上，自由梦想并非欧盟建立时的优先考虑。今天的“自由欧洲”派也许忘记了：欧洲联合的愿景开始实施的时候，法国、德国、意大利还都是中右保守派政府掌权——意大利在二战后四十年几乎都是基督教民主党统治，法国社会党直到1980年代才初次掌权，德国的基民盟也是同样的情况。在欧洲共同体酝酿、开始组建并逐渐成熟的1950-1970年代，欧洲联合的初衷之一是缓和冷战带来的危险，在配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同时，形成一定的团结的，中立的力量——与多民族统一的南斯拉夫、中东的大阿拉伯主义类似，在战后世界，这些新整合的，超过民族国家尺度的国家或政治愿景，纷纷标榜自己是相对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的“第三条道路”。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就曾通过分析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之一让·莫内的思想指出，欧洲联合的目的是建立欧洲的“中立集团”——在德、法、意之间形成互信，拒绝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二分，从而使自己不成为美苏任何一方的纯粹棋子。在另一边，苏联华约阵营下的东欧国家，也尽可能在冷战中利用欧洲身份获得一点点“居中”的喘息状态：波兰的盖莱克引入意大利资本生产“波兰菲亚特”汽车，匈牙利的卡达尔闷头实践“土豆烧牛肉（Goulash）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牵线搭桥。所以，欧洲整合的历史基础中并不是因为那时的欧洲人都相信今天“自由欧洲”呼唤者笃信的进步价值，反而是冷战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今天“自由欧洲”的声音所少有提及的。

民族国家彼此相安无事的幻想，在欧洲就更不存在了。在20世纪之前，欧洲最长的和平之一，是在19世纪末由英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大致维持的和平。这和平中，哪里有什么民族国家——比如今天的波兰或匈牙利——的位置呢？最接近保守派想象的民族国家欧洲，无非是一战过后在威尔逊主义下重新划分、切割帝国，“释放”民族国家而得到的那个欧洲。讽刺的是，这个美国介入打造的新欧洲，很快就在1940年代陷入了几乎自我毁灭的血海之中。欧盟成立也是多少因为两场世界大战，让欧洲人不再相信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可以彼此独立，又相安无事而不爆发战争与冲突了。往近了看，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的连番战火，也是重新在巴尔干半岛确立民族国家秩序的结果。

回看今天算是老牌“白左”的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2000年代初对欧洲未来的讨论，其中的观点放在今天大概会令人惊讶。在这篇刊登在《新左评论》2001年9-11月号的题为“为何欧洲需要宪法？”的文章中，哈贝马斯把福利国家、社会自由和基督教传统并置，认为这构成了欧洲团结的基础——一种共享的社会文化：“社会与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支持起了一种包含社会安全的系统，其中也支撑了公民权的关键理论”。哈氏更试图论证，欧洲的这种传统的重要之处是它可以反制美国——在他眼里，1990年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带来了一种危险，一种市场过度扩张的危险，这种危险体现在单一国家很难拒绝国际金融体系要求放松监管打开市场的要求上，哈贝马斯认为单凭民族国家而不依靠欧洲的集体价值，是很难防御这种变化的。

然而，哈贝马斯没有指出的是，如果要实现这一设想，那么欧盟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集体价值与市场监管这么简单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整体的，欧盟层面的经济规划和社会政策。但这两点几无可能——各国的财政预算与社会政策从1960年代开始就是独立的，而没有欧盟层面的政治选举又使得市场价值观不同的各国不可能在经济规划和社会福利上足够协调——这也是今天欧洲国家间争执、不断引发冲突的焦点。最为讽刺的是，哈贝马斯在文章中为德国统一辩护，认为德国不可能再次变成欧洲的威胁——结果是，在今天德国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欧洲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却以最大的出口国和经济强国的身份左右着欧洲的经济。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基础上实现的联合，也忽略了“统一社会政策”这样的命题。不过安德森认为，欧盟的愿景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权力集中，尤其是社会政策权力集中是导致纳粹产生的重要背景，所以他们的欧洲联合想象是一个有共同的自由市场但政治与社会彼此独立的国家联盟。

哈贝马斯失败了的“反制美国”的愿景，背后是欧洲身份认同的冷战起源。在华丽的自由论述背后，地缘政治曾经为欧洲共同认同创造条件的这一过程，被淡化乃至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战结束之后欧盟向中欧、东欧乃至俄罗斯边境——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的扩张。与这种扩张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让欧洲加强了“西方阵营”的胜利者想象：历史“终结”了，欧洲人也把冷战结束看成了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胜利，并且把自己也代入了胜利者的一部分，全然忘记了欧洲的“自由”中更复杂更具历史的部分。这种想象带来的结果是，欧盟东扩与北约东扩不再有什么差别，而当这种扩张引发乌克兰危机与其后触发的克里米亚问题时，欧盟又显然在带着历史终结感的同时没有做好足够准备。波兰右翼借此不断宣称欧盟没有足够决心保卫中欧和东欧国家。接着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外交立场也开始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模糊。曾经“站中间”的欧洲自主策略，现在变成了中东欧疑欧政府的娴熟策略。地缘政治的危机成为今天欧盟危机的前奏。

后冷战的欧洲甚至还不如冷战中的欧洲独立于美国。这无疑是个讽刺，然而却又真实。甚至，在特朗普带领美国新右翼崛起的时刻，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想象着自己接过了美国曾经推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旗——欧洲人把自己想象成了那种进步的左倾美国人。但在经济上，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像，并且仍然缺乏对经济运作的政治协调。更不用说，欧洲各国从1980年代开始，也都距离全面福利国家的政策越来越远——英法德放松对企业的限制，削减社会福利，国有企业转为私有自然不用多说，就连新右翼的中欧国家匈牙利，也在今年不惜冒着得罪不少选民的风险推行了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新法案（新法案旨在将每年的法定加班上限从250小时延长到400小时，反对者称之为“奴隶法”）。德国新近出台的“德国工业2030”战略，则更明显地反映出欧洲缺乏任何步调一致的产业政策以协调、处理经济一体化下市场带来的问题。尽管如此，欧洲在金融和财政上的中央机构却庞大而强力，在希腊债务危机，意大利预算问题上都相当“铁面”，对各国预算的控制非常严格，也成为民间反欧盟情绪的重要爆点。

《德国工业战略2030》计划是2月5日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发布的扶持重点工业领域的规划，旨在保持德国在重要领域的工业竞争力。其中包括打造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产业等内容。但这一战略能否在欧洲层面得到合作和协调是个未知数。但打造欧洲层面的经济或工业政策/策略的困难在于如何利益均沾而非由现有的巨头和先进国家“吃独食”。就在此前，欧盟还拒绝了西门子和阿尔斯通两家公司的合并计划。

如今就连曾经桀骜不驯的欧洲知识分子，也在“美国化”。在“自由欧洲”派的公开信中，牵头主笔的贝尔纳-亨利·列维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1970年代以“新哲学”（nouveaux philosophes）大将身份登台亮相的他，主张强烈反思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萨特、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等人代表的20世纪法国思想拉开距离。如今，列维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频繁出入各种媒体，以衣着打扮时髦而著称。老派知识分子对列维的评价充满了尖刻和人身攻击，比如佩里·安德森认为：“尽管贝尔纳-亨利·列维无数次呈现出他坦率直接表达事实或观点的无能，法国公众领域却给予这个粗俗的傻瓜如此多的注意力，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民族的鉴赏和智力标准是如此被颠覆倒转。”

这样的评价并不能阻止列维以公开信的方式代言欧洲良心。更何况，后冷战时代的叙事，让西欧作为冷战胜利者的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反过来加强了美国对欧洲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美国文化成为后冷战东欧的主导文化之一。结果是，欧洲的一体化的通用语成为了英语而非其他欧洲语言。相比东西欧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西欧知识分子和美国文化界的交流更加醒目也更可见于主流文化。哈贝马斯曾经在世纪之交设想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公共领域，期待这个公共领域酝酿出一种新的欧洲文化身份，和美国身份分庭抗礼。但今天的欧洲主流知识分子更像是属于“国际”而非属于欧洲。大西洋两岸的精英差距，很多时候远小于从巴黎到华沙的差别。马克龙和默克尔这样的“极端中间派”或中右温和保守派，在海外成了欧洲“进步派”甚至“白左”的代表，也多少反映出“自由欧洲”派想象欧洲身份时的困境。

就连保守派也难以逃脱这个趋势。当“自由欧洲”派以世界知名作家的面貌出台，另一边的保守派也选取了美国保守派和美国自由派争吵的议题——堕胎、同性婚姻、身份政治、宗教、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在一个欧洲新右翼向美国取经学习的时代，欧洲的“精神内战”，更像是美国精神内战在大西洋对面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尽管，欧洲的这种转向，仍然不代表着它全盘嫁接了美式的政治分野。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在对法国新右翼的分析中认为，欧洲的保守派和新右翼（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在模糊）带有强烈的福利国家色彩：他们主张福利国家，但限制公民权，并且号称拒绝美式的新自由主义和个体化。而事实也是如此，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并不彻底，社会福利网络尽管不断削弱但相比美国仍然健全。欧洲人的工时短，休闲多。比如欧盟国家的法定年假均在20天以上，而美国的标准只有10天。

但另一方面，欧洲的个人原子化度又直追美国——就算在最以宗教虔诚著称的波兰，天主教徒中参与周日祈祷的比例也在近三十年不断稳步下降。这意味着新右翼借助宗教保守的语言崛起的同时，宗教作为社交活动和人们聚集的场所的功能也在不断减弱。欧洲诸多的社会民主党也越来越不再带有原先的传统劳工阶级文化烙印——西欧的劳工阶级文化和东欧的单位制度都逐渐低沉，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生活的兴起，这一转变甚至带着美式的趣味——法国黄背心的初始发起者们，就有很多是在郊区购置住宅，模仿美式通勤生活的人。曾经的社群感让位于了个人-家庭成功的想象世界。

这一过程和福利国家的衰退几乎同步。美国学者伯勒萨德（Monica Prasad）在比较美式福利政策和欧式福利国家时就总结到：二战后的欧洲福利国家不鼓励人们消费，而是鼓励人们投入工作和生产，并且整体福利向中产有稳定工作者倾斜。法国历史学家霍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则强调过，欧洲福利国家和社群文化、工作文化联系在一起。如今，后工业时代没有完全撼动福利制度，却让福利制度和社群建构解除捆绑。在波兰和匈牙利，新右翼福利国家的想象把个人家庭直接和国家共同体链接在一起，而不再经由公司、社区或阶级的中介——而这些福利也直接发放到个人和家庭，而非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上(比如在波兰，最受欢迎的政策之一是直接为抚养孩子的母亲提供资金补贴，相比之下，医疗支出占波兰财政预算的百分比在欧洲处于中下游，波兰政府宣布2025年医疗预算占GDP比例会达到6%，但大部分西欧国家都已经超过10%)。

在2001年的文章中，哈贝马斯提出一项警告。他认为全球化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和经济问题，也意味着“人的存在”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变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哈贝马斯寄希望于欧洲以自身的福利国家传统和全欧洲的团结抵抗这种变化。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欧洲只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个人的前提下想象福利国家，“欧洲团结”加强着这种生存状态，反抗“欧洲团结”的民族主义，则只能提供另一套虚拟的团结——把原子化的个体对共同体的需求和民族国家的身份直接挂钩——而因为欧洲身份建构的失败，民众只能想象国家共同体，却无法想象欧洲身份。这一切无不意味着，“欧洲”这个身份本身已经危机四伏。这场危机不仅仅是采取何种政治制度的问题，也牵扯着什么是欧洲，什么是欧洲人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如今无论是欧洲“自由欧洲”派还是欧洲保守派/新右派，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药方。

同样是在这些争吵中，欧洲人还大大低估了美国的存在。欧洲在后冷战时代设定的框架中苦苦挣扎，反过来反映出美国如何统治着欧洲人想象世界的方式。长期以来，欧洲并没能证明自己有脱离美国维护国际安全的能力——1990年代的波黑战争中，欧洲斡旋和平的努力一败涂地；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危机中，欧盟的角色也不断摇摆缺少一贯性和执行力；伊朗核问题上，欧洲也没有任何阻止美国撕毁协议的筹码。这里面的有趣之处在于，欧洲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有多大可能性会彻底拒绝全球化而不仅仅是拒绝欧盟这个全球化在欧洲的代理人？近来的匈牙利会是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访问布达佩斯，在信息安全上加压欧尔班政府，而后者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北约的存在。如果美国突然间不再囿于自身的“内战状态”，而针对欧洲给出一套清晰的想象和要求的时候，华沙、罗马和布达佩斯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欧洲的精神内战还能在这种介入之下延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