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制度：罗马共和国中前期的“防御性”扩张

“罗马兴于鄙陋的初始,却终于辉煌的威名。”——提图斯·李维

庇护制度与共和国外交

在罗马共和国期间，罗马城从台伯河边上的小小村庄发展成了地中海最大的霸主。从第一次萨莫奈战争到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名为罗马共和国的小城历经了近两百年的战争与扩张。这两百年间，罗马参与的战争数不胜数，虽然加入每场战争的理由都各有不同，但其本质，则是基于一个罗马人建国之初便缔造的社会制度——庇护制度（Clientela Relationship）。

罗马在建国之初，便成立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庇护制度，将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定性为庇护人或者被庇护人。当一位罗马贵族帮助了一位平民后，平民则会成为被庇护人。庇护人负责给被庇护人提供政治上的保护，社会上的照顾，以及经济上的援助。而被庇护人则给其庇护人提供政治上的选票，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到公共场合帮其撑撑面子。这种制度成了罗马人立国的根基，为共和国提供了相对和平的阶级关系，同时也为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扩张埋下了伏笔。

同庇护制中的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一样，罗马共和国的外交亦是由这两方组成的。对于罗马人来说，外交无非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庇护契约。在罗马共和国与他国外交时，无论谈判内容，一定要有一方担任外交关系中的主导方，即庇护人（Patron），另一方为被主导方，即被庇护人（Clients）。对于习惯了在社会地位中分出高低的罗马人来说，这种外交模式更容易让他们接受。这也导致了任何人与罗马外交，都不得不选择对罗马人俯首称臣，因为罗马人是不会甘做被庇护人的。所以，罗马要么不外交，一旦外交，就一定要获得外交中的主导权。

现代外交的目的应是为各国谋得最大的利益，但是罗马人的外交却并非如此。为了成为身边国家的庇护人，他们往往在投票表决、进行外交决断时，并没有为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精打细算。就如同在社会中贵族与骑士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帮助平民，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被庇护人一样，罗马共和国的外交亦是这个态度。对于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不可以欠他国的人情，因为一旦欠下了，就会沦落为别国的被庇护人。而他们很多时候，更愿意去帮助其他国家，虽然有时代价颇大，但是就结果而论，他们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宗主，被奉为庇护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罗马共和国从来不拒绝他国的求助。对于他们而言，无论对方求助的内容是什么，只要帮助了对方，便会使对方成为罗马的被庇护国家，从而让罗马获得更高的地位，变成更加强大的庇护国。

在这种罗马人独特的庇护制度外交体系下，罗马人将欧洲大陆与地中海的所有国家大概归类为三种。第一种便是罗马的被庇护国。这些国家的地位大概介于中国古代的附庸国与藩属国之间，可与没有主权的附庸国不一样的是，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政体，军队，以及法律，唯独舍弃的是外交独立权。所有被庇护国的外交都将由罗马共和国来主宰。而罗马共和国则为“被庇护国”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政治庇护。在拉丁语中，这些国家除了Client states的称呼以外，还被罗马人亲切的称之为Scoii（直译为盟国）。这些Scoii（盟国）在罗马共和国卷入战争时，需要无条件的给罗马人提供士兵，罗马共和国在盟国卷入战争时，也会无条件的与其敌人宣战。这些被庇护国便为罗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罗马人眼中的第二种国家便是敌国。这些敌国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即直接与罗马作对的国家。另一种则是因为侵略了罗马的“被庇护国”，从而导致被共和国宣战的国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北面的日耳曼蛮部落，西班牙的克尔特部落以及东北部的高卢部落。

罗马人眼中的第三种国家，便是那些与罗马和其被庇护国并不接壤，且与罗马没有利益冲突的外国。罗马人听说过这些国家的存在，但是对其没有任何的外交政策，与其没有任何瓜葛。久而久之，罗马共和国逐渐扩张，这些外国也渐渐的变为了共和国的邻国，或者与其庇护国接壤。此后，这些国家往往会因为各种外交事件被扯入被庇护国或者敌国的行列。

理解了罗马人眼中的邻国以及外交后，便不得不面对一个明显不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成为邻国中的主宰？要理解罗马人的心态，便要从公元前390年的罗马之劫说起。

永不重蹈罗马之劫

罗马于公元前509推翻其王治政府，建立了由两位执政官共同执政任期一年的共和国政府。共和国政府建立的初期，罗马人并没有对外交有太多的接触。在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中，罗马城只是一个坐落在台伯河东面的小城。文化悠久的伊特拉斯坎人在北面占据了大量土地，其他城邦比如萨莫奈人和坎帕尼亚人聚集在罗马城的东南以及东西部，意大利半岛东西部的沿海地区则由希腊城邦所控制。

早期的罗马共和国并未有很强的扩张欲望，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权利斗争占据了共和国历史的前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与伊特拉斯坎城邦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外交以及商贸，四周的希腊城邦以及意大利城邦也并没有与罗马人有过什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除了建国初期与边界的战争外，公元前五世纪的罗马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状态。然而罗马人的偏安被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南下的柯尔特人所终结。

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都有误解：一直以来，罗马人把居住在高卢地区的居民称为高卢人，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以为在四世纪南下的蛮族为高卢部落，但实则为凯尔特人。这一点当凯撒征服高卢的时候曾在高卢战纪中写道：“tertiam qui ipsorum lingua Celtae, nostra Galli appellantur”（以上为拉丁文原文，简略翻译为：“他们自称为凯尔特人，而我们则称呼他们为高卢人。”瑟诺讷部落的首领布伦努斯便是这次南下的领军酋长之一。

这群凯尔特高卢人很快便打败了北方的伊特拉斯坎城邦，伊特拉斯坎城邦便向盟友罗马求援。此时的罗马人尚未与北方民族有过接触，秉着对盟友负责的原则，罗马人毅然决然的向凯尔特高卢人宣战。而此时，伊特拉斯坎城邦已然败北，满载财富的高卢人自然不介意继续南下为自己的金库多添些战果。

罗马人的军队此时仍然采用的是希腊方阵的战斗模式，与各自为战的北方民族而言形成鲜明对比。面对来势汹汹的北方民族，罗马士兵们虽然试着坚守各自的战斗岗位，但是还是被一一逐个突破。罗马惨败，凯尔特人也顺势攻入了罗马城内。

凯尔特人入城之后，开始在罗马城大规模的搜刮钱财，反抗者也被一一杀死。史学家李维曾在罗马史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平民们努力的加固各自的家门，防止他们[凯尔特人]入侵。一位叫做M.Papirius的贵族试图阻止反抗，被无情的杀害 ……在他被杀害之后，许多人也随之丧命，罗马城的房屋被悉数摧毁，焚烧。”（李维，罗马史，5.41 7-10）

罗马元老院此时也不得不卑躬屈膝向瑟诺讷首领布伦努斯求和。最终求和的结果为罗马人以一千磅黄金作赎金，从瑟诺讷手中将罗马城赎回。布伦努斯表面同意，却在收纳黄金时使诈。他故意将自己这一边的秤砣调重，以至于罗马人的一千磅黄金并没有让天秤平衡。罗马人对此十分的不满，认为布伦努斯明摆着不尊重协议，变相勒索。布伦努斯马上便对罗马人的抱怨作出了答复，只见他把手上的剑往自己这一边的天秤上一扔，然后对着罗马人蔑视地说道：“Vae Victis。”（中文直译为：“你们都是只会抱怨的失败者”）

布伦努斯的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罗马人的心。尽管在这之后布伦努斯被罗马独裁官卡米卢斯打败，但是布伦努斯的所作所为在罗马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在公元前390年的罗马之劫后，罗马人迅速的实施了军队改革，建立了一个更加适合与北方部落作战的军队模式。他们给罗马城筑起了高墙，防止城池的再度沦陷。并且所有的罗马人都共同宣誓：“永远不让罗马重蹈今日之劫难”。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罗马人的外交策略发生了变化。但凡有强邻，罗马便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其实力，绝不允许再有势力能威胁到罗马城的安危。这也使得他们在对待邻国时会优先扶持弱小的国家来对抗周边的强国，一面确保自己庇护国的身份，一面打压扩张中的邻边强国。

萨莫奈战争

罗马之劫后，罗马人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恢复元气，也将其全新的外交策略诉诸于实践。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南部的两个城邦挑起了武力冲突。最南部的萨莫奈人一直以尚武闻名，意大利半岛的许多雇佣兵都源于此地。随着萨莫奈人的城邦不断发展，终于威胁到了意大利西南部的坎帕尼亚人。

公元前343年，萨莫奈人开始大举的入侵坎帕尼亚，而坎帕尼亚的军力明显不足以对抗萨莫奈人，其城邦一一沦陷。坎帕尼亚核心城邦之一的卡普拉，不甘心被萨莫奈人所侵占，便派出一位十分了解罗马的使者向罗马共和国求援，试图说服他们出兵。

罗马早在公元前354年便与萨莫奈达成了领地协议，双方以里斯河为界，罗马在北，萨莫奈在南。更何况罗马与卡普拉从未有过任何外交关系，面对对方派来求援的使者，元老院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最终元老院还是选择接见了这位使者，但是事前便有拒绝之意。

不过使者显然了解罗马人的软肋，于是他在游说元老院时，不带一丝遮掩地描述着萨莫奈人的强大，声称萨莫奈人的军事实力，战斗力以及领土都远胜罗马。

作为一个求援使者，其言辞未免太过张扬，来到了元老院的面前非但没有夸赞罗马，反而描述起了敌人的强大。不过也正是因为了解罗马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手段。他知道罗马人不会在乎坎普拉的死活，但是会在乎自己是否受到强敌的威胁。在描述萨莫奈人强大的同时，他也在暗示罗马人，也许今天被征服的是卡普拉，但明天被征服的有可能就是罗马。这种言语对于刚刚历经罗马城沦陷，十分畏惧强邻的罗马元老院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

这位使者在描述了萨莫奈人的强大之后，同时也向元老院提出了一个罗马人不会拒绝的理由：卡普拉将成为罗马的被庇护国。罗马元老院此时已然心动，但是罗马才刚刚从之前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战萨莫奈。更何况在这之前已经与萨莫奈有过协议，元老院只能忍痛拒绝。

在知道元老院拒绝的消息之后，所有坎帕尼亚城邦集体对外宣布自己成为罗马的被庇护国。这个宣言其实对于即将灭亡的卡普拉来说，并不坏。对于卡普拉来说，战败于萨莫奈人，则意味着城邦灭亡，但是如果他们成为罗马的被庇护国，他们将会保留自己的军队，政治，以及文化，牺牲的只是外交权。

收到这一消息的元老院措手不及，但是基于罗马人的荣誉感以及庇护制度的约束，罗马便不得不对卡普拉提供军事庇护。此时的坎帕尼亚已经达成了罗马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庇护契约，罗马作为一个庇护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其被庇护国。元老院便向萨莫奈人发出警告，如果萨莫奈再侵犯坎帕尼亚领土，罗马将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罗马领土。

萨莫奈人自然不会在乎罗马人的警告，他们早已入侵坎帕尼亚的领地深处，面对罗马的威胁，他们选择了无视。罗马便以保护被庇护国之名，“被动”向萨莫奈宣战。在罗马人眼中，不是他们为了获取更多土地而向萨莫奈人宣战，而是他们为了保护盟友，不得不向萨莫奈人宣战。（以上的内容的细节大部分来自于李维的罗马史，其中部分内容颇受后世史家的争议，不过大致内容目前仍然被奉为“正史”。）

萨莫奈的实力确实要强于罗马，但罗马人一旦宣战，就不会接受战败，即便是议和，也一定是要求对方承认其战败国的身份。萨莫奈战争一共打了三次，第一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41年）结束时议和的结果为萨莫奈人必须放弃对坎帕尼亚的侵略。第二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326年-304年），起因是源于坎帕尼亚的地方冲突引起其他城邦的宣战，罗马人为了保护盟友再次出兵。第三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298-公元前290年），萨莫奈人联合所有的意大利城邦以及北部的高卢人联手攻击罗马。最终以罗马人的胜利告终，接二连三的胜利让罗马成为了整个意大利内陆城邦的庇护国。

罗马人也不会料到一场因保护自己庇护国城邦而起的战争，持续了足足五十年之久，期间消耗无数的人力物力。从三场萨莫奈战争不难看出，罗马人从一开始便无占领萨莫奈与其盟友的领土打算，但周而复始的战争导致罗马人不得不保留部分领土用于军事保障，不过保守的罗马人同时也保留了这些城邦的自治权。

皮洛士战争

在成功控制了意大利大陆之后，罗马共和国的影响力开始渐渐的向沿海发展，而此时沿海的城邦则多为希腊城邦，他们对罗马十分警惕，生怕自己会成为扩张的牺牲品。

公元前280年，一艘罗马船在他林敦城邦沿海被击沉。元老院立刻派遣了一个颇有名望的议员去他林敦讨个说法。他林敦此时的民众对于罗马人这种“兴师问罪”的态度十分不满，在议员进入城门的时候，民众对其咒骂声连连，更有甚者，抓起地上的泥土向其扔去。

罗马的议员皆为当时共和国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声誉和名望放在一切之上。他林敦民众的这种做法无疑触碰到了议员的尊严，作为一个外交使者，他把这种侮辱当做是对罗马的宣战。史学家对这段记载颇有争议，故事主要的两个版本来自于卡西乌斯迪奥、李维以及宙纳拉斯。

不过无论是哪个版本，罗马元老院都把他林敦的行为当作是一种宣战。罗马如果对他林敦的侮辱熟视无睹，这无疑会让他国觉得罗马软弱，那么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兵临罗马城下的事件。所以对于罗马人来说，一个强硬的外交态度是防止重蹈罗马之劫的重大因素，作为一个庇护国，罗马一定要保证自己在被庇护国眼中的强势地位。

在他林敦的民众侮辱了议员之后，他林敦知道罗马已经把这个视作宣战。自诩打不过罗马的他林敦便选择向亚得里亚海另一头的城邦伊庇鲁斯求援。此时的伊庇鲁斯国王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将军皮洛士。皮洛士早有染指意大利之心，便答应了他林敦的求助。

这场战争更体现了罗马人死不认输的外交态度。皮洛士与罗马主要打了三场战役，每一场罗马都以惨败告终。尽管如此，元老院对皮洛士派来的议和使者置之不顾，毅然决然地选择继续战争。罗马人不惜消耗人力物力也不愿议和，这让一直征战的皮洛士苦不堪言，他不愿持续消耗人力和资源与罗马长期抗衡。

公元前275年的贝内文托之战依然是以皮洛士获胜告终，但是伊庇鲁斯伤亡惨重，皮洛士终于选择了放弃：“即使我们再打赢一次罗马人，我们也将输得一无所有。”至今为止，西方世界中都把战争中的惨胜形容为“Pyrrhic Victory”直译为皮洛士式的胜利。

虽然皮洛士打赢了每一场与罗马的战役，但是这场战争最终还是以罗马人的“胜利”而告终。皮洛士不得不以一个输家的立场去向罗马求和才得以抽身于这惨痛的消耗战。接二连三的胜利让罗马成为了整个意大利城邦的庇护国。所有意大利的城邦都成为了罗马的盟友“Scoii”。历史上便把皮洛士战争之后的意大利称为“罗马与其意大利同盟”。

值得一提的是，在皮洛士战争中，许多之前在萨莫奈战争中被罗马降服的意大利城邦趁乱造反。虽然都被罗马或镇压，或安抚，但这无疑也加重了罗马对待他国的疑心。这让罗马知道，罗马永远不能在被庇护国面前表现出任何的虚弱。在这之后，即便是被罗马扶植的势力或者城邦，只要稍微有要威胁罗马的举动，便会被罗马人视做潜在的敌人。

第一次布匿战争

如果说皮洛士战争是罗马第一次与职业军队交战，那么布匿战争便是第一次在海陆两栖交战，其规模横跨欧非两州，卷席整个地中海。如此一场改变欧洲历史的战争，其起因亦要追溯到罗马的外交态度上。前文也有讲过，罗马人一般不会拒绝外来的求援，因为这样会扩大他们被庇护国的势力范围，进而确保罗马自身的权威。

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曾与迦太基有过三次外交条约，其中颇为重要的一条便是罗马不会干涉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政治纠纷，迦太基不可干涉意大利半岛之内的政治纠纷。不过这份条约很快便被一名使者的求援所打破。

作为海上商贸帝国的迦太基一直对西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岛垂涎三尺。终于在公元前265年，迦太基出兵攻占西西里城邦及麦散那并且打败了古城提拉库扎。麦散那的马麦丁人向罗马求援，便自愿成为罗马的被庇护国。

罗马人的“负责”基因便按捺不住了。元老院马上把出兵西西里岛一事带到入罗马军事大会（army assembly）进行投票。而此时，罗马人从未与马麦丁人有过任何外交，也早就将与迦太基的外交条款置之脑后。当时罗马的执政官Ap.Claudius Caudex在会议中提出了三点，句句刺痛罗马人的内心：第一，西西里岛离意大利只有不到15公里的距离；第二，迦太基是地中海最强大的商贸帝国，其土地也是在不断扩张；第三，如若今天不抑制迦太基继续扩大，明天迦太基人便有可能兵临罗马城下。

Caudex说的这三点，恰恰都是罗马人所惧怕的。字里行间都在提醒他们不能重演公元前390年罗马破城的惨剧。出于对强敌的惧怕，以及对庇护国地位的渴望，罗马人向迦太基宣战，开启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的布匿战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也再度体现出了罗马人死不认输的态度。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其中迦太基与罗马耗损的人力物力数不胜数。迦太基人赢得了大部分战役，但是同样迫于不愿意与罗马人打消耗战，选择了以战败的身份议和。其议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西西里岛已经被战火卷席的残破不堪，失去了本来的经济价值，迦太基也不愿为了一块残破的土地再耗费更多的财富。

埃布罗河协议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以汉尼拔为首的鹰派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为了防止与罗马再起冲突，他们选择了伊比利亚半岛（今日的西班牙）。伊比利亚此时有着大量的天然矿，其中不乏金矿银矿，给迦太基带来了许多财富。随着迦太基在西班牙上的扩张，在北部的城邦马赛开始惧怕迦太基会威胁到自己，于是派遣使者前往罗马求援。

马赛的使者到达了罗马之后，便警告罗马，他们的老对手迦太基在伊比利亚放肆地建立殖民地，实力日渐壮大。为了尽到庇护国的责任，也因为畏惧强敌的威胁，罗马接受了马赛派来的求援。他们立刻派遣了使者前往汉尼拔处进行调查，并且警告汉尼拔不可再继续发展。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被迫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赔款，每年都要给罗马赔偿大量的银条。当罗马使者前来汉尼拔营地质问时，汉尼拔自然以此为借口，声称侵略伊比利亚半岛是为了拥有足够的财富偿还战争赔款。这副说辞成功说服了罗马的使者，不过为了防止迦太基持续扩张，威胁到盟友，罗马还是逼迫迦太基在公元前226年签署了埃布罗河协议。此后，埃布罗河以北归罗马，埃布罗河以南归迦太基。

很多人把这条协议当做是罗马人扩张到埃布罗河的证据，实际上并非如此。罗马此时已经为刚刚获得统治权的西西里岛、科西嘉岛以及撒丁岛之事弄得焦头烂额，没有余力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更何况保守的罗马人自始至终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半岛。他们之所以干涉迦太基保护盟友利益、惧怕其势力再次带来威胁。埃布罗河协议只是罗马人想要把迦太基锁死在南部的一个外交手段罢了。

伊利利亚战争

这场战争是两次布匿战争中的一场小插曲。不过也充分体现了罗马人不拒绝外来求援的外交态度。

伊利利亚战争一共打过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29年至228年。第二次则是公元前220年至219年。两场战争均在短时间内结束。

公元前三世纪后叶，亚得里亚海上海盗猖獗，周边以商贸为主的希腊城邦民不聊生。而亚得里亚海上的这些海盗多为伊利利亚城邦的手下，并且仗着伊利利亚城邦的庇护为所欲为。苦于伊利利亚海盗压迫的希腊城邦向罗马求援。

而此时罗马人也听说伊利利亚城邦Ardiaei正在扩张，一方面为了防止Ardiaei继续扩张威胁到罗马，一方面为了回应希腊城邦的求助，罗马毅然出兵。伊利利亚的军队自然不是罗马军队的对手，不到一年，罗马便将伊利利亚的势力驱逐出了亚得里亚海，并且宣称自己为亚得里亚海沿海希腊城邦的庇护国。至此，罗马的被庇护国正式扩张到了亚得里亚海沿岸。

共和国中前期的“防御性”扩张

至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整个东地中海沿岸，西至伊比利亚半岛，南至西西里岛，东至亚得里亚海，四处皆为罗马的被庇护国。但是真正直接归罗马共和国统治的领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半岛以及三个小岛。即便如此，罗马人也为撒丁岛、科西嘉岛以及西西里岛的直接管辖头疼不已。

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以及政体是为了统治一个城邦所设计的，其管理以及体制远远达不到帝国的程度。罗马共和国也不具备可以统治帝国的条件。执政官只能由罗马选举，并且俩人都必须待在罗马。面对新加入的三个地域，保守的罗马人也为实践性作出了改变。把三个新的领土设为“行省”，并且在本来共和国官僚制度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三个Praetors（直译为民政官），由民政官来担任省长一职。其本质上，与其说是一个帝国扩张出来的行省，倒更像是罗马城的“子城市”，所有的权力依然集中在罗马城，而民政官只是负责当地的行政管理以及税收。

罗马共和国从来没有料想过自己会扩张到如此大的规模，至始至终，他们决断外交都只源于其庇护国的责任以及对强敌的恐惧。如果罗马真的是侵略性扩张，大可直接统治整个意大利。罗马人在第一次萨莫奈战争之后便有这个选择，在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皮洛士战争，他们都没有想过自己要统治整个意大利大陆。元老院与其人民只是惧怕强邻罢了。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成功与迦太基达成了分庭抗衡的格局，罗马人也未想过要直接占领这些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土地。然而其被庇护国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大。在罗马人眼中，这些被庇护国一方面可以给罗马提供缓冲，避免直接与强邻接壤，另一方面也可以给罗马提供行军上的便利。此时的罗马共和国，仍然活在“强邻”的阴霾之中，时时刻刻惧怕着强邻会再次兵临城下。

事实上，罗马人的这种“防御性”的外交要一直持续到马其顿战争之后，在四次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才开始渐渐意识到他们已成为地中海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