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

她不写诗、不作画，也不鼓捣那些时兴的文章，她的有名，一大半要拜她那位著名的夫君所赐。

张幼仪，徐志摩的原配，而徐志摩，他是最风流的才子、最浪漫的诗人，一部民国文学史一路看将下来简直就是一部徐志摩史，花边新闻多得让人生厌而总有翻新，他是文学界的娱乐明星。

有一种诗人，是越读越寡淡的，再不能带给人新鲜和感动，徐志摩正是这样，他的白话诗自然比胡适要工巧些，注重音韵和形式之美，可是凭着那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独占大名，还是有些过了，我以为。

他真的很帅吗？就我的审美而言，反而觉得气质和他比较接近的郁达夫更有男人味，有种落拓不羁的洒然。徐的脸形瘦长而尖，面相并不好，五官是清秀的，加上金丝眼镜和西装马甲，再标配一口牛津或者剑桥口音的英语，乍一看还挺唬人，但凭硬件，万万进不了美男的行列。

但他的善于招蜂引蝶，无疑是民国文人的翘楚。

他似乎极聪明而有悟性，但他的学问毫无体系，也未见成形的理论著作问世，所以学者是称不上的；即便说他是作家，也有些勉强，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写故事，不能无中生有创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王国，那么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徐志摩倒也老实，曾在不少文章中表示自己没有写故事的才能，只能写写诗歌和散文。虽然谦虚，也是实情。诗、散文和一些肉麻得要死的情书，构成了他的诗人身份。无论我对徐的诗歌持怎样的评价也无可否认，他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没有之一。一想到他毫不费力地周旋在民国最出色的几位名媛淑女身边走马灯似的转；一想到他甚至是金庸的表哥，和琼瑶的家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觉得有些骇然乃至惊怖的意味，徐志摩，他是民国文坛的轴心国。

而张幼仪，她是一个如此风流人物的妻子。

徐志摩总说她不美，但照片看上去居然不错。可是她肤色较黑、嘴唇也厚，或许本人比照片要逊色一些。总的来说，照片中的她端庄、拘谨稍显木讷，有着类似泥土的厚重感觉，而徐志摩是火，热烈得仿佛一个喷薄而出的太阳。土与火的交融，没有锤炼出陶瓷的优美质感，而是搅和成一堆烂泥巴，幸亏，她忍着痛，在这烂泥巴上开了花。

一

她的家世显赫，有两位非常出色的兄长。二哥张公权和四哥张君劢同一年考中了秀才，一个十六岁，另一个只有十四岁，当得起少年才俊。后来两位哥哥一个进政坛，一个进金融界，都大有出息。1988年，张幼仪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专题报道，还特别提到“张幼仪的家庭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颇具影响力。她的两位兄长张公权和张君劢，都是政界和财经界的著名人物”。

少女时期的她，应该是相当懂事的，这个女孩没什么惊天动地的野心，除了念书，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各种家事，以备后来主中馈之用。在家从父（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残酷的闺训，束缚着她的灵魂和双足。不过还好，她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脚女子，母亲为她裹脚时，她疼得受不过，悄悄放了一下，日后长大了穿上洋装皮鞋也与常人无异。饶是这样，婚后还是受了不少夫君的挖苦。

她长到13岁的时候，四哥张公权，替妹妹看中了一门亲事。话说张公权当时二十四岁，任浙江省督察朱瑞的秘书。在杭州府中视察时，看到一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立刻被文章内容和书法流露出的才气所折服。一打听，原来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儿子，才子已属不易，况且还是富商之子。张公权连忙写信透露了想要两家联姻的意思。

徐家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富商，家里开着电灯厂、蚕丝厂、布厂、酱厂、钱庄，产业做得很大，当时的铁路还是个稀罕物，之所以会特别通过硖石这个小镇，也是因为徐申如所做的努力。

徐申如喜出望外，立即回信答允。

徐张两家的联姻，说不上谁高攀谁，只能说徐申如和张公权都是极具战略投资眼光的人。不过就当时的软实力来说，徐申如这个小地方的首富比起一个羽翼待丰却实力雄厚的大家族，显然略逊一筹。徐志摩后来拜梁启超为师，也是托张家二哥穿针引线，可徐申如的出手也真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一千大洋做梁老师的束脩，绝无半点小家子气。

某日，张幼仪的家人把一个银质相片框交给她，让她看看未婚夫的模样，问怎么样？她看了一下，只说：“我没意见。”

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不可能有什么意见，无论新郎长得何等模样，她都只能认命，之所以家人要象征性地询问一下她，不过是让她心中大致有个谱罢了，不至于在新婚之夜茫然失措。

而十六岁的徐志摩，正是飞扬跋扈、渴望反叛的年纪，如何看得上包办婚姻？即使张幼仪再美十倍，再能干十倍，他也是满怀着厌恶的，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照片的时候，鄙夷地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除了不合眼缘，也是表达自己压抑了一个青春期的愤懑。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才是小地方的乡下人，而张幼仪那一家早搬到上海去了。

在没有嫁给徐志摩以前，张幼仪是个相当自信的女孩，她自己也说：“我身材不错，还有一双大眼睛，从小也是被人夸大的。”想象她日后的精明能干，绝对不是一个从小遭受打击的女孩可以做到的。

张幼仪的婚礼不可谓不风光。为了让她在婆家有面子，整个家族相当卖力，一切陪嫁之物均从欧洲采购，仅仅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由六哥安排驳船将嫁妆送到海宁硖石。

婚礼虽然盛大，婚姻却是两个人的，当她心如小鹿般进入了洞房，却没有发现新郎的影子。原来徐志摩已经偷偷溜到奶奶的房间里去了，胡乱睡了一夜，留下新娘独自饮泣。可饶是他这般做作，后来毕竟还是有了儿子阿欢，或许糟糠之妻就是这样一种聊胜于无的存在，可张幼仪哪里是什么糟糠呢？至少，她实在很有做大家族媳妇的天分。

嫁到徐家后，她给婆婆做鞋，一定绣花精细，针脚细腻，十分考究，给自己做鞋就很马虎，乱缝一气，能穿就行。而过年节时，公婆要为亲戚准备礼物，她悄悄地拿出私房钱，一一打点好，婆婆询问花了多少钱，明明四十大洋也只说二十大洋，宁愿拿钱买家人欢心。

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很有主见，也很有主张，且相当主动，既不会哭，也不会笑，是一个三主俱全的女强人”。

这话听上去似乎张幼仪是一个相当强势的女人，而张幼仪的公婆爱护张幼仪至极，如果她做媳妇的时候真的强势到不知进退，是不可能得到婆家的垂青的。徐志摩一向不管家中事，连看到她都不开心，一天到晚只想往外面跑，所以家中一应大小事务，都是张幼仪一人打理，她必须能干而果断。另外，看她的样子就知道，这个女子是那种默默承受不愿撒娇的类型，这让她在男人的眼中无疑少了许多风情。

几乎从她嫁给他的那一天起，他就在想着如何可以离婚。他甚至向她灌输新思想，指望她哪一天开了窍和他一起反抗包办婚姻，这样两人就皆大欢喜了。然而张幼仪不知是真的听不懂还是假装糊涂，任他口沫横飞也不为所动。徐志摩本不喜欢她，见她如此，越发心凉，他在她面前脾气很坏，可是却挑不了她的错，她总是将一切都做得完美而妥帖，让他闭嘴。

于是他索性冷战。

有一天，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突然喊一个用人拿东西，此时他又感觉背痒，就喊另一个用人抓痒，一旁的张幼仪想帮忙，徐志摩却用眼神制止了她，那是轻蔑而不屑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

古人说“至亲至疏夫妻”，形容这一对最是合宜。

结婚六年，她在他的身旁还是像初婚一样腼腆和小小的慌张，即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一共只有四个月，即使这四个月都是徐志摩的假期，不得已要回家。

他如此讨厌她，老是想要往外面蹦跶。他先是在1916年跑去天津学法学，后来又准备去国外，家里人和他谈条件，让他先为徐家留一个种，不然不放人。徐志摩乖乖答应了，这就有了前面说的儿子阿欢。照理说不管夫妻感情怎么样，男人总会对自己的长子看重的，可是徐志摩不过淡淡看了几眼阿欢，眼光中略有柔情一闪而过，便匆匆打点行装绝尘而去了。

徐志摩到了美国后，先是进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十个月后拿到学位，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

在外国这段时间，徐志摩时常也给家里写写信什么的，毕竟，他留学是仗着家中财力雄厚，又不是考的官费，自然要经常向金主汇报一下学业或见闻什么的。他偶尔会问一下孩子的情况，绝口不提张幼仪。

可是有一天，徐志摩忽然来信说希望张幼仪去国外陪读。

这个破天荒的温柔建议不但让她受宠若惊，二老也欢喜得很，以为儿子年纪大了终于懂事了，这下子小夫妻两个一定和和美美的。

她患得患失却始终甜蜜喜悦，一向冷漠的丈夫居然主动让她去国外陪读，这是她自结婚以来得到的唯一一次的示爱。在海上飘荡三周之后，她终于来到美国。

二

轮船靠岸后，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徐志摩，顿时凉了半截，“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徐志摩带着张幼仪买了洋装丝袜，弄了一副西洋派头，然后两人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那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她在他的眼中，始终是个土包子。而有一天，他们坐飞机从法国去英国，张幼仪高度紧张，开始呕吐，徐志摩再次呵斥她不过是个土包子，随后不久徐自己也呕吐起来，她乐极，反唇相讥：“我看你也不过是个乡下土包子。”哼，比比谁更土。

他们住在沙士顿，偶尔出门遇到熟人，他从来不向同学做介绍，甚至故意跟别人说英语，完全当她隐形人；任何时候张幼仪一开口，他都是一脸的鄙夷和不屑；在家里只有夫妻俩时，更是沉闷如哑巴。

张幼仪晚年曾经描述过那段生活：“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也许经济条件不许可，也许家里烧的中国菜到底对口味一些，徐志摩每天还回到家里吃饭，可是，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

这完全就是冷暴力了。

张幼仪此时已经意识到他在外面有女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无论他出去见谁，都不许张幼仪开口询问。白天常常有邮差来送信，那时她还看不懂英文，虽然伤心又惊疑不定，也只得自己安慰自己。她想，既然写的都是英文，那么一定是个洋女人，洋女人可不会做人家二房的。我为他生过儿子又服侍他父母，总归是他的原配夫人。

从这时起，她就在不断妥协，只求保住原配夫人这个名号，其他的她都可以忍，一忍再忍。

徐志摩费尽心机要摆脱张幼仪，他的朋友甚至想出让金岳霖做替补来吸引张幼仪的点子。饭桌上说这番话时，刚好被坐在屏风另一侧的金岳霖听到，他噔噔噔走将出来，也不说话，把这群狐朋狗友吓了一跳。

徐曾说：“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我想，他一定是讨厌张幼仪到了顶点，因为他讨厌她的身体，不要说丈夫的体恤关怀，哪怕就身为人类这一共同身份，也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绝情。

当举目无亲的妻子，惴惴不安地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徐志摩眼皮都不抬，只说：“赶紧打掉。”甚至怎么打，在哪打都没有兴趣过问。她又惶然地说了一句，“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丈夫冷漠依旧，“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没多久，徐志摩玩起了失踪。“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她在书中回忆着当时的情形，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仍然历历在目。

十几天之后，徐志摩托了一个叫黄子美的人来敲门，他的任务是找张幼仪来要一个答案，“你愿不愿意只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他一直想离婚，他一直不要她，却打算让他留在徐家做牛做马，一个怎样自私的男人才想得出这样的点子？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什么样的条件下，法律才允许双方离婚。

当时中国的《民律》规定：两人离婚，要么双方自愿，要么其中一方满足重婚，失踪超三年以上或者有不轨行为；男方未满三十，女方未满二十五得由双方父母同意才能离婚。

除非张幼仪自愿放弃，否则两人是决计离不了婚的，而且他媳妇在老家还有二老帮着，徐志摩就更不好下手了，弄到国外，离婚始终比较方便些。

虽然他要她打胎，但是她仍然忍痛生下了二儿子彼得。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但母亲孕育他的时候太痛苦了，使他不足以承受人间的重荷。徐志摩约她在一个朋友家里见面，张幼仪说，“你要离婚，等禀告父母批准才办。”徐志摩却用狠硬的态度说，“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你一定要现在签字！”张幼仪知道无可挽回，只有含泪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其时孩子出生还不到一个月，而她终于知道丈夫的女朋友是谁。签完字她对他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徐志摩欢天喜地，此时又想起张幼仪刚给自己生了个孩子，觉得自己赏脸看一下孩子也好。于是他果然去看了一眼孩子，居然也赞了一声好。然后什么后话也没有，对张幼仪、大儿子、二儿子的生活没有任何安排，又兴冲冲地去见他的女神了。

虽然是在国外离的婚，但国内也发了通告，发表在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增刊“离婚号”上，“我们已经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欢欢喜喜地同时解除婚约”，“现在含笑来报告你们这可喜的消息”，“解除辱没人格的婚姻，是逃灵魂的命”。

这位生性浪漫的诗人居然为那以泪洗面的女子这样写道。“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大凡诗人，即使不是神经症人格，也大都有装疯卖傻的毛病，徐志摩这是在演戏了。他明知张幼仪深爱他，只有在一个深爱自己的女子面前，他才可以如此冷酷无情，毫不顾惜夫妻的情分，千般做作却有恃无恐。

徐志摩的风流一直为当时的人诟病，认为他有一种拈花惹草的特殊体质。总之，徐诗人一直过得相当充实。关于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的细节，除了张幼仪在自传中说得相当详细之外，徐志摩也在自己的文章中提过。我上初二时就买过他的文集，里面谈到彼得，说那是一个很美的孩子，没多久就去了天国，好像在说一个洋娃娃的故事。他称呼张幼仪为“张幼仪女士”，也不是生疏、也不是客套，他是想细心营造某种错觉给读者，看，“这个女人我根本就不怎么认识，非要出现在这里让我不得不提一下她的名字。”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张幼仪女士”居然是他的妻子，而那个美得像天使一样的男孩，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却不过远远看了一眼，好像还是隔着窗玻璃的。从此以后，我对诗人的抒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三

“我一直把我的一生看作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当徐志摩冲破了婚姻的枷锁，开始更加放肆地飞花逐浪之后，张幼仪也开始了自己的蜕变。

曾经，她打算为一个男人而改变自己，而现在她终于为自己而改变。她一边抚养儿子彼得，一边进了德国菲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继续她十七岁时中断的梦想。她可不是玩票而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后来甚至获得了菲斯塔洛齐学院的硕士学位。

徐家对她有愧，老爷子寄的生活费还算宽裕，但她要念书其实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的。有一段时间，徐家张罗着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把寄钱的事儿给忘了。她算好日子，一边写信提醒，一边把剩下的钱和土豆分成十份，土豆刚吃完，钱也到了。

她真的很有管理才能，在横遭大祸之际仍能镇定心神，妥善规划自己的余生，不要说放在那个时代，就是现在，能做到她这样的，也是绝对的稀有物种。

1925年，他们三岁的儿子彼得得了腹膜炎不幸早逝，张幼仪让徐志摩陪她喝咖啡，看歌剧《茶花女》，看萧伯纳的《Joan Dare》。在最心痛的时刻，她仍然希望前夫陪在她身边。

可是，徐志摩却在给小曼的信里，大发牢骚，“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是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成了无趣的难关。”其实这时候无论徐志摩如何做作她也不怎么在乎了，可是爱子的夭折让她必须做出相应的对策。此刻在她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德国继续求学；二是回娘家开始新生活。她的羽翼已丰，可以翱翔更广阔的天空。

回国后，她一直在上海居住，还成了东吴大学讲教育学和德国文学的教授，此时她四哥的事业风生水起，就想要提携一下自己的妹妹，支持张幼仪进入银行系统工作。徐家见张幼仪不回来，也不好说啥，就将一套上海的房产送给了她。此时，张幼仪的身份是徐家的干女儿，她有空会回徐家照顾二老看望儿子。二老把最靠近他们卧室的另一间房专门留给她，可想而知家里的长辈仍然喜欢她的稳重大方，而不喜欢陆小曼那一副交际花的轻浮做派，后来公婆还在她面前大吐苦水，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听。

1931年徐母病重，徐申如坚持要张幼仪出面主持家政，张幼仪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合适，要求必须徐志摩打电话，她才能去。接了徐志摩的电话，她去了，里里外外，井井有条，一直侍候到徐母去世，操办完丧事。

而徐志摩此时的正牌妻子陆小曼却被拒之门外，只能住在一家小旅社里。徐志摩为此愤愤不平，写信给小曼，“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次拒绝你，便是间接离绝我，我们非得出这口气。”这语气如此幼稚，像一个结过两次婚的男人吗？徐志摩的作品读之无味，就是因为他没有成长的余裕。二十多岁写的诗歌，只要有些美丽的意象、丰沛的感情稍润色就很不错，但他直到三十多岁仍然如此，没有任何理性的反思和探索，其思想境界也就无法上升到更高的维度。他所有的信笺几乎都是这种任性的语气，一言以蔽之，无担当。徐诗人一生追求美，却无法真正理解人性，所以他始终是浅薄的，像低配版王尔德。

此刻的张幼仪，仍然是一个出色的大家族儿媳，而同时，她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了。请注意，张幼仪的觉醒，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走来的，是旧式婚姻遭遇瓦解后痛彻心扉的自我觉醒。打个比喻，就像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原本是个相当放浪形骸的人，而一旦开悟，就比一般的教徒更能舍弃肉身的情欲。其实五四以来许多耳熟能详的所谓新女性，仔细看看她们的生平，根本无所谓新，不过是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老酒装了新壶而已。

现在位于上海南京东路四百八十号二楼的上海工商银行黄埔支行，在1955年以前，叫作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正是张幼仪叱咤风云、施展才华的地方。她把自己的办公桌安置在大堂最后的角落，为的是观察、监控所有职员。身为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她每天上午九点准时上班，从不迟到。

“有主见、有主张、且相当主动”的“三主”女强人，以她铁娘子似的勤勉和严格再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就在金融界风生水起，大获成功。

她还创立了云裳服装公司，估计取“云想衣裳花想容”之意。那时候上海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摩登都市，其风头之劲，盖过东京香港，小姐太太们是很愿意为服装花钱的。她开的这家服装公司，采用别致的立体剪裁法，一改正式服装扁平的状貌，当时就引起过轰动。一位丈夫眼中的“土包子”，居然大有引领时尚圈的势头，这样的吐气扬眉，确实是憋了一口长气的。她曾说，只要给她时间，她愿意改变的呀，饱学之士也好，摩登女郎也好，她都愿意为他改变。他不给她机会，然而她独自一人，仍然化茧成蝶，这姿态实在太过美好。开业那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双双到场祝贺，而且徐志摩还入了股，陆小曼后来也拉了好姐妹唐瑛来捧场。当时在上流交际圈素有“南唐北陆”之称，作为民国时代知名度最高，最为花边小报喜爱的名媛，这样一对代言人，经济效益可想而知。

没多久出了一件大事，徐志摩飞机失事。

那是1931年11月19日的事，徐志摩为了赚钱养家不得不兼了好几份职，他的薪水其实相当之高，却总是向朋友哭穷。别的不说，陆小曼太能花钱了，随时养着十几个穿着时兴衣裳的仆人，聚会不断，听戏跳舞打麻将，家中各色精致零食不断，一月可以轻轻松松地花掉五六百大洋。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之下，那是令人咋舌的奢侈。陆小曼是只花钱而不赚钱的，她一直有一个理念，利用名媛的身份出去赚钱是虚荣心太旺盛的缘故，而她没有这份虚荣心。徐志摩因此不得不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飞。为了省钱，他乘坐的是朋友提供的免费机票。张幼仪曾警告过他不能为了省钱乘坐那种毫无安全保障的免费飞机，当时徐志摩一笑置之，孰料不久飞机果然失事。当时飞机遇难，连同飞行员在内共有三人一起身亡，而这一次，他不是为了教书，而是赶往北京参加林徽因的演讲活动。

徐志摩在婚后换了一个角度看她，对她的评价居然略有改观，但那改观始终有限，说是客套也未可知。他已丧失支配她的权利，而她仍然对二老尽着一个干女儿或者说儿媳的本分，不客套两句，实在也说不过去。“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这两年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他在给陆小曼的信里夸前妻，不知陆小曼作何想法？

据徐志摩的侄儿说，其实她一直还想着复婚的，徐志摩的死，彻底打碎了她这一点点私心妄念。

其实徐志摩在飞机失事前，和陆小曼的关系已经相当糟糕，两人不但冷战，还动手，陆小曼用手中的烟枪打断了徐志摩的眼镜。不要惊讶，陆小曼是抽大烟的，这个女子和张幼仪有一种奇特的对照，张幼仪外旧内新，而她是外新内旧。不过我后来查到一段比较隐秘的故事，说是陆小曼嫁给徐志摩时，其时正怀着前夫的骨肉，她找了私人医生堕胎，不是很成功，不但此后终身不育，而且需要抽大烟缓解疼痛。这两口子的关系一直都不像他们在书信里那么腻歪。她曾经对徐志摩说：“你可别指望我像胡夫人（江东秀）一样照顾你！”徐志摩娶她回家，看来很难享受到家庭温暖。飞机失事前的那段时间，徐总在外面流浪，数夜不归，且家中的经济情况一团糟，他经常在日记里絮絮叨叨家中琐碎的开销，连买时兴果子、买眼镜的钱都写进去，他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做大衣，只能穿着破了洞的衣服上课和参加社交活动。即使徐志摩不死，他和陆小曼的关系，也断断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我相当同情徐志摩，一个男人，肯为了爱情委屈自己至此，毕竟也是绝唱，也就不要苛责了。后来见到的资料多些，才知道不是那样的。徐志摩供养陆小曼，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本来就是新式离婚第一人，许多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就连二婚时，证婚人梁启超对他的最高祝福也无非是：“我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当时这对新人就羞了个大红脸。婚后，徐志摩真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他的情诗比情书感人。

徐家一直讨厌陆小曼，而她又是间接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对她实有切齿之恨，分配财产时故意忽略她。而陆小曼原本性格憨直，也并没有什么心机，只觉得志摩已死，万事皆休，属于自己的财产，也没打算去争取。张幼仪以干女儿的身份继承了一份家产，回过头来，再接济生活拮据的陆小曼。

另外不得不多提一句，陆小曼接到徐志摩的死讯时，几欲晕厥，后来拒绝承认事实，将报信的人赶走。此时仍然是张幼仪出面，处理各种琐事。入殓时，陆小曼想让徐志摩穿西服，而她坚持让徐志摩穿中式长衫，后来陆小曼也只得由她。

一年之中，徐母和徐志摩的丧事，都是她一手料理，永远得体而妥帖，没有让人说闲话的余地。

“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多年以后她如是说。

本文摘自《因孤独而闪闪发光》，岳越 著，现代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