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的人生（一）：我从母亲腹中就开始跳舞了

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一个孩子的性格就已经成形了。在我出生前，我母亲精神上极度痛苦，处境悲惨。除了冰牡蛎和冰香槟，她无法进食其他东西。如果有人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我会回答：“在我母亲的腹中就开始了，也许是冰牡蛎和冰香槟的作用——这些都是属于阿佛洛狄忒的食物。”阿佛洛狄忒雕像，现藏卢浮宫，图源wikipedia

我母亲那时承受着如此痛苦的折磨，以至于她经常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不太正常。”她预计那是一个怪胎。而事实上，从我出生的那刻起，我就开始猛烈地晃动我的胳膊和大腿，让母亲不得不喊出：“你看，我没说错，这个孩子多么疯癫！”后来，当我穿着娃娃装，被放在桌子中央时，会跟着播放的任何音乐跳舞，这给全家人和所有朋友带来了欢乐。

我此生最早的记忆是从一场大火开始的。我记得自己被从楼上的窗户里扔出，落在了一个警察的怀里。当时我只有两三岁大，但是在充满尖叫和火焰的混乱中，我竟然清晰地感到一种舒适的感觉，在警察怀里的安全感，我的小胳膊绕着他的脖子。他大概是个爱尔兰人。

我听到母亲疯狂地叫喊：“我的儿子们，我的儿子们。”我看到她被拥挤的人群阻拦，无法进入着火的楼房里，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被困在里面，结果发现两个男孩早已坐在了酒吧的地板上。母亲给他们穿上了鞋袜，我们一起坐上马车，后来一起坐在柜台前喝热巧克力。

我出生在海边，并且觉察到自己一生所有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海边。我对于舞蹈，对于动作的最初感悟都来自于海浪的节奏。我出生的日子属于阿佛洛狄忒所掌管的星座，阿佛洛狄忒也是出生在海上的。当阿佛洛狄忒所掌管的星星上升时，我就万事顺利。这一时期，我生活平顺，富有创造力。而当这颗星星下落的时候，总有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现如今，占星术也许已不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王朝时期那样受人重视，但我们的心理状态一定受到了星星的影响。如果父母懂得占星术，他们可以研究星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丽的孩子。

我也相信，一个出生在海边的孩子和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的人生会大相径庭。大海总是吸引着我，而当身处山中时，我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我渴望飞离那里。山让我觉得自己是大地的囚犯。从山顶俯瞰，我从没有像普通游客般欣赏景色的心情，而是一心想着跃过丛山，逃离大山。我的生命和我的艺术都是源于大海的。

值得庆幸的是，小时候，我们的母亲很穷，请不起仆人或者家庭教师来管她的孩子们。这使得我可以不受管束地生活，使得我能够尽情地表露孩子的天性，并且终身保有一颗童心。我母亲是一个音乐家，靠教授音乐谋生。当她去学生家里授课时，通常整个白天不在家，很晚才会回家。母亲授课时，我只要逃出学校，就获得了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海边闲逛。每每看到那些被仆人或是家庭教师照看着的孩子，那些被悉心照顾、精心打扮的孩子，我总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可怜。生活对于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我的母亲太忙了，她没有空闲去思考是否会有危险降临到她的孩子们身上，因此我和我的两个哥哥才能自由享受我们的游荡生活，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危险，如果母亲知道这些，一定会急得发疯。幸运的是，她一无所知。这对于我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我日后舞蹈创作的灵感正源自于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种灵感不是别的，就是对自由的表达。我从来没有受制于无休止的“你不可以”，在我看来，那对孩子的生活而言简直是一场不幸。

刚满五岁，我就上了公立学校。我想母亲谎报了我的年龄，她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安顿我。我相信一个人长大后所做的事情在他的婴儿期就开始成形了，我早已是一个舞蹈家和一个革命者了。我的母亲受洗、成长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她发现我的父亲不如她想象中那么完美前，她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离婚，离开了父亲， 带着四个孩子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从那时起，她坚决抛弃了天主教的信仰，成了一个明确的无神论者。她成了鲍伯·英格索尔的追随者， 经常读他的作品给我们听。

在一些事情上，她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切感伤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为我们揭开了圣诞老人的秘密。于是， 圣诞节时，学校的老师一边分发糖果和糕点一边说：“看，孩子们，圣诞老人给你们带什么来了？”我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不信，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老师被激怒了，说：“糖果只给那些相信圣诞老人的女孩子。”“那我不要你的糖果。”我说。老师不明智地发脾气了。为了惩罚我，也为了警告别的学生，她命令我坐到教室前面的地上。我走上前，转身面向全班同学，发表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精彩演讲。“我不相信这些谎言，” 我喊道，“我母亲告诉我，她太穷了， 扮不起圣诞老人，只有有钱的母亲才能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

听了这些，老师一把抓住我，拼命想把我按坐到地上，但我挺直双腿抓住她，脚后跟不停地击打地板。她无法让我坐在地板上，于是就罚我站在角落里。虽然站在角落里，我依然转过脑袋，大喊：“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圣诞老人！”最后，她不得不把我送回家去。回家的路上，我还是一路喊着：“没有圣诞老人！”没有糖果吃，因为说真话而受惩罚，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我无法释怀。 当我向我的母亲复述这件事时，我问道：“这不是对的吗？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有吗？” 母亲回答说：“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心灵才能帮你。”那个夜晚，我坐在妈妈身旁的地毯上，听她读鲍勃·英格索尔的讲演。

对我来说，在学校接受普通教育毫无意义。在班上，我有时候被认为是绝顶聪明，名列前茅；有时候又被认为笨得无药可救，落在班级的最后。这全靠记忆这个小伎俩，全看我是否花功夫去记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但是我根本想不出这种记忆有任何意义。无论我名列前茅还是名落孙山，对我而言，上课都是一件无趣的事情。我看着钟的指针，直到它指向三点，那个时候，我们就自由了。我受到的真正教育是从晚上开始的，我的母亲为我们演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音乐，为我们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和彭斯的诗歌。这时光对我们来说是心醉神迷的。我的母亲会背诵大部分诗。我也模仿着她。六岁时，在学校的一个庆祝会上，我当众朗诵了威廉·莱托的《安东尼致克丽奥佩脱拉》，震惊全场：

我要死了，埃及啊，我要死了！

猩红色的生命之潮就要退去。

还有一次，老师要每个人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我是这样写的：

五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第二十三街一幢小房子里。因为付不起房租，我们住不下去，搬到了第十七街。没多久，又因为缺钱而被房东赶走，我们搬到了第二十二街。在那里，我们依旧住不安宁，又搬到第十街。这样的经历继续着，无止境的搬迁。

当我在学校起立朗读这篇文章时，老师非常生气。她认为我是在开一个蹩脚的玩笑。我被送到了校长室，校长叫来了我母亲。当可怜的母亲读着我写的文章时，她忍不住哭了，向学校声明说，这完全是真的。那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希望学校能有所改变。记忆中，公立学校对孩子们的教育是残忍的，学校不理解孩子。我依然记得饿着肚子在硬硬的凳子上罚坐，冰冷的双脚浸在湿透的鞋子里的悲惨经历。在我的脑海里，老师的形象是一只不通人性的怪物，总是折磨我们， 而孩子还不能把自己受到的委屈说出来。

我从不记得由于家庭贫困所受的苦难，因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学校的痛苦经历却让我记忆犹新。公立学校的教育体系对于一个骄傲而敏感的孩子来说，就像蹲监狱一样让人有羞辱感。我总是在反抗它。六岁时的一天，我母亲回家，看到我召集了六个还没有学会走路的邻居家的婴孩，让他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舞手臂。母亲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她，这是我的舞蹈学校。她觉得很有趣，坐到钢琴前，开始为我伴奏。后来，舞蹈学校一直办了下去， 并大受欢迎。邻近的女孩子都来了，她们的父母还付我一点学费。这就是日后我谋生职业的开端。十岁时，我的舞蹈班规模扩大了，因此我对母亲说，我不需要再上学了。上学只是浪费时间，还不如留在家里挣钱，而且目前挣钱更重要。我高高盘起我的头发说，我已经十六岁了。后来，由我祖母带大的我的姐姐伊丽莎白也前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加入了教学的行列。当时，我们的舞蹈课大受欢迎，我们在很多旧金山的富人家中教学。

（本文选自伊莎多拉·邓肯《我的人生》，蔡海燕 凌喆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