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颜真卿其人其字，真的不合时宜了吗

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特展前天刚刚落幕，这也引发了许多人对颜真卿其人其书的热议与再认识。尤其是对颜真卿《祭侄文稿》的钦慕与关注。颜真卿究竟有何魅力？颜真卿书法在当下究竟怎样的地位？如何看待颜真卿的书法艺术？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颜真卿的影响有渐渐缩小的趋势，颜真卿其人，颜真卿其字，似乎也有一点不合时宜了。这种变化，有社会因素，也有艺术因素，包括“兼济天下”的理想萎缩。

作者认为，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是典型的“文章发挥，书道尚矣”；而当代书法发展的当务之急，便是对颜真卿的再认识、再学习、再研究、再领悟。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习书法的。“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学习的资料依然有“文革”特色。比如，在书店买到的字帖，基本是当代书法家书写的范本，所书写的文辞要么是毛泽东诗词、鲁迅诗选、样板戏唱词等等，文化信息狭窄、单一。进入八十年代，传统字帖开始发行，在新华书店的柜台上，能看到不同书体的单行本出售，几毛钱一本，很便宜。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买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临习。为什么要学习颜真卿呢，老师的教诲一针见血。他说，颜真卿是忠臣，是为国家牺牲的，人格伟岸、书艺高超；我们学习书法，既要学习他的字，更要学习他的为人。

其实，对颜真卿的判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维特征。对文艺作品，我们向来强调载道、说教。我们理解的文艺作品的功能是教育群众、引导读者，是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的传声筒。在这样的思维层面上，我们对赵孟頫、董其昌、张瑞图、徐渭等人的书法作品一直保持警惕，认为他们的为人有问题，不主张临习他们的书法作品。

在文学界、书法界，因人废作品，因人低估艺术成就的事情比比皆是。原因很简单，我们对道德教化看得非常重，政治体制规范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和行为，一旦越界，也会遭到讨伐。今天看来，那些被低估和矮化的书法家也是有冤屈的。

不过，对颜真卿的判断从来没有改变，对他的为人与艺术，我们也一直崇敬、崇拜。他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强大的艺术震撼力，所透露出来的人文信息，永远是中国文化天空中的一道光芒。

八十年代，学书要学颜真卿，是一种共识。在竞技书法的选拔与评选中，颜体书法作品是一道亮点。从楷书到行草，颜真卿的悲壮、厚重，颜真卿的奔放、痛苦，与彼时的书法创作和书法审美浑然一体。

从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颜真卿的影响有渐渐缩小的趋势，书法学习，不再把颜真卿的楷书放在首位，书法创作，颜真卿风格的楷书很难入选重要展览。一句话，颜真卿其人，颜真卿其字，有一点不合时宜了。

这种变化，有社会因素，也有艺术因素。先说社会因素。大张旗鼓的市场经济和激情四溢的消费思潮，让我们“兼济天下”的理想萎缩，觉得“修齐治平”是别人的事情，对于书法家而言，无需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写字、卖字才是立身之本。另外，权力腐败问题是精神枷锁，紧紧困扰着我们。在任何东西都可以出售，当钱什么都能够买到的时候，理想崩溃了，希望渺茫了，颜真卿的奋不顾身、大公无私，被看成愚昧和木讷。当社会对悲剧美学丧失了感知的能力，当我们对牺牲、奉献、责任不再敬畏的时候，自然对娱乐性、市场性，对权力中心主义和无节制的消费无比迷恋。这时候，颜真卿的形象和书法，就会在人们的心中淡化。

娱乐性、市场性，几乎绑架了书坛。在颜真卿书风被忽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书坛是妖魔鬼怪横行的书坛。把严肃的书写，进一步娱乐化，从书写行为的变态，到笔法墨法的极具夸张，从书写严肃的诗文，到抄录劝导升官发财的迷信语词，从书香袅袅的书斋，到大庭广众下的杂耍，无不展露着书坛的浅陋和可怜。

我参加过若干次书法评选，我看到许多书写《心经》的来稿。不同书体书写的来稿，引起我的警觉。于是，我做过不太规范的调查，闲谈、采访，会问及书法家们了解《心经》的程度。一类人张口吟诵，其架势颇有居士的虔诚；另一类人仅仅知道《心经》是佛经，至于经卷的奥义语焉不详；还有一类人是看到其他人写《心经》，自己就跟着写。理由是，人人都在写《心经》，就证明《心经》没有政治与文化问题，还证明《心经》有市场。

市场是最大的诱惑，劝导升官发财的语词有卖相，于是，手中的笔被欲望左右，书法家成了卖字的商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价值理念被遗忘和颠覆。

再谈一谈艺术因素。书法审美观念的变化属于哲学范畴，对颜真卿书法的短时间淡漠可以理解。寻求变化和超越，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否定经典。固化的经典，固然存在固定的模式与魅力，而变化与超越就是对固化的模式与魅力的打破。当新的书法资源不断出现，新材料所蕴含的新气象，会引起书法家求新求变的兴趣。因此，他们会在秦简、墓志，以及民间书刻中找寻新的语言样式和新的书写体验。这符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

我谈到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书法发展所经历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业再出发，我们需要更为理性地认识书法，重新发现书法。《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回望跌宕起伏的2018年，也有许多的不容易。英国在试水‘硬脱欧’，美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挥起了大棒；行走在灰黑地带的p2p大面积暴雷，伪劣疫苗引爆众怒自取其咎；一些著名人物像燃尽的恒星一样独自带走了他们的时代，而公交车上发生的事件则告诉我们，大家同在一辆疾驰的车上，谁也不是旁观者，谁也无法置身事外。”看完这段话，我想起了颜真卿。在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节点上，颜真卿是一道闪电，又一次让我们清醒。颜真卿雅重行实、波澜壮阔的书风，会疗治我们的萎靡、自私、胆怯、卑微。

从17岁开始临习《勤礼碑》，到今天，还在临习《争座位》、《祭侄稿》。在点点滴滴、生辣、坦荡的书写中，我依然认为颜真卿的笔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我曾在一篇名为《看字》的散文中写道：“最近，屡屡往山西永济访古，在蒲州古城遗址，仿佛看见了颜真卿挥泪书写《祭侄稿》的场景。唐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历史著名的‘安史之乱’，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率军抗击。一场战争，颜真卿的哥哥、侄儿战死沙场。战争结束后，颜真卿任蒲州刺史，在这里写下了《祭侄稿》，祭奠牺牲的颜季明，也为书法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我写颜体楷书，对他的行书依然沉迷。从青年时代始临《祭侄稿》，一直临到今天。总觉得《祭侄稿》中的字，也像人一样有激动的情感、不屈的气质、顽强的品德。即使是重重的涂痕，也有生命的张力。我是因尧君素、李世民、颜真卿而来蒲州凭吊的。历史中的蒲州破碎于50年前，我所看到的蒲州，已经不是尧君素、李世民、颜真卿的蒲州，而是荒野，是废墟，是我们的先人建功立业的地方。我激动地爬上古城废墟的最高处，看到巍峨的中条山，依稀见到栖岩寺的古塔，听到了黄河的波涛。蒲州城一片荒芜，李世民的拟旨处，颜真卿书写《祭侄稿》的刺史官邸，一一化为时间的碎片，只能在想象中猜想它的繁华与炽热了。”

真正意义的书法创作，与民族大义和国家情怀须臾不能分离。我们要求书法作品，能够表现发人深省的重大题材，感知悲剧力量带给我们的生命动力。

颜真卿的楷书作品《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也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作品，其历史内涵与艺术魅力，对当下书法创作会有启示。

河南睢阳的“八关斋会”是历史事件，也是文化事件。“安史之乱”的重要角色史思明，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田神功，得知史思明谋反，怒火中烧。在叛将南德信、刘从谏围攻睢阳时，怒杀南、刘，解除睢阳之危，并率军归顺朝廷。宝应元年，叛军再犯睢阳，田神功领兵平叛，再度解睢阳之危。唐大历七年四月，田神功患病，睢阳人向官府建议，举办八关斋会，为田神功祈福。宋州刺史徐向接纳了这个建议，出俸钱在开元寺设八关斋会。农历五月初八，在开元寺（也就是现在的八关斋 ）内设八关斋会，邀请1000名僧人前往诵经念佛。随后，州县官吏长史等文官设1500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等武官设500人为一会；地方士绅设5000人为一会。一时间，佛饭香供摆满郊野，经声佛事昼夜不息，善男信女八方云集。为记载这次活动，州郡长官又从千里之外请来当朝重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 ，由他撰文并亲笔书写。颜真卿接到邀请，亲赴睢阳，激情、理性并举，文章、书法颉颃，撰写、书写了近千字的《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可谓文书俱佳，文墨兼优。

颜真卿的《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有现实意义。对忠臣良相的称颂，对贪官污吏的指斥，在颜真卿的书写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张怀瓘《书议》一文中，对书法与文辞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定位，张怀瓘说：“昔仲尼修《书》，始自尧舜。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

“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先文而后墨”，张怀瓘看到了书法的根本。张怀瓘将书法和文字连在一起，来论述它的价值。先王、先贤的思想依靠文字传播，所以文字之功用自然首当其要，文字显现它的功能依靠书写，也就是书法，所以书法的价值直接显现先王的功业。

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是典型的“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当代书法发展，需要在“文章发挥，书道尚矣”中找寻突破口，因此，对颜真卿的再认识、再学习、再研究、再领悟，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