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问题”中的经济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超的专著《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研究（1949—1990）》（下文简称《经济政策》）于2024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学界热烈讨论，反响较大。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书做简要介绍并予以评价，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问题”对整个德国来说是指“战胜国签订对德和约、结束对德国的占领状态、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吴友法：《“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406页）。“德国问题”是德国史、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领域中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从国别史的角度来看，一部德国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分裂与统一的历史。近两百年来，德国尽管历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起伏转折，但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始终萦绕在德国人心头，这个民族既曾通过战争手段、又曾通过和平手段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它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和统一方略两次成功地构建起民族国家，是每位德国史家孜孜不倦寻求解答的问题。从国际关系史或冷战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两个德国是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阵地，“德国问题”的形成、发展与解决呈现了东西方冷战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它既是侦测冷战的“晴雨表”，又是冷战的“加速器”和“缓冲器”。对战后“德国问题”的讨论可以加深对人类历史上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形态——“冷战”的本质理解。

围绕着战后的“德国问题”，国内外学界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的著述。这些研究既有面的研究，也有点的研究，如国际史学界几本较为权威的著述——蒂姆·阿什的《以欧洲之名：德国与分裂的大陆》、维尔讷·魏登菲尔德的《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1989—1990年决定性岁月》、菲利普·泽立科和康多莉扎·赖斯的《德国统一与欧洲重组：治国艺术研究》等，国内史学界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丁建弘等人的《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1945—1990》、邓红英的《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周弘等的《德国统一的外交》等。这些研究偏重从政治、外交等“显性”因素解释德国重新实现统一的动因和过程，而对奠定高阶政治基石的“隐性”经济基础的考察显得较为薄弱。国际史学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讨论两德经济关系的著作，但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两德的经济关系及其单纯的经济影响，至多零散地讨论不同时期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背后的阶段性政治意图，缺乏对该政策的系统性梳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战略研判。

为了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经济政策》一书开创性地系统梳理了1949—1990年间历届联邦德国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在深度还原政策决策和实践过程的基础上，又尤为注重阐释政策形成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对两德政治关系带来的实质影响，这种系统化、联动化的视角不但开启了国内讨论战后“德国问题”和两德统一问题的新维度，也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联邦德国在谋求德国统一过程中的整体性战略与阶段性策略，极大地拓展了学界关于战后“德国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全书以联邦德国政府作为政策的实施主体，以包含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经贸合作、金融信贷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依照历史的逻辑设立了四章主要内容。

第一章交代了战后德国分裂的历史过程和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占领区间的贸易）政治化问题，指出虽然《波茨坦协定》之相关规定以及德国内部区域贸易未能阻止德国分裂，但为日后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法理依据，并创造了有效的践行模式。第二章论述了阿登纳至基辛格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阿登纳政府受制于美苏冷战塑造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为了保障包括西柏林在内的西方安全，在经济政策上展现出既要遵循盟主美国的意志以遏制民主德国，又要在不变的统一目标下对民主德国保持经济“磁力”的矛盾性。在东西方“缓和”进程启动的背景下，艾哈德政府与基辛格政府开始逐步减少经济政策中的消极方面，转而通过加强两德经济合作促进双边关系的缓和与民间交流，来为德国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第三章阐述了勃兰特至科尔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以及两德《基础条约》的签订，联邦德国无奈地承认了民主德国存在这一事实，但仍然坚持“一个德国”原则，它试图通过持续深化两德经济合作来扩大双边合作领域，维系两德人民的民族认同。以经济纽带连接的两德关系的改善与两德共同利益的深化，使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超脱外部环境影响，解决“德国问题”的内生驱动力依然强劲。第四章分析了在东欧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联邦德国如何抓住历史机遇，采取果断措施，一改先前“以经济合作改善政治关系”的政策模式，步步为营地利用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作为杠杆，主动对民主德国的局势施加影响，最终促成德国统一。

《经济政策》一书至少具有以下几点优势和特色。第一，研究议题“切中肯綮”。历史的发展通常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战后德国的重新统一也不例外。它涉及英、法、美、苏四大国对德政策的演变，又同战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变迁息息相关，还与两个德国的特殊关系和统一立场密不可分。在诸多合力中，《经济政策》准确地抓住了塑造战后德国统一进程的一股关键力量——联邦德国。联邦德国是战后“德国问题”涉事方中唯一一股坚持德国统一政策不动摇的力量，它积极参与塑造战后德国统一进程及其走向，是考察战后“德国问题”的关键抓手。在准确挑出联邦德国这一“统一引擎”后，作者坚定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刻揭示了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维护自身稳定与发展、构建两德“特殊（经济）关系”、维系两德民众的民族认同、推动民主德国经济和政治转轨、撬动国际体系转变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及其因果联系。没有德意志人民孜孜不倦地追求国家统一这一内因，没有以强大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多元化经济杠杆，恐怕无论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中，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无法实现。

第二，研究基础“稳固扎实”。评价一本历史学著作的首要标准便是看它构建历史叙事所依据的史料。《经济政策》一书以丰富、翔实的原始文献为依托，力求“穷尽史料”。这些史料主要包括作者先后四次赴德国搜集的柏林—利希特费尔德联邦档案馆的民主德国党和群众组织基金会档案、《联邦德国政府内阁会议纪要》《联邦德国议会编年史：文件汇编》《德国统一政策文件汇编》《德国统一政策文献汇编》《联邦德国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等重要文献汇编、《联邦德国政府声明》《联德国政府公告》《联邦德国统计年鉴（1952—1990）》《前民主德国1975—1990年国际收支状况》等政府公开报告及经济统计数据、两德国内的《明镜周刊》《时代周刊》《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每日镜报》《南德意志报》《新德意志报》《商报》《经济报》等重要报纸杂志、两德重要领导人回忆录等。上述原始资料中大多数都是国内学术界首次使用，其创新价值不言而喻。此外，全书共参阅其它各类学术文献300余种，这保障了它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第三，研究框架“形神兼备”。《经济政策》一书的主要任务是梳理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其基础性价值在于归纳该政策在各个阶段的实践及其特征。因而，作者在主线设计上意图明确——按照历时性的动态观点，详细阐述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从五六十年代的“既合作又限制”到七八十年代的“以合作促缓和”，再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以经援促统一”的演变过程。在还原历史事实之外，作者在每一章节都尤为重视揭示政策特征变化的原因，并总结经济政策与德国统一之间的联系。对该政策阶段性演变的归纳有助于阐明全书的中心议题——什么样的经济方略促成了德国统一。例如，阿登纳政府的政策为德国统一提供了法理依据和实践路径，建立了两德间存在的唯一联系；艾哈德政府与基辛格政府的政策为两德间扩大接触奠定了基础；勃兰特政府、施密特政府以及科尔政府的政策进一步推进了两德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维系了来之不易的民族认同；东欧剧变期间科尔政府的政策还使内外交困的民主德国最终倒向联邦德国，并实现和平统一。各章结论都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全书的中心论点，即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是其和平统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纽带”作用和“杠杆”作用。

第四，研究视角“客观合理”。有关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以往研究要么关注国际层面的“外因”，要么关注两德层面的“内因”。《经济政策》的研究视角虽然主要集中在“内因”层面，但并没有陷入“内因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该书准确地把握住一个客观事实——促成两德统一的内外两股力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作者在阐述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演变的原因时，既照顾到冷战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政策实践产生的重要影响（如在每章的开篇先交代东西方关系的状况及其对联邦德国统一政策活动空间的影响）；又重视分析联邦德国主要政党的统一政策理念及其碰撞（如着重讨论了社民党与联盟党在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上的差异与协调）；还注意考察民主德国对该政策的反应（如详细讨论了民主德国的划界政策以及民主德国经济对联邦德国的依赖性）。对美苏冷战—两德互动—联邦德国政府三重视角的共同关照，使得该书能够在聚焦内因的基础之上，综合考察影响内因的其他诸多客观因素，最终得以客观把握复杂的德国统一进程，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当然，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做到尽善尽美，以下谈谈笔者对该书的一些思考与浅见。第一，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虽然深受联邦德国主要政党的影响，但也与这些政治力量背后的阶级基础与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在注重考察政党政策和政党博弈的同时，可进一步挖掘联邦德国的资本集团、私营企业、中央银行以及社会力量扮演的角色。第二，除了美苏冷战、两德互动、联邦德国政府这三重视角外，欧洲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并对该政策的嬗变产生何种影响？两德经济关系反过来对欧洲一体化、甚至是更大的东西方经贸关系与技术扩散有无影响？第三，作者针对性地总结出了联邦德国实现德国统一的经济方略和历史经验，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出历史哲学的阐释范式及与之相匹配的学理话语，相信可以为世界上尚未实现统一的国家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性原则。

总体而言，《经济政策》一书以扎实厚重的原始史料为基础，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严谨地论述了二战后联邦德国在谋求德国统一过程中的经济方略。作者通过对二战后德国的分裂背景进行铺垫，巧妙地构造了二战后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嬗变的解释框架——国际政治环境、联邦德国主要政党的统一政策理念、联邦德国在两德经济关系中的主动地位。该书在准确刻画战后“德国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勾勒出了德意志民族实现国家再次统一的路径，彰显了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历史的学术创新和现实关怀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