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科技保护开拓者李最雄：路途多荆棘，不挫精气神

中新网兰州2月19日消息，二十世纪中期，敦煌研究院管辖的石窟保护均要请一些国内外专家帮助解决文物病害问题，而近十年，他们不仅自给自足，还开始向全国甚至全球输送保护人才。尤其是由李最雄起步发展至今“现代科技＋传统材料”的保护技术，在保护好敦煌莫高窟的基础上，发展到对多处石窟、壁画和土遗址的保护。

李最雄生于1941年，历任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等职，从事石窟壁画及土建筑遗址保护的教学、研究及工程管理工作55年，长期坚持在文物保护一线工作，主持完成了40余项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内外合作项目，是当之无愧敦煌石窟科技保护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探索之路多荆棘，有心之人肯登攀

“敦煌干燥，雨水甚少，为什么盛唐洞窟中的壁画会变色？”李最雄78岁时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回忆起许多年前的事儿说，当时许多人认为是阳光强烈照射和干燥所致。“但是，在洞窟里，不拿手电筒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呀！”历经大量的科学试验和反复论证，最终得出影响壁画褪色变色与二氧化碳、光照、温度、湿度以及风力等环境因素影响有关，而湿度是致使铅丹变色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种对科学较真的精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由于意识到敦煌保护人才力量薄弱的境况，招揽人才，李最雄毛遂自荐，被段院长调入敦煌研究院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以来，建立了敦煌莫高窟新的保护研究所，改变了原来只有两排平房实验室的格局。由原来的不到十人的队伍发展成为几十人的专业团队，人才梯队逐步建成，并打开大门，开始了与国内外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行“走进来，送出去”人才交流模式，共同研究，攻关石窟与壁画保护的科学难题，开启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新的一页。

而在此之前的20多年间，李最雄曾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面对我国西北地区砂岩石窟文物严重风化的现状，经过十多年的现场勘查和室内反复实验，找到了砂岩石窟风化的病根，从近十种无机胶结材料和十多种模数的硅酸钾中筛选出模数3.80～4.00的硅酸钾（简称PS）进行加固，可达到缓解“病症”的效果。PS的研制成功是丝绸之路砂砾岩石窟保护加固的一个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一时期经他研究揭示的秦安大地湾仰韶时期房屋地面中的世界最早的“混凝土”，其研究成果在《SCIENTIFICAMERICAN（日本版）》发表时也曾轰动一时。

我国西北古丝绸之路遗存下数百处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遗址和以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长城为代表的土建筑遗址，是优秀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千百年来，受强烈风、雨及地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多数古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有些正遭受灭顶之灾，其抢救保护是当时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但古遗址赋存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具有不可再造性，古遗址的保护加固必须遵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因此，古遗址的保护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李最雄带领团队在砂砾岩石窟加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PS扩大应用于土遗址的保护加固中，通过大量现场试验和工程实践，研发了一系列适应于石窟、土遗址及空鼓壁画的加固工艺方法。30年来的实践证明，PS材料能满足古遗址保护的特殊要求，是国内首创成功的加固材料。

再以布达拉宫壁画的修复为例来说，空鼓病害是布达拉宫，也是西藏寺院普遍存在且对壁画破坏最严重的病害。由于西藏寺院的环境及壁画制作材料完全不同于石窟和内地的殿堂壁画，是极具挑战性的新课题。李最雄作为项目总负责，在环境监测、病害调查、壁画制作材料分析及病害机理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西藏寺院空鼓壁画特点，通过室内模拟实验与现场试验，首次研发出以PS为主剂空鼓壁画灌浆材料，采用灌浆回贴的加固技术成功抢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近6000余平方米壁画，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如今，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推广应用于大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包括石窟保护、古代壁画保护、土遗址保护等多个方面，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关键科技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态度严谨且执着：面对失败，精气神儿不能被挫败

在同事们眼里，李最雄先生勤奋执着，做一件事总是坚持不懈。“文物保护是探索性工作，很多时候会出现不满意的试验结果，但是从来没看到他因为失败而挫败，而是持续做、反复做，直到试验结果满意为止，非常执着。”敦煌研究院保护所所长苏伯民这样说。

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难度非常大，许多业内者踌躇不前，然而在李最雄眼里“难了，更具有挑战性！”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谌文武告诉记者，当时已60多岁的李先生带头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跑现场，仅拿块毛巾擦擦汗。现场条件差，室内没有空调，只能用小型电风扇吹着热风，屋子里也像蒸笼一样。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是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的执行负责人，他说，交河故城项目的研究历经六年时间才结束了实验研究，转入应用。但是，实验室成熟的材料和技术不一定就适合文物保护现场，因此大量的现场试验必不可少，李先生始终坚持驻守在一线，一丝不苟的开展工作，而且即使效果不太理想时，他也从不放弃，一门心思就要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

正是在这种精气神的支撑下，李最雄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的现场试验和工程实践，研发出了一整套针对土遗址风蚀、雨蚀、开裂、坍塌等病害加固的施工工艺和技术措施。

在西藏三大重点文物布达拉宫、萨迦寺、罗布林卡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期间，李最雄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带队进行空鼓病害壁画灌浆加固及修复，2001年至2007年间18次去拉萨、萨迦及阿里等地区工作。在环境监测、病害调查、壁画制作材料分析及病害机理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西藏寺院空鼓壁画特点，通过室内模拟实验与现场试验，研发材料，抢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近6000平方米壁画。

在西藏高原大范围施工时，李先生已过花甲之年，同事们劝他少去几趟，但从来没有说服过他。由于那些年来来回回高原平原太过频繁，使得他的身体特别是心脏受损严重，返回内地后多次突然晕倒，遂进行了心脏支架植入等治疗。然而，身边的人说起权衡工作和健康的话题时，他就只是笑笑说“西藏的心事了了”。

李最雄既热爱工作，又热爱生活。苏伯民回忆起他们一起在榆林窟的工作，荒郊野岭，没有电话，白天干活儿时间过得也快，晚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时间就比较难打发了。为了给大家丰富业余生活，有出国求学经历的李老师买来音响，放着磁带，教大家跳起交谊舞。“再去榆林窟时，时常会想起那时艰苦而快乐的日子”。

同事们眼里的李先生做事井井有条，不仅把自家收拾得干净，出差住宾馆也非常“讲究”，每天早起后，总是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以至于保洁人员几乎无事可做。这种习惯，业已传承给了下一代人。

开拓敦煌石窟科技保护：提升自己 培养队伍

除了工作极为严谨之外，李最雄特别注重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并且是“软硬兼施”鼓励年轻人尽快成长，敢于放开手脚让年轻人去“一试身手”。尽管他是深居偏远内陆，但他的视野与普通人不同，总能看得更远、看得更准。1985年5月，李最雄从省城调任敦煌，不久便被安排到日本学习。“段先生给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保护的队伍。”李最雄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提出“不但要培养科技队伍，还要培养高端人才”，他给予这方面工作非常大的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1991年，李最雄获得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保存科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洋文物保护博士第一人。根据安排，李最雄返回国内后，不仅开展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找课题、找项目、找人才。新招来的人员来敦煌之后，就送出去学习。

近年的“人才大战”待遇丰厚，环境优越，但当时在莫高窟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十分艰苦，每周只有两班通勤车发往市区，工作人员可前往市区购买必须的生活用品，但是经常满员而上不了车。国外有研究者来莫高窟参访时询问“怎么洗澡？”很难想象，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大家一般不洗澡。

“当时很多人说，我调来的一些人，去日本学习后就作为‘跳板’离开了”，李最雄对此“自己压力很大”，只要发现有情绪不稳定者，就会找他们做思想工作。现在看到他们成长起来了，非常欣慰。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笑言自己当时也就是被李先生“连哄带骗，这就来了”，类似的经历，如今在本院的专家学者中还有多位。他表示，这也可以看得出，敦煌研究院对于人才的迫切追逐亦是传统的，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抢人。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年轻人来了以后“都有事可做”。

为了送更多青年学者走出国门去深造，李最雄自掏腰包50万元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基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后来慢慢地得到善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持续资助，现在该基金已累计超过400万元。

一批批人才留下了，敦煌的保护队伍搭建起来了，然而，李最雄却未能很好地尽到一位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错失了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爱。莫高窟距离兰州1200公里，妻子带着3个孩子住在兰州，他无法照顾。“到兰州来，就算是出差。幸好，妻子很理解我，承担了家庭的重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面对自己曾经的成绩和荣誉以及不为人知的体痛和遗憾，李最雄总会轻描淡写；而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提携和培养的年轻人做出成绩时，李老师总是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当听到现场出现技术难题而需要攻关时，李先生也会因寻找良方焦虑而彻夜难眠……

现在，李最雄尽管已退休回到了兰州生活，但还是继续为人才培养而贡献智慧，为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出谋划策，用他的话说是继续给年轻人“帮帮忙”。采访中，师生、同事和业界者都相信，李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事业会越来越辉煌，敦煌研究院保护团队将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

（原题为《敦煌石窟科技保护开拓者：路途多荆棘 不挫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