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寅初︱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版本轶事

瞿秋白《多余的话》是一本奇书。瞿秋白，这位曾经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遭囚禁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以超人的勇气和自省，剖析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反思了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成就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的经典地位。

今年1月29日是瞿秋白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笔者在搜集整理史料，重温《多余的话》时，颇为意外地发现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该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传情况。在那个特殊年代，它纷繁的版本在民间隐秘流传，犹如一场奇幻漂流，似可成为今日我们重温历史现场的独特体验。

翻印《多余的话》

1935年，在瞿秋白就义后不久，《多余的话》就在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刊出。随后，民间就陆陆续续出现了该书的各种版本，是真是假，是悔是诚，争讼不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争论似乎就消失了，无人愿意主动提起。翻阅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论文艺》等各种瞿氏著作，都没有发现《多余的话》的身影。其他与瞿秋白有关的文献索引资料、研究回忆文章，也以各种方式规避该文，万不得已提及时，也大多斥其为国民党伪造。

追本溯源，个中原因固然是《多余的话》的真伪性一时还难以认定，暂时搁置、避而不谈的较为稳妥，但根本上则恐怕还是因为它浓郁的消颓之气，让其时高扬的革命精神难以接受。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中，《多余的话》进入了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由于这本书的原因，烈士宣传工作更侧重宣传方志敏。由此，普通大众知悉《多余的话》者更少，遑论广泛的阅读与研究。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多余的话》的命运将更加前途难卜。

1966年后，瞿秋白被构陷为“叛徒”，《多余的话》被诬为“叛徒的自白书”。在当时的浪潮中，造反派搜集到了1935年首次刊发《多余的话》部分内容的《社会新闻》杂志和1937年连续三期发表《多余的话》全文的《逸经》杂志。在“反面教材”“专供批判”的名目之下，《多余的话》被迅速翻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形色各异、种类繁多的抄本。

从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抄本看，十年间，《多余的话》传播范围之广，遍及华夏。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吉林、浙江、陕西、天津、重庆、湖北、山西等地都出现了抄本。如在上海，就有上海财经学院、上海东风造反兵团、上海革命京剧文工团等组织翻印；在北京，则有北京钢铁学院红十团《千里雪》战斗队、清华热工、新北大1663.1兵团等组织翻印。

这些由革命小将们翻印的《多余的话》形态各异，有油印本、手抄本、铅印本，众多“文革”小报上也大量摘录，分期刊载。从时间上看，当时出现的《多余的话》的抄本集中在1967年初春至1968年夏秋，《多余的话》通过小报、传单等形式大量传播。至1968年夏秋，红卫兵运动趋于降温，大部分小报走向衰亡，对《多余的话》的大规模翻印也随之出现断崖式下跌，流传的兴盛期只有短短两年。

此时，距离瞿秋白已经牺牲三十余年了。

《多余的话》的不同版本

从笔者搜集到的文本看，这些流传的抄本有三个明显共同特征：

首先，文本纸质较为粗糙。翻印本以蜡纸印刻为多，且内容时有缺失。这些抄本仿照正规出版物样式，封面上方一般印有 “反面教材”“内部传阅”等字样。正中印书名“多余的话”。下方则有翻印单位、时间落款。部分抄本附有瞿秋白于福建长汀狱中所写的诗歌，瞿秋白致郭沫若、杨之华等人的信函。

其次，底本都源于“《逸经》本”。将当时流传的《多余的话》抄本与1937年《逸经》杂志刊行的《多余的话》比较，即可发现抄本虽然种类繁多，但讹误之处与“《逸经》本”高度符合，来源一致。

最后，一般都讲究与时代气氛相符合的立场。部分抄本还会在封面、内页等显眼位置印上时人的发言。尤堪玩味的是，在汇编批判文章、《多余的话》的一些书刊合集中，《多余的话》的印刷字号往往较其他正文为小。个中原因，既与字数较多，需节约纸张有关，也是以此表现翻印者的态度和立场。

当时出现的诸多《多余的话》的翻印本中，有两个颇为特殊的版本。一是由《讨瞿战报》编辑部翻印，另一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前者是小报的非正式出版物，风行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后者则是官方出版机构的正式出版物，问世于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缓和之际。

非正式出版物的翻印者，隶属于北京政法学院。该组织所创小报，四版八开，自1967年5月6日创刊，至早于1968年1月15日寿终正寝，至少出版了二十二期。该报第五、六期合刊刊印了《多余的话》。同期，该报还利用宋希濂、司马璐等人的资料，披露了一些瞿秋白当年撰写《多余的话》的有关情况。这些文本后来都陆续收录进了上海、北京其他类似组织出版的小报、书册之中。

单行版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单行本《多余的话》。该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编印，内页注明了批判的用途，正文一共三十六页，小三十二开版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多余的话》，显然是态度审慎，经过了一番考订的。在编印说明中，编者称：这本材料根据1937年《逸经》杂志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期连载的《多余的话》全文排印，还曾参照1935年《社会新闻》杂志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所载的部分内容，“改了若干错字，并增补了几处文字”，对明显错误的标点符号，也酌情予以改正，“另有三处文字，疑有舛误，因无为他依据，未作改动，加注以供参考”。

鲜为人知的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官方出版的第一个《多余的话》的正式单行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由国家级出版单位出版的《多余的话》单行本。其出版的背景是七十年代前期，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解冻等一系列大事影响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现缓和。为适应局势的变化，有关部门陆续组织出版了一批西方人文社科书籍，主要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虽然名为“内部发行”，但实际上流传甚广，一些基层市县、院校图书馆、资料室等机构都有收藏。

传播的诡计

《多余的话》在六七十年代的传播产生的影响非常复杂，经历一个奇幻旅程。随着局势的发展，《多余的话》广泛流传，事情却走向了与翻印者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其起到的作用甚至成了欣赏与共鸣。

在《多余的话》流传之初，多数人的观感与翻印者所述大体一致。但也有人对批判文章完全不感兴趣，而对文章引用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川学者陈焕仁当年的日记中对此就曾有生动记载，他的一位同学在阅读了《多余的话》之后即坚决否认瞿秋白这是背叛求生，“而是在告别人世之前，向人们昭示一个真实的自我”。

随着形势渐趋稳定，在1968年夏秋，一些青年人再次拿起《多余的话》，欣赏瞿秋白的文采风流之余，也对瞿秋白的遭遇和心境多了几分共鸣。瞿秋白这个“真实的自我”直接影响了当时很多运动参与者的态度从狂热变为逍遥，走上思想启蒙之路。

事实上，六十年代的小报和翻印的《多余的话》成为许多人后来研究瞿秋白的直接启蒙。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瞿秋白的传记作者即是因为读了六十年代流传开来的《多余的话》而大为感动，获得了为瞿秋白做传的原动力。1979年发表《重评〈多余的话〉》首先冲破禁区的陈铁健就曾回忆说：“那时，买《讨瞿战报》成了我的‘爱好’。这是一束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文，正是这些文章，使我去重新阅读《多余的话》，重新阅读瞿秋白的论著，重新阅读瞿秋白身后的人们对他的评价。”一位已故的历史学家当年在读《多余的话》的同时，已能一字不拉的背诵瞿秋白的诗歌《赤潮曲》。

一度，红卫兵赴北京、上海、南京、常州等地搜集瞿秋白资料，并将搜集到的资料公布在小报上。这些公布的资料虽有大量断章取义之处，但透露出来的信息，仍有不少值得重视的地方。这其中，以郭沫若与茅盾的谈话、信件最为可贵。1967年5月18日，《讨瞿战报》的记者就瞿秋白在狱中给郭沫若的信，走访了郭沫若。随后将谈话经过、主要内容发表在了第四期小报上。在这次谈话中，郭沫若对瞿秋白的致信的曲折面世过程、两人的交往有较为详细、生动的回忆。

尤堪重视的是，郭沫若谈及了自己第一次看到《多余的话》的感受。郭沫若说：“我最初是在《逸经》上看到的。原稿没有见。那毫无疑问是真的。我看，《多余的话》不会假，不会有大的篡改……”今时的研究者一般以丁玲的回忆为例来证明《多余的话》的真实性。丁玲在1980年发表的《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中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呵！我一下就联想到他写给我的一束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这种矛盾的心情。”

在此如将郭丁二人的回忆结合起来看，至少说明了一点：在《多余的话》发表之后，即有不少时人相信该文的真实性。与瞿秋白相交甚深的丁玲如此，与其只有数面之交的郭沫若也以一个天才诗人的敏感和直觉，做出了相同的判断。

六七十年代编写的教科书多把《多余的话》视其为“自首书”。整个七十年代，《华中师院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多家学术期刊也都刊发文章，从多个方面驳斥《多余的话》。这种从政治到学术上全面围剿的状况一直持续至1979年，《历史研究》发表了《重评〈多余的话〉》的破冰之文后，才渐消渐远。

一份重温历史现场的特殊文本

八十年代，瞿秋白的研究重新走向正轨，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在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等人的直接督促下，1980年瞿秋白冤案得以最终平反，《多余的话》也彻底澄清了“投敌叛变铁证”之名。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篇两万余字的“最后的话”，给瞿秋白带来了身后之誉，也让长期蒙受身后之辱，近半个世纪的风波，耐人咀嚼。曾有论者谓“《多余的话》是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陈铁健）。以此而论，研究《多余的话》的传播，从革命小将最初对其的批判，到后来视其为心心相惜的知音和思想启蒙的源泉，这一过程亦可成为考察六七十年代历史、瞿秋白研究史的一份特殊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仍颇感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仍有大量空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史料的散佚，研究的展开会越来越难，本文抛砖引玉，以期来者从更为全面、细致的角度做出沉甸甸的成果，以告慰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一腔赤诚 百折不挠——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人民日报》，2019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