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冬至能在祠堂祭祖，还多亏了嘉靖皇帝｜活动回顾

近期，明十三陵中的永陵、思陵首次向公众开放。永陵是明世宗朱厚熜的陵寝，其在位时间长达 45 年，史称嘉靖帝。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把嘉靖帝塑造成一位工于心计、善于权谋的皇帝，他的敏感多疑、帝王之术让所有的臣子都战战兢兢。在剧中，他掌握实权却“政不由己出”的统治手段，已经达到了“太极政治”的高度。

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尤淑君所著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近期出版。她在书中广为搜罗史料，参酌前贤之说，全面解读了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借此呈现了一个更立体的嘉靖帝形象，并深入剖析明王朝的权力结构。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嘉靖皇帝到底是什么样的？嘉靖帝改称生父母的“大礼议”风波，又何以成为明王朝权力更迭的重要转折？为何在嘉靖之后，在民间祭祖、宗祠、族谱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近日，尤淑君教授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正贞，播客《中间地带》主播海博一同做客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就上述问题与书中重要内容进行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对谈。以下是关于这场活动的精彩回顾。

儒家的礼能束缚皇权的膨胀吗？

海博：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大礼议”。这是明朝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关于“礼”的问题的漫长讨论。很多电视剧里都有类似的剧情：在《琅琊榜》中，有朝堂论礼的环节；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也有“配享太庙”的例子。礼属于朝堂政治中的面子问题。历史上关于礼的问题也是不断被讨论，特别是碰到权力更迭、皇位继承出现危机的时候，礼的讨论就会出现。宋代有所谓的“濮议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大礼议”就是明代一场关于礼的讨论。

请尤老师先来谈一谈，您为什么会关注到大礼议的问题，并且写了这本《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尤淑君：这本书实际上由我的硕士论文演变改写而来。我年轻的时候之所以会关注大礼议，是因为看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认为，祖宗家法、朝廷礼制使万历皇帝被迫成为“活着的祖宗”。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困惑，皇帝权力这么大，真的能被祖宗家法、朝廷礼制所束缚吗？我就想找一找反例，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与“大礼议”事件。于是就开始了研究大礼议的相关材料，最后完成了这本书。

海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大礼议事件，它肇始于明代的继承人危机。正德皇帝死得很突然，他又没有子嗣和兄弟来继承皇位。太后和大臣们就找到了远在湖北的兴献王之子，也就是正德皇帝的堂兄弟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嘉靖皇帝的由来。尤老师就把嘉靖皇帝如何对抗礼制的过程写成了这本书。

我想先请问一下杜老师看了这本书之后的感受？以及从您的研究方向是怎么看待大礼议这个事件的？

杜正贞：我先从学术的角度来谈谈。大家可以看看附录二中几十页的表格。大礼议由很多事件组成，这个年表把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从头到尾排列了出来，标注了每一件事件的文献出处，不同的史料记载可能有出入，书中也会去考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记载，哪个记录更加可信，这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标准做法，在年表中能呈现出事件的因果关系。所以这是一本靠谱的著作。

大礼议是明代非常关键的事件，以前我们对大礼议有很多研究，把它作为讨论皇权与官僚关系的重要案例，把嘉靖皇帝的胜利看成皇权的胜利。尤老师这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第一点，嘉靖皇帝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还需要去追溯制度的背景。洪武时期朱元璋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废丞相，对军事力量的分权……嘉靖皇帝为什么能够在斗争中胜出？洪武时期定下的制度基础很关键。

第二点，这本书特别强调体制内的人事关系。朝廷不是铁板一块，皇帝跟官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官僚内部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刚才海博老师介绍了，嘉靖皇帝其实不是正德皇帝的子嗣，问题就是这样来的，他是一个湖北的藩王，然后入主京城。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从湖北进京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当时进京对他是有危险的。《大礼议》这本书中谈到，当时他跟母亲蒋妃觉得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想一下汉代的“海昏侯”刘贺，他当时18岁左右，也是从昌邑王变成皇帝。结果当了27天的皇帝就被废黜了。所以嘉靖皇帝如果后来没有像张璁、夏言、方献夫这些大臣的支持，是不能与杨廷和这样的老臣去对抗的。

除了文官集团之外，还有内廷监司（也就是太监）的系统、军事的系统。嘉靖皇帝是不是得到了这些方面的支持？他整肃了锦衣卫，用从兴献王府带来的人替代了原来的锦衣卫；在军事方面，他得到了武定侯郭勋的支持，郭勋掌控团营即京城的防卫。嘉靖皇帝之所以胜利，也因为利用了朝臣内部的矛盾。

第三点，这本书叫《大礼议》，就是围绕着礼的问题展开的讨论，这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特别难以理解的部分。这涉及很多的礼仪，包括嘉靖皇帝进皇宫的时候，他应该从哪个门进去？他父亲的牌位要安在什么样的庙里、哪个位置上？这些东西都是今人很难理解的。

但是礼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它代表一种秩序，不仅规定了人的身份地位，也代表了人与天地的关系。礼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有很多不同派别的说法。嘉靖皇帝似乎自己想当一个礼学家，他会亲自下场去讨论那些很专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第四点，嘉靖皇帝的“大礼议”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最后嘉靖皇帝的生父睿宗在太庙里头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还有其他的遗产，比如为了大礼议编纂的《明伦大典》，后来到底有多少人去读它？有多少人去相信它？有多少人引用过《明伦大典》？到了清代，其实有很多学者一直在讨论大礼议，这件事嘉靖做得对不对？特别是支持嘉靖皇帝的所谓大礼新贵，他们到底有没有气节？还是反对嘉靖的人更有气节？晚明到清代的很多人，借着这件事再去讨论皇帝跟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后来变成他们在讨论道统和政统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资源。尤老师的书对这些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明伦大典》

海博：谢谢杜老师给我们从宏观上讲解了整个大礼议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接下来从细节来谈谈大礼议的整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过程。比如朱厚熜团队进入北京良乡，但是以什么方式进京、走哪个城门是他们比较计较的问题，这应该就是他和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的第一次的直接较量。请尤老师给我们讲讲进京的过程，如何拉开了大礼议的序幕？

尤淑君：大礼议的事件从正德十六年一直延续到嘉庆二十四年，其实时间挺长的。

最近明十三陵开放，嘉靖皇帝的永陵非常庞大，它盖得也非常好，砖石材料用的都是青花石等高档的石材，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和战乱，永陵仍然保存完好。我们可以看到永陵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皇陵，规模仅次于长陵，陵墓建造费用也超过了历代的明朝皇帝的陵寝。

嘉靖皇帝刚开始执政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可以力压杨廷和这些老臣，夺得了实际的权力。但是到了晚期，我们都知道海瑞是怎么骂他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可以说，嘉靖皇帝是一个“高开低走”的皇帝，史家对他的批评比较多，尤其是批评他崇尚道教。史书上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很欣赏他，觉得他可以对抗权臣，另一些人觉得他是违法乱纪，把明朝的制度都破坏掉了。对嘉庆皇帝两极的评价，也就是今天我们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那回到刚刚海博老师所说的进门的问题，从哪个门进，走哪条路，都暗示着你的身份。如果你是一个藩王的身份，就只能走旁边的路；如果你是以皇帝的身份进来，那肯定就要开紫禁城的大明门（中门）进入。

之所以会发生进门的争论，就是因为两方人马对于继位的身份理解是有差异的。朱厚熜继位的正当性来自明太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以及《武宗遗诏》，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继位的依据是所谓的“兄终弟及”，那谁是兄谁是弟？在杨廷和看来，朱厚熜是武宗的弟弟，可是朱厚熜认为“兄终弟及”指的是他的父亲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所以“兄终弟及”就出现了分歧，这也是大礼议不断延伸的争议点：嘉靖帝的父亲到底是谁？嘉靖帝的身份应该如何认定？嘉靖帝的继位的正当性到底在哪里？于是事情就变成了围绕着这两个文本的不断再解释。

嘉靖皇帝为何执着于“认爹”？

海博：嘉靖继位之后的几年一直处在大礼议的争论当中。他当年十四五岁进到紫禁城，其实周围也没有太多自己的势力，他在整个过程里，实际上是在逐渐培养自己的势力，通过大礼议这个事件分化朝臣，让朝臣之间内部斗争。这个过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嘉靖帝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争夺名分。

整个过程当然相当复杂了，在左顺门事件中，在紫禁城里直接廷杖了100多位朝臣，还打死了17位。整个紫禁城里官僚在这之后就不敢乱说话了。

请两位老师聊一聊，嘉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认爹”，而且非要在生物意义上以及社会意义上认自己的爹？

尤淑君：朱厚熜进京发生的这些争议，其实都是要讨论他是以什么身份来继承皇位，如果他是以兴献王的独子的身份来继承皇位的话，那肯定要尊兴献王；那如果他是以孝宗的继子的身份来继承，就必须要否定自己亲生的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认爹”的问题，你作为一个皇帝，要从公义还是私情的角度出发？如果从公义的角度出发，就必须要认这个大宗的孝宗皇帝为父亲，可是如果从私情出发，那肯定就是认自己的爹。继统前必须要先继嗣，这是分开的两件事，这也使张璁等人提出了跟杨廷和不一样的看法。

嘉靖为什么执着于“认爹”的事情？我倒不觉得他有多爱父亲，而在于说这就是一场赤裸的权力斗争，如果当时他承认了杨廷和的说法，也就无法动摇杨廷和的权臣地位。那如果说反对了他的说法，就等于帮自己的人马找出了一个权力的灰色地带，可以安插自己的人进去，甚至可以借由大礼议把政敌们全部扫除。

要去说服人家，还是必须从礼学的角度出发，不能这么直接上来就是权力斗争或者是赤裸的暴力，否则这就会被铭记在史册上，左顺门事件无论如何都绝对是嘉靖皇帝执政期间的一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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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我大概同意那个尤老师的这个观点。但我一直有个疑问，朱厚骢进到北京城外时，是在兴献王府时他们已经商议好了，还是说他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理解不同？这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明确了这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借口？

尤淑君：我觉得是这样，他们在兴献王府里面所认知的，跟杨廷和他们的主张是的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停下了进京的脚步，并且商量干脆不要继承皇位了，直接回家了。用这样的方式去挑战杨廷和的主张，那杨廷和说没办法，头都已经洗一半了，不可能说就回家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肯定也是不断在试探杨廷和的底线，不断把人马逐一安排到军队跟锦衣卫里去。

杜正贞：我觉得他很胆子很大，嘉靖在北京城外的那一系列操作，他真的就是敢用自己的皇位要挟，吃定了杨廷和他们这些人拿我没办法，你只有我这一个人选。

海博：继位之后，他的母亲从湖北进京的时候，其实也在关于如何进城的问题上引发了很大的冲突，而且他同样也是以可以不当这个皇帝为理由，来逼迫这个杨廷和为首的朝臣认同他的诉求。可以不当皇帝，成为了他很重要的筹码。

尤淑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蒋妃进到北京城之后，紫禁城内突然失火了，而且失火的地点就在蒋妃的寝宫附近。

这场诡异的火灾使嘉靖皇帝最后接受了杨廷和的方案，同意作为孝宗的嗣子，那对嘉靖皇帝来说是莫大的耻辱，然后也让他要蓄积力量来再次去反扑杨廷和，所以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之中又过去了三年。左顺门事件就是最后的决战，你可以看到嘉靖皇帝最后的办法就是拿出赤裸的暴力，动用锦衣卫的力量，廷杖这些反对“人情论”的官员，这确实是一场悲剧，这也造成了整个嘉靖朝的政治文化的转变。

左顺门事件之中廷仗了100多位在坚持“濮议论”、也就是支持杨廷和的大臣。左顺门事件之后，这些人都陆陆续续以大大小小的罪名，被用别的理由驱逐出境，贬斥到地方上去当个小官。

这样的情况就使得支持“濮议论”的人数大量减少，那这样才有足够的位置容纳支持嘉靖皇帝的议礼新贵，这使它成为了事件的转折点，朝中大臣的意见开始分化出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只要嘉靖皇帝支持的，他们全部抗议；另一个极端是嘉靖皇帝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全力配合。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会使得朝臣们之间的议事空间不再和缓，不再有妥协的部分，一旦有争执就是你死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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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博：朝堂政治变得异常撕裂。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嘉靖开始去修书，通过《献皇帝实录》《明伦大典》这两部书，开始去重构整个历史。

我们来谈谈他是怎么通过历史书写来塑造合法性的？

尤淑君：《献皇帝实录》中的兴献王，根本没有做过一天皇帝，要为他修实录本身就是一件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个实录的内容就是兴献王本来就应该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聪明仁孝，反正就是为了兴献王而做的夸夸群。

一开始的时候嘉靖皇帝并没有想到要修《明伦大典》，《明伦大典》把从正德16年一直到就是修《明伦大典》这么长一段时间所有关于大礼议的讨论，全部都收纳进去。等于就是朝廷定了调，以后谁要讨论大礼仪，只能按《明伦大典》的口径来解释。

修《明伦大典》不仅仅只是修书而已，这个过程中也有权力的斗争。一开始是要交给翰林院来修的，翰林院本来就是违抗嘉靖皇帝的主要群体，所以张璁等人说明明是我们冲锋在前去争大礼，现在凭什么反而要把话语权交给翰林院？所以翰林院修礼的权利就被回收，由张璁这些议礼新贵来修《明伦大典》。

在修《明伦大典》的过程中，重点在于把这个大礼相关的言论抬升到国家政书的地位，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但到现在就有了完全统一的官方说法，大家只能按照我所说的去想，去做，去解释。这才是修《明伦大典》的主要理由。

海博：修书还只是嘉靖皇帝整个大礼议论证当中的一小部分，最巅峰的事件可能就是他让自己的亲爹的牌位进入太庙，虽然他的亲爹没有做过皇帝，却成为了祭祀礼仪上的皇帝——“配享太庙”。那么他是怎么把这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干成的呢？

尤淑君：关于进庙的问题，其实要分三个阶段来看。先看初步胜利的部分，左顺门事件之后，兴献王可以别立祭祀，但不入太庙。张璁他们反对兴献王入太庙，因为兴献王没有做过一天皇帝。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嘉靖皇帝可以尊重自己的生身父亲。张璁的这个方案是兴献王进庙1.0方案；后来有一个小官叫做何渊，他又跳出来说兴献王是嘉靖皇帝的生父，既然是生父，就应该要立世室。一旦为兴献王立世室的话，等于否定了明孝宗和明武宗的大宗的地位，所以当时引发了很多人的抗议。不管是支持杨廷和的老臣，还是张璁这种支持嘉靖皇帝的新贵，全部都跳出来抗议，因为这真的走得太远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让，说不进太庙，而是干脆另外放皇帝个人的家庙，大家终于互相妥协，可称之为是兴献王进庙2.0方案；后续嘉靖皇帝开始步步为营，大宗变小宗的过程，他不断去调整社稷礼、亲蚕礼，郊祀礼……这些礼仪仪式非常的繁琐，而且这些礼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也就是说虽然只改动了一个地方，但在礼学上的解释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郊祀礼的部分，改动就会影响到禘祫制度，而禘祫制度会牵涉到大明王朝始祖是谁的问题。

过去大明王朝始祖是朱元璋的太爷爷朱百六。在这里，嘉靖皇帝就认为朱百六已经太远了，我现在要换明太祖朱元璋来做祖宗。那他之所以要这么去做，就是为了要让太庙神主牌的顺序可以像蝴蝶效应一样依序的递进，并通过“都宫别殿制”，把太庙分为九个小庙。嘉靖皇帝所做的，就是以家庙与太庙鱼目混珠。

过去明代历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个太庙里，现在把太庙由“都宫别殿制” 改为“都宫别殿制”，等于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别放入一个一个的小房子，那这样就可以让原本祭祀兴献王的家庙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别去提说这是家庙，看起来与九间太庙没有区别了。

鱼目混珠之后就出现了影子戏法，把太庙与家庙的隔阂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间一间的小的太庙全部再打散，再回到太庙的同一个堂子里面，兴献王（睿宗）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去了吗？这个整个过程花了24年，这个明堂配祀的影子戏法，其实是兴献王进庙的3.0方案。

海博：那最后是怎么完成进庙的呢？宋代有太祖太宗，明代其实也应该是太祖太宗，但是明太宗被改成了明成祖，这好像又是为了让他的亲生父亲进入宗庙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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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如果按照递进的顺序，要把兴献王也就是睿宗的神主牌放进太庙，那肯定就要把太宗升祔，将永乐皇帝放进这个祧庙里面。这样就很不合理，因为永乐皇帝不管怎么样至少做过皇帝，而且是他们这一支的共同祖先，所以嘉靖皇帝想了想，就干脆把永乐皇帝的庙号从太宗抬为成祖。因为永乐皇帝有开创基业之功，所以就不需要进入祧庙。

那怎样来选择太宗的新庙号？当时就有说法要干脆让它变成世祖。可是嘉靖皇帝一听便否定这项提议了，因为庙号世祖的意义就在于要另开宗统，那不就等于把永乐皇帝篡夺侄子建文帝皇位的坏事全部都宣扬出来了吗？这样肯定不行，而且嘉靖皇帝自己也很想要当“世宗”，于是他就说不可以另开宗统，应该要给永乐皇帝换一个新的庙号，所以就有了明成祖的庙号。

嘉靖皇帝之所以要去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让睿宗（兴献王）神主可以顺利进去太庙，但即使进去了也很可能到下一代皇帝时，睿宗（兴献王）被祧迁出来。正在嘉靖皇帝烦恼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嘉靖二十九年的时候，皇后方氏死了。嘉靖皇帝正担心睿宗要被祧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让已经死去的方皇后来先占太庙的位子，那就可以确保到了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他的父亲睿宗都不会被祧迁。这也形成一个奇怪的诅咒，直到明朝灭亡，睿宗都没有被祧迁。如果按照庙位祧迁顺序的话，等崇祯去世时便要祧迁睿宗，但因明朝已经亡了，于是睿宗没有被祧迁，始终在太庙之中。

首辅大臣是嘉靖朝的高危职业

海博：整个进庙的过程里，其实能看到不断有政治新人揣度皇帝的诉求提出各种口号，来对抗当朝的政治老人。党派斗争非常激烈。为什么会不断有政治新人冒出来去揣测皇帝的意图，再投其所好实现自己的政治晋升？

尤淑君：左顺门事件之后，整个嘉靖朝的政治文化它就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反对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错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特别讨好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君臣冲突当然就变得非常激烈，可是这样很多的政务是推动不了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就必须要抬高内阁首辅的权力，然后让内阁首辅来作为他跟官僚集团之间的缓冲者、“白手套”或者协调者。可是提高了首辅的权力后，也会引发另外的问题，譬如说原本吏部的权力跟都察院的权力就被内阁首辅掌控了，内阁首辅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之后，就俨然成为实质性的宰相，可是如果真的出现了宰相，又不合明朝的祖训，因为洪武皇帝废宰相之后，只要有人说要立宰相，那这人就是奸臣，必须当场诛杀。

内阁首辅虽然权力很大，但他的名分永远都是暧昧和模糊的，那这也会使想要去挑战内阁首辅权力的大学士们，可以发动官僚集团的一些力量来去反对首辅；或者可以像严嵩那样透过跟皇帝的私人关系——他就很努力的去帮嘉靖皇帝写青词——来获得这个嘉靖皇帝的宠幸，挑战当时的首辅夏言，所以最后夏言的下场很惨烈，在菜市口被诛杀了。

整个嘉靖朝的这些内阁首辅，除了张璁顺利退休回家之外，其他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抄家，不然就是被官僚集团攻击得体无完肤、身败名裂。

所以“大礼议”事件，也改变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打破了原本的权力格局，毁掉了大家本来默认的规则，现在晋升的规则就是获得皇帝的宠爱。为了得宠，就只能够不断拉低下限，去揣度皇上的意思再进谏。所以皇帝想要亲爹进庙的这个过程才能够得以实现。

海博：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嘉靖这一朝的首辅大臣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在嘉靖这一朝当首辅是不是一个非常高危的工作？

尤淑君：是的，因为嘉靖皇帝一生就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断去琢磨人，然后找到每个人的弱点，分而治之，比如他在大礼议中不断去挑战杨廷和的下限。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不断去琢磨天，所以他想办法让内阁这些大学士来帮他写青词，青词就是去探问天的意图。这两件事情跟大礼议和他对权术的掌控其实都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朝的内阁首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也会涉及这些首辅对于道教崇尚的态度。像夏言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他反对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为什么严嵩可以得宠二十几年，也是因为他不断去迎合嘉靖皇帝写青词，支持嘉靖皇帝设奢华的道场等。

海博：嘉靖皇帝被后世一直认为是有顶级权谋跟帝王心术的皇帝，肯定也不是一蹴而成的，从十四五岁开始进入紫禁城，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不断去习得权术。

嘉靖帝画像

尤淑君：所以你可以看到，嘉靖朝有“南倭北虏”，南边有倭寇，北边有蒙古大军，可是他都很顺利地解决掉了，财政困难也解决掉了，甚至他想要盖皇宫之类的事情全部都做到了。

说他没有权术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史家很少去骂嘉靖皇帝，骂的都是严嵩，就是因为严嵩是他的替罪羊、白手套，帮他洗白。所以他当时要处罚严嵩的时候百般不忍，他就觉得百官都在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严嵩可以长宠不衰，甚至后来爆发了这么大的弊案，还可以全身而退，他只是被抄家并没有被处死。

海博：其实这是设置了一套很好的防火墙。严嵩被抄家，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了。我看到一个史料，严嵩好像就是被饿死的，最后他其实没有什么吃的了，竟然去坟圈找食物吃。可以看出做皇帝的首辅大臣的命运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尤淑君：工具人也有工具人不同的价值，像工具人张璁就很好用，所以他可以荣归故里；严嵩这种工具人已经被污染了，就赶快丢掉。

大礼议如何激发明清宗族的发展？

海博：刚才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大礼议对于朝堂政治的影响，其实大礼议也波及了民间社会、中华周边，我们可以谈谈它对民间的影响。杜老师是华南学派的代表，有一套历史人类学的功夫，包括族谱家庙的研究，“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而这些庙、碑、族谱可能就是嘉靖一朝的大礼议所带来的传统。

《大礼议》实拍图

杜正贞：我们的前辈像常建华、科大卫老师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他们当时在华南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广东的宗族发展得非常繁荣，祠堂比浙江还多的多，但是你会看到在比如佛山的族谱里头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之所以开始建祠堂，是因为当时在嘉靖朝时，大臣夏言有一道奏疏，因为这道奏疏我们这个地方就开始大规模建祠堂了。如果去统计一下当地祠堂的数量，也会发现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可能只有几间，但是到了嘉靖以后，祠堂数量就突然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所以老师们就很敏锐地看到，民间宗族的发展，祠堂数量的暴增，族谱大规模的编修，其实是跟朝堂中发生的大礼议事件有关。尤其有趣的是，明代中后期宗族开始发展得很好的地方，都有一个跟大礼议相关的大臣出现。在佛山就有霍韬，而张璁是温州人，最先跳出来在大礼议上支持嘉靖皇帝的其实就是他。当时的张璁其实是一个观政进士，官位很低。但是他提出来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叫王瓒的大官来支持他，王瓒也是温州人，现在去温州还能够看到他们家规模庞大的墓地。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嘉靖的大礼议跟民间宗族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这就要追溯到明初的时候，对于普通人来讲祭祀祖先是怎么回事？刚才我们讲大礼都是在讲天子太庙应该怎么祭祀，但普通人家祭祀也有“礼”。今天大家冬至祭祖时，一般就祭祀到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然后再往上应该就很少祭祀了。

但是说到宗族时，祠堂里头祖宗的牌位堆得特别高。这其实是在嘉靖以后才会出现的情况。在明初洪武三年就出了一个国家礼仪标准文本，叫作《大明集礼》。《大明集礼》就讲普通人祭祖应该效仿朱子祠堂之制。朱子就是朱熹，朱熹写过《朱子家礼》。《朱子家礼》把天子之外的人分成两种：一种叫作品官，就是有品级的官员，品官可以立祠堂，然后祭祀四代祖先——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一种是没有品级的庶人，只能祭两代，就是父亲跟祖父，而且不能够立祠堂，只能在家里的居室中间放牌位。

在明初这个规定下，不可能有普通人的宗族或者今天传统村落里头都能看到的祠堂。到了洪武末年的时候，颁布过一个《教民榜文》，就是向广大百姓去宣教的一个文件，有学者研究，说这个文件放宽到不论品官还是百姓，都可以祭祀四代。

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是不能祭始祖的，不能祭最早的那个祖先，要做就是违反礼制。

嘉靖十五年，在大礼议的过程中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这一年发生了立献皇帝庙的事件，夏言就上了一道奏疏：现在皇帝已经做成这件事情了，因为这样做是基于人情，基于每个人的孝心，皇帝讲孝，那百姓也应该尽孝，应该推恩，让百姓也可以立庙或者祭祖。

奏疏里有两条相关内容：一条是说准许冬至祭始祖，但不能立常设的始祖牌位，只可以立一个纸牌位，但这突破了四代的限制；第二条是品官可以立家庙，三品以上可以立五世祖的家庙，四品就可以立四世祖的家庙。

夏言之所以后来那么惨，可能就是因为他还是讲一点原则。他说庶人不可以立庙，只能在冬天立这个纸牌位，品官可以立庙，还是没有完全突破礼的规范。但他说如果是品官，可以祭祀五世祖、四世祖，以后不再迁，不再毁，这样好几代延续下来，就会突破四代、五代的限制。也有考证说夏言之所以敢上这样一个奏疏，是因为得到了嘉靖皇帝的默许。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再去考证大臣上了奏疏后，嘉靖皇帝有没有同意，或者有没有正式文件颁布下去让大家都去做呢？前一点说冬至可以祭始祖，这一点有比较多的材料证实文件颁布了；但是品官立家庙这一点，我们只有一条材料，说“上是之”，就是说皇帝同意。但是我们没有在其他的材料里，特别是像《明世宗实录》里找到过，明代制度最重要的文献《大明会典》也没有提到。《大明会典》编过两次，一次是正德朝编的，一次是万历朝编的，中间刚好就是嘉靖朝，但是一直到万历年间的《大明会典》里，关于品官家庙、普通人祭祖的规定都没有变，其实并没有把夏言的奏疏内容放到国家正式礼制文献当中去。

但百姓看到上面已经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哪怕是暂时得到允许的，都开始纷纷放开建祠堂、祭始祖、修族谱，民间之前也有一些实践的，现在有了嘉靖皇帝可能的首肯，大家就都纷纷开始做起来。

祭不祭始祖这一点对于宗族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祭几代祖先的问题，好像就是换一换牌位，原来放四个牌位，现在可以放十个牌位。这两者很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你如果放十个牌位的话，那始祖下面的所有的子孙都是同一个组织的人，清明、冬至或者过年的时候，这个始祖之下所有的子孙，上百上千号人都会聚在一起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是四世祖的话，可能就是高祖下来的那几个人，整个宗族的发展规模其实就会不一样。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民间的变化跟最上层的朝堂当中的变化，有这样一个勾连的关系。

《大礼议》实拍图

尤淑君：大礼议引发《朱子家礼》的变化，也影响了东亚诸国的礼制变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王朝、琉球王国、安南王国以及日本，他们都设有宗庙。朝鲜、琉球、安南当时是明朝的属藩，按照这个庙制的话，就是只能够立五庙，因为他是诸侯而非天子。

大礼议的冲击让他们发现了原来君统跟宗统是可以分开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朝鲜王朝许多从旁支入继，或者是通过政变阴谋篡位的国王，可以借由立家庙来把自己的生父神主送进家庙，可以说大礼议开了一个坏头，让东亚诸国的统治者可以有样学样，伸张自己的个人性。琉球王国也有权臣篡位的情况，篡位的国王就把宗庙、家庙混在一起，让人看不出他是篡夺之臣；安南王国就更厉害，因为他们王位的更迭更激烈；日本也很奇妙，虽然万世一系，但他们一开始也没有立宗庙的，等到明中叶之后，朱子学远传日本，他们才开始去立宗庙，但日本宗庙跟中国宗庙就很不一样，那是用神道教的概念去立的。

海博：刚提到民间社会的宗族建设，其实明显来看宗族的力量和组织在不断扩大，请杜老师来谈一下宗族扩大之后的一些影响。

杜正贞：其实宗族的发展在中国的明清时期是有地域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像南方这样有那么多的祠堂，宗族的势力那么强大。每个地方宗族发展和兴盛的时间其实可能也有差异。

在南方宗族发展成大宗族形态之后，那大家在一起干的事就不仅仅是在祠堂里头去拜一拜祖先、做一点祭祀，而可以在一个祖先的名下，干很多其他的事情。

在很多地方有族田或者祭田，传统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就是土地，这些土地的地主就是祖先或者祠堂，哪怕祖先可能追溯到了明初的某个人，但是在清代的宗族里头，国家土地登记册上的名字其实还是那个明初的人，这个祖先可能已经去世了三四百年了，但土地还是挂在这个祖先的名下。这样的好处就是产业不会再因为分家而被分割，它会越积越大，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像广东、福建这样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一个祠堂拥有的土地大概能达到上万亩，所以宗族本身就开始变成一个经济控产机构，可以控制一大片的产业，大家现在肯定就联想到家族企业的概念了。宗族的这套东西是明清时期的人们发明出来的一套经营土地产业的方法。这其实也不仅仅包括土地，大礼议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霍韬。他是广东佛山人，佛山冶铁业很有名，然后还有窑冶、木植……都可以在一个宗族的结构里头去进行经营性的活动。

宗族有共同的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族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群。宗族里头也会分化，比如这一房中有科举做官的，或者经商成功的，然后就变成强势的一房，另一些就变成弱势的一方，挂在同一个祖先名下的一些产业，各房之间可以买卖和流动。比如说本来一个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应该说平分给A兄弟和B兄弟两个人的，但是B这一房发展得不好，他就可以把能够得到的那一份田租卖给对方，所以宗族内部有贫富的分化。

但是宗族还有一些其他作用，我们都知道宗族会承担很多的公共事务，我们今天可能是国家承担很多的公共性事务，比如救灾，或者对水利、道路的维护。明清时候的国家能力没有这么强，无法承担大规模社会公益活动的管理和组织。宗族就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海博：在皇权触及不到的基层民间，宗族的影响力其实不断在增强。那宗族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民间的影响力是不是也会跟政府之间出现比较有张力的互动，或者是宗族跟宗族之间也会出现资源的争夺？

杜正贞：对。清代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宗族械斗。那这就是宗族之间的矛盾爆发。国家对于宗族发展的态度，也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国家在地方基层的管理上依赖宗族，但是宗族势力的扩张，也会让政府感到威胁。

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对于宗族有一些力图监督和限制的行为，比如说设族正。本来这个宗族有族长，但是要求设立一个族正，让乡约保甲与宗族结合，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控制宗族。但从总体的趋势来讲的话，清代的时候不太会出现像六朝那样豪强大族挑战皇权和国家权力的情况。

尤淑君：不管在上层结构，也就是朝廷的部分，或者是在下层结构，也就是关于宗族跟地方政府的部分，都有一些关于礼学的争议。大礼议解构了皇帝作为天子，要成为天下典范的束缚，皇帝的个人性得以伸张，可是这样也会导致名分礼秩混乱的情况。所以在清代的时候，很多儒家的大学者、理学家，他们就针对过去的一些案例，譬如濮议案或大礼议案，或者是关于宗族如何树立家法族规的这些问题进行考证。那当然也有乾嘉之学的关系，到了清代的时候，因为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人口越来越多，朝廷的权力又无法下达基层，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正本清源，就必须要把经学上的一些礼仪争论搞清楚，因此出现了很多讨论，像清代学者毛奇龄，他就针对大礼议想要去解决继统是不是一定要继嗣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讨论。

清代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譬如说像同治皇帝没有儿子，接续他的光绪皇帝是他的堂弟，光绪皇帝也没有儿子，那宣统皇帝到底是要继承同治皇帝的嗣？还是要接光绪皇帝的统？当然你可以看到清代的学者仍然没有解决这个礼学上的争议。所谓的天理和人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透过政府对话语权的掌控，或者是儒家经典、礼学家的考证来平息所有的争论。

这也是我们直到2024年还要讨论礼学、讨论大礼议的原因之所在。

【相关图书】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作者：尤淑君

ISBN：978-7-218-17649-9

定价：98.00元 精装·520页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正德帝身后无子，由兴藩世子朱厚熜继皇帝位，是为嘉靖帝，文武百官请其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叔，自此引发震动朝堂长达二十四年的“大礼议”。

为追尊其生父母，嘉靖帝不惜以武力镇压伏阙抗议的言官群体，导致左顺门血案；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文本；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权；又为操控群臣，大张阁权，几易首辅，朝廷政治风气日下，为党争愈演愈烈创造了条件。

本书通过“大礼议”事件，研究明代嘉靖朝政治文化之异变，尤其是围绕嘉靖帝生父朱祐杬神主入祔太庙的问题，嘉靖君臣唇枪舌剑，博弈多年，最后嘉靖帝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嘉靖帝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导致了明中叶政治动荡、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溃瓦解。

原标题：《清明冬至能在祠堂祭祖，还多亏了嘉靖皇帝｜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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