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校园诗人”张海宁、汤昭智：用诗、词、歌回应时代

主笔丨蔡佳雯  报道丨胡佳璐 编辑丨张榕潇

张海宁，汤昭智这样的词作家既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又通过自己的笔触展现时代的变化，在诗和歌中抒发自己的，也是时代的情绪与感受。

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乐坛唱片的黄金时代。“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关牧村演唱的《假如你要认识我》在80年代激励了整整一代年轻人。

《爱情鸟》、《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歌曲，经过林依轮，毛宁的演绎，更是传唱在大街小巷。这些成为一个时代经典歌曲的作词者，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张海宁、汤昭智先生。

“早先我也算是写诗的，后来慢慢就变成写词的了。现在，在写词上，我的名声要大过写诗了。但仔细想想这其间的过程，我倒觉得诗真的是给了我很多东西。”对于张海宁和汤昭智来说，诗在他们的生命中早已潜移默化，心生音乐，歌而又歌。

从诗歌开始

八十年代是诗歌盛世的年代，诗歌热潮席卷了当时的每个文学青年。尤其是朦胧诗的横空出世，追求意象化、象征化的表现手法和富有美学气息的诗境，受到了青年们近乎狂热的追捧。

在当时的复旦校园里，有两件令同学们特别疯狂事情：其一是排球，80年代初中国女排成绩辉煌，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世界杯上一次次夺冠，排球又是复旦的传统项目，同学们课余时间的体育活动都以打排球为主；而另一个令同学疯狂的，就是诗歌。

在张海宁的记忆里，学校附近新华书店书架上，很少看到诗集的影子，尤其是像北岛、顾城、舒婷等这些朦胧派大家的诗歌集子。因为这些诗集只要一出，没几天就立刻卖光，大家都争抢着读这些诗歌。校园里的大学生几乎每个人床头都放着一本诗集。回忆起当年校园诗歌热潮，张海宁表示自己也会去仔细研究这些诗歌的表现手法、意向使用等等问题，他之后的诗歌、歌词创作风格，当中就有许多朦胧派的影响。

张海宁说，当年，会写诗很受同学们崇敬，文学是一种高档的表达。复旦诗社首任社长许德民和同学们一起主编了中国第一本大学生诗集《海星星》，1984年9月第一版发行38000本，出版后立即售罄，又数次加印到8万册。

“如果有谁没有读过或听过《海星星》这本诗集，恐怕就不能称为80年代的诗人。”许德民说，“甚至在新疆、内蒙古的边远县城的书店里，也都出现过这本诗集。”

2005年，复旦大学迎来100周年校庆，许德民召集当时的那一批社员，一起出版了复旦诗派诗歌系列诗集，一共16本，算作对母校校庆的一个献礼。诗集中有一首张海宁的《诗的毒草和一只什么鸟》，多年后回首青春往事，他把自己与复旦的羁绊，歌词创作的道路，爱情鸟这首著名歌曲等等的万千感慨，都写进了这首诗里。

“我的歌里有几句诗稿

那是从 复旦的草地里

长出来的毒草

 我带着它们 走遍天下

感觉特别良好

一不小心

毒草 就变成了小鸟”

张海宁把诗歌比作一颗草，但后来的歌词、文学创作都有很多诗歌的东西在里头，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我的歌词里头会有一些诗歌印象或者诗歌的东西，可能和一些别人不一样，如果没有写过诗歌的人写歌词一定是另外一种感觉。”

歌词借用诗歌的一些意向和内在表达，就能让歌词的创作方面更加有力量，使情绪的表达更加饱满。诗与歌，已融合一体，不可分割。

“今生永相伴”

 “千里万里不管走得多远，你的名字旦复旦兮，今生永相伴……”，熟悉的旋律唤起复旦学子心头的点滴回忆。这首《今生永相伴》是张海宁为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谱写的美好祝愿。他说：“在复旦读了四年书，虽然离开了复旦，但是只要是进了复旦，就跟这个学校有很多关系在里头，一生就可以相伴这个学校。”

40多年来，张海宁与复旦的牵绊未曾中断，而这一切，要从诗社说起。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轨历史进程中。无数热血青年响应国家“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希望能为国家的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学）学校重点也放在理科上，而文科只能作为一种课余爱好，中学也没有文理分班，大家高考填报志愿都是以理科为主”，抱着这样的想法，1978年9月，张海宁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

而1980年，也就是张海宁大二下学期时，复旦校园的诗歌创作氛围相当浓烈：一年一度在相辉堂举办的赛诗会广受同学们的关注，每个院系也都组建有自己的系赛诗队，以朗诵原创诗歌的形式进行院系之间的比赛。许德民记得，比赛时走道站满了人，窗台上也都趴满了人。他代表经济系参赛的原创诗歌《心灵的自白》，诗歌朗诵期间共响起了十几次雷鸣般的掌声，最长的一次长达三分钟。

复旦诗社是在这股潮流中成立的。看到食堂旁边公告栏里复旦诗社的招新海报，张海宁的梦想被唤醒了。早在中学时候，张海宁就对文学有着非常的热情，他曾作为中学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自己也写过几首诗歌。

每次诗社新生报名人数都要将近百人，加入诗社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每个同学都需要提交几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考察文化功底。“当时心里很忐忑，不知道当时能不能过”，一段时间以后，张海宁被通知录取了。从那以后，他开始了大量的诗歌创作。

“《诗耕地》是诗社的一刊杂志，当时采取油印印刷，诗社的一些编辑把作品一篇篇打成文字才能出刊物，这一耗时耗力的工程可谓非常不容易。”有一期张海宁投稿的两首诗歌被选中了，诗社成员，经济学院77级校友周伟林联系他说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我就去了周伟林的宿舍，他把一些要修改的东西告诉了我，又把他自己的新诗给我看，跟我讲了很多诗歌方面的事情，这对我之后创作的影响真的非常大。”

复旦诗社也得到了校外人士的支持，上海的作协的老师，《萌芽》的编辑，都曾做过复旦诗社的顾问。《萌芽》杂志还从复旦诗社刊物《诗耕地》中，选了一组诗歌专题的专版专辑。甘肃的月刊《飞天杂志》开了一个“大学生诗苑”专栏，专门发表全国大学的大学生的诗歌，引领了八十年代大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潮流，被评为“中国新时期诗坛黄埔军校”，张海宁记得，自己的诗歌也好几次发在诗刊上。

也正是写诗，让汤昭智和复旦有了羁绊。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汤昭智就开始喜欢写诗。1968年，他被分配到上海县的生产队插队落户。期间，他未曾放下诗歌，把生活中的感悟、生活中的场景写入诗中，“就是写着玩，写好了以后就放在那个笔记本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青作品选》中，就有一篇汤昭智的诗歌《公社的晒场》，这是他第一篇发表的诗歌作品。

1975年，汤昭智获得了推选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有个想法，我很想上大学，尤其是希望能够上新闻系或中文系”， 但是，汤昭智不是干部子弟也非党员，又不是工人出身或复员军人，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渺茫，不敢填报这些热门专业，因此上报时专业填了废水处理相关专业。

无心插柳，物理系毕业后意外成为词人

或许是命运的垂青，此时的汤昭智在当地已算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上级领导认为他更适合中文系。就是这样，1975年，24岁的汤昭智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而汤昭智在复旦真正跨入歌词的门槛，要从社会实践说起。“复旦在当时就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应当走向社会，因此除了课堂学习外，每个同学都要参加社会实践。”汤昭智就被安排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社会实践，参加工人歌咏大会的筹备工作。热爱诗歌的汤昭智，发现歌词也能表达自己，所以就写歌词了。“诗和歌词像是一家人一样。在古代诗经的那个时候，实际上诗经它是当时民间的一种劳动的号子，这样的都是歌词，到了唐诗宋词，他们也是一种歌词，实际上诗和歌词是一种对亲兄弟或者亲姐妹。”

凭借这个机会，汤昭智和上海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歌曲作家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他在这些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歌词写作的方法，甚至和他们一起，走上了歌词创作的道路。

物理系毕业后，张海宁被分去电视宣传单位做剪辑工作。在他看来，制片也需要艺术的养分。在电视宣传单位，他能接触到一些简单的电视剧制作，跟导演、作曲家等也有接触。这重新激起了他对艺术热情。此外，剪辑工作也培养了他对画面良好的想象力，这帮助他在后来的歌词作品里更好地展现画面感和动感。

渐渐的，张海宁开始了歌词创作。1990年，中国第一个流行音乐的原创组合“新空气”到上海演出。机缘巧合，时任《音像世界》杂志的副社长陈建平因为认识张海宁，便让他去采访新空气乐队为《音像世界》写篇文章。张海宁发现自己与乐队成员张全复“十分投缘”，在后者的鼓励下，张海宁尝试写了歌词寄给广州的张全复。

“他觉得我的歌词跟当时其他的一些词写得不一样，看了也很有感觉”，张海宁如此回忆张权复的回应。俩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爱情鸟》、《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些家喻户晓的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革，词作家们也同样受到了影响。80年代，出国潮风行，张海宁在自己的博客中回忆身边熟悉的朋友和同事走了一个又一个，“这一去，不远万里的，何时才能相遇重逢，结局又会怎样呢?谁也说不准。”离别的愁绪让他感到惆怅。“后来，陆续有消息从大洋彼岸过来，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总是让人牵牵绊绊的，放不下心来。”

灵感来临的一天，张海宁写下了《爱情鸟》，他真正领悟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她还没有来到”。心里却明白，曾经爱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欧美，港台的流行歌曲进入大陆，不一样的歌曲风格给大陆歌曲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张海宁，汤昭智这样的词作家既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又通过自己的笔触展现时代的变化，在诗和歌中抒发自己的，也是时代的情绪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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