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之变》：南宋何以选择偏安？中国何以转向内在？

本文选自《临安之变：绍兴体制与南宋中兴》，作者：郭瑞祥，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第一次南下，包围汴京。宋钦宗仓皇失措，答应战争赔款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个要害之地。金人要求押一名亲王作人质，皇室惶恐。关键时刻，宋钦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康王赵构自告奋勇，慷慨请行，成为宋朝皇族成员中第一位金人的囚徒。

一同被押为人质的还有少宰张邦昌。张邦昌因恐惧而哭泣，赵构不屑：“这是大丈夫应当去做的，你这像什么样子！”

赵构在金营中的表现相当亮眼。二月，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偷袭金营，金帅完颜宗望召见并斥责人质，张邦昌跪地求饶，不停地辩解皇帝和人质均不知情；而赵构面色如常，对答从容。 金国太子让赵构陪他射箭，本打算借机羞辱一番，不料赵构三箭皆中靶心。完颜宗望甚至怀疑他是假冒的——亲王生于深宫，怎会有这般高超的武艺？

种种事例表明，汴京沦落前，赵构有勇有谋，有胆有识，能够担当大事。

然而，登基为帝后，赵构成了宋高宗，却畏敌如虎，一路南逃，最后驻跸临安，屈膝苟安，为后世所不齿。

同一个人，前后反差为何如此之大？

南宋建炎四年（1130）至绍兴十二年（1142），是南宋定鼎的关键时期。日本学者寺地遵称南宋开国至绍兴十二年为“摇篮期”。其实建炎四年前，初建政权一直在逃避金国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搜捕，根本无暇顾及内政，真正的建国历程应从建炎四年开始。

建炎四年，金军跨过长江，搜捕江南，宋高宗仓皇入海，南宋国家形势跌入谷底。此后，韩世忠在黄天荡阻击金军，岳飞收复建康，金帅完颜宗弼险些丧命。金军退去，北方压力得到缓解，南宋朝廷才有时间、有精力应对内部事务，平定蜂起的盗匪，厘定纷乱的国是，正式建立了影响中国古代数百年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

在内外乱局中，南宋军力强势崛起，不但平定了匪乱，而且具备了与金军抗衡的实力，接连取得和尚原、饶凤关、大仪镇、仙人关、藕塘关、顺昌、郾城、拓皋等重要战役的胜利。就在人们依稀看到收复曙光的时刻，宋高宗却选择了与金国媾和，甘心称臣纳贡、偏安江南，大宋历史在这里激荡起漩涡，而后朝着萎靡不振的方向滑去。

历史的草蛇灰线，在宋高宗选择定都临安那一刻即渐次展开。一切变化，自有因果，皆为临安之变。

定都临安，标志着朝廷把安全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什么国家、社稷、恢复、中兴，在安全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定都临安，标志着朝廷失去了收复故土的信念，失去了捭阖天下的雄心，失去了开拓进取的意志，和平成为第一要务，苟全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临安之变，就是偏安一隅，苟且偷生，“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临安之变，就是收兵权，杀岳飞，重拾偃武修文、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变得外交软弱，内政苛刻。

临安之变，就是打压舆论，构建文字狱，强化意识形态，粉饰谀颂之风盛行，朝野奢靡浮华，蝇营狗苟，得过且过，再无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社会心态。

临安之变，造成国力孱弱，自始至终受到北方政权的威胁，民族自信心遭受空前打击，民族性格变得极为敏感脆弱。

临安之变影响深远，表现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民族性格，民族自觉性极大地增强；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儒学逐渐归于一体，文化模式走向稳定、内向，甚至沉滞僵化；开创了“绍兴体制”，结束了北宋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权模式，中国古代政治进入独裁专权时期。

日本学者寺地遵评价：“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贯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构与国家运营大纲，都已在绍兴十二年前的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整备完成。”虞云国先生则认为，绍兴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后的实际内涵已超出了政治、军事与外交的领域”。

而刘子健的观点或许更为深刻：“事实上，就在 12 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

临安之变引发的这种质变，就是“中国转向内在”！

南宋何以选择偏安？中国何以转向内在？

本书截取建炎四年（1130）四月至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的时间维度，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全方位地展现南宋初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文化震荡，揭示南宋疆域上偏安、政治上独裁、文化上沉滞的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用通俗的讲述，揭示临安之变、绍兴体制的内涵，回答“南宋何以选择偏安”“中国何以转向内在”这两个对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大问题。

这是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也是一段值得咀嚼的历史。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屈辱与荣耀，斗争与妥协，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理性的反刍与精神的依附。

相关阅读：

《 临安之变：绍兴体制与南宋中兴》
作者： 郭瑞祥
出版时间：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