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忆乐耕园里的马少波

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

——忆乐耕园里的马少波

杨永涛

曾为执业律师，现为上海市闵行区作家协会会员

在2000年千禧之际，经上海戏剧界朋友的热心引荐，马少波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一纸委托书，要我代理他的一桩笔墨官司，并且急切希望和我面谈。

马老是新中国戏曲事业开创性人物，在文学、戏剧及文艺理论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著名诗人贺敬之有诗：“身历烽火路，笔开艺苑春。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关田两汉”指关汉卿、田汉，“今马”指的就是马少波。

作为上海的一名年轻律师，我很少接外地案子，更不会千里迢迢专程去会见当事人，然而这次却是例外。接到信函后，我匆匆打点行装，登上了北往的列车。

01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马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工作

马少波被人们尊称为“马老”。一是年岁高，他和我算得上是祖孙两辈人；二是资历深，是一位资深“老八路”，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厚重资历，在党内在世的老革命中已经比较少了。马老住北京地坛北里的一个住宅小区，一幢普通民宅的二楼。我顺着地址一路摸过去，问了不少人，转了不少弯。这么资深的老干部，过着如此简朴的平民生活，让我心生敬意。

图|马少波（1918-2009）

我到的时候，马老和夫人李慧中已早早在家中等候。见他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才思敏捷。两人坐定，他便点上一支烟：“欢迎你，永涛同志，你一路辛苦了。”抬头看客厅上方，是马老亲自书写的三字“乐耕园”，用以“勤奋必耕，自得其乐”自勉。60余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戏剧、诗词、书法，以及大量文艺理论著述。退休后的马老依然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在文学、戏剧、艺术的天地里自由翱翔，硕果累累，享有“当代大剧痴”的美誉。

马老的书斋，犹如一个历史和艺术博物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书柜上方，有他20岁参军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犹如一道人生时光银幕。旁边有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指挥任命马少波为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第六十二团秘书处秘书主任的委任，还有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发的马少波为中央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的任命通知书。

最显眼的是一张略显发黄的旧照片，一边是年轻活力的马少波，一边是风度翩翩的周总理，他饶有兴趣地在听着马少波作汇报。“这照片太珍贵了，它是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下拍下的？”我忍不住打听个究竟。

图|马少波与周恩来总理合影

老马的回忆很清晰。“这还是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期间，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呢！党中央对我们戏曲事业高度重视，我是山东代表赴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其间（6月26日），周总理在西花厅约见我们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干部交流经验。那一年我31岁，是会议中年龄最小的。会上，总理指定我先发言。我有些紧张，分三个部分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当发言约10分钟左右时，一旁有同志扯了扯我的衣襟，低声说：少波同志能不能说得扼要一点，留点时间让大家说说。可总理听到了说：今天就是要让少波同志讲嘛！”这让马老很感动。

会议期间，马老还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6月29日，周总理安排汽车，接我和周扬、田汉同志去见毛主席。我把自己关于戏曲改革方面的建议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对我的意见表示赞许，让我回去等待，他说还要再商量。”（阳翰笙在《马少波全集序》中回忆了这次座谈会：“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少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31岁。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定少波先发言。……周恩来同志很赞赏他的发言。大家也都赞同。”2001年11月，马少波在《中国京剧》上发表《戏曲战线五十年散忆》一文，补充回忆了6月29日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的经历，记录了他向毛主席请教了如何处理好古代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的问题，以及毛主席的回答。）

说话间，忽听得敲门声，是外卖送来了烤鸭。马老说：“今天请永涛同志尝尝北京的烤鸭。我们这里附近有家烤鸭店，很有名。”马老热情好客，夫人李慧中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家宴招待我。烤鸭香味弥漫“乐耕园”，马夫人一旁作陪，我和马老相谈甚欢。“你别客气，永涛同志，”马老左一个“永涛同志”右一个“永涛同志”，既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又有点不习惯，因为社会上“同志”这个称呼几乎已经听不到了。

马夫人李慧中，凭着其厚重的文学功力担任《剧本》编辑长达40余年，是一位优秀的戏剧编辑家。他们夫妇俩夫唱妇随，是事业和爱情的完美结合。《戏剧艺术论集》 《马少波剧作选》 《马少波戏剧代表作》《从征拾零》《马少波研究文集》等作品的编辑整理，都是夫人李慧中一手负责，是他们同心合作的成果。慧中老师说：“1961年，我受少波同志的人格感召，在梅兰芳大师择定的吉日与他结为夫妇。当时我的角色不光是马少波妻子，上有年迈婆婆，下有幼小的众多子女。”我听后不禁感慨：“你走进马家，挑起这副重担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的，钦佩。”马少波曾有诗句送夫人：“感卿勇为十儿母，愧我难当一字师”，表达对妻子李慧中的感激之情。

图|马少波和夫人李慧中部分合著作品

02

马老和梅兰芳配合默契，京剧艺术生涯厚积薄发

我们聊到马老任职的中国京剧院。“1959年，当时我任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院长是梅兰芳先生。中国京剧院直属文化部，周总理一直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做工作计划，在报文化部的同时，还直接报送周总理。我们‘马梅配’配合得很好，他是京剧表演大师，我则主要抓剧本创作。一部戏的好坏，剧本的质量是关键。”写剧本是马老的专业强项，他长期从事戏曲改革的工作，整理出很多优秀传统剧目，如《闯王进京》《木兰从军》《关羽之死》等，作品数不胜数，“当代大剧痴”由此而得名。

“过去战争年代，你们怎么为战火纷飞的前线战士演出？”马老说：“革命文艺，就是要为革命事业服务。淮海战役打响后，山东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援大军，奔赴淮海前线，我们文艺界当然也不能落后。1948年11月，成立山东人民淮海前线慰问团，我是慰问团副总团长。在淮海战役前线，曾为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演出过两个晚上，那个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依旧令人激动。徐州解放后，总前委召开淮海战役祝捷大会，演出我的作品《木兰从军》。文艺这东西也是武器，它能长我们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别人是投笔从戎，而你是携笔从戎。”我注意到马老的与众不同。马老说到这里有些感慨，回忆起自己的人生经历。马老自小受生活经历和家庭影响，爱好文学。19岁携笔从戎，六年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坚持一手持枪，一手执笔，未曾中断文学创作，成为军中不可多得、既能文又能武的秀才。他白天战斗，趁夜间行军途中，不忘构思他的诗歌、小说、散文。

马老不仅能写，还善于编刊物。13岁读中学时，创办并主编文学半月刊《天外》；在胶东文协，曾创办《海涛》《文化防线》《胶东画报》《胶东戏剧》等多种刊物。“战争年代编刊物何其艰难。经费难，纸张难，邮路难，印刷尤难。我作为主编，必须付出巨大辛劳。”稿子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马老便亲自动手，日夜伏案；农家草屋的一盏小油灯，常常通宵不熄。马老的笔名也多，他能记起的有：苏杨、司马文、华天、红石等等。

03

署名官司延绵四十多年，马老表示：相信事实，相信法律

话题终于转到他的那桩笔墨官司。马老书桌抽屉里有一大叠材料，传票、证据、判决书，光判决书就有好几份。“请永涛同志看一下最新的起诉状，你是专家。”“不敢不敢。”接过一看便吃了一惊， 三位当事人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且都是我国戏剧界极富声望的老艺术家。而且官司的争议，不为一分钱财，只为“马少波”三个字。为了这三个字，三位老人已经争执了整整40余年。一方坚持在作品上署上“马少波”的名字，而另一方却坚决不让。三位老人其中一人已经不在人世，由其子女代为主张权利，将上一代的恩怨传递到了下一代。更为离奇的是，这样的官司已经不是第一回，前几桩官司都在北京，法院有明确的结论，而这次则在上海另辟战场，重燃战火。这种缠缠绵绵、持久不息的官司，老实说，在我接手的案子中从未遇到过，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找出第二例。

还没来得及了解案情和细节，对三位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如此执着和对法律的敬畏，让我从内心迸发出由衷的敬意。“说来话长，都是些陈年旧事，可一直折腾个不停。我们三人原先是朝夕相处、感情甚好的同事，现在一次次地折腾，原先的感情已经折腾得荡然无存了。没办法，我是被告，只能奉陪，只是麻烦了你永涛同志。”

马老深深吸了一口烟，给我详细说起这桩官司的来龙去脉：1959年间，也就是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京剧院组织创作京剧《满江红》，获得观众广泛认可；1960年又组织创作京剧《初出茅庐》，也颇为轰动。作为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两个作品从资料、立意、提纲、艺术构思到剧本起草，马老都亲力亲为，参加创作的另两位编剧也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品是三人集体创作的成果。马老是这两个作品的编剧之一，为大家所公认。在最初的演出海报上，就有马少波的署名，“这就是最初的演出海报，”马老边说边抽出一页材料，上面署名是三人，其中有马少波。

当初并没有人说这样署名有什么问题。可后来风云突起，“1961年，遇到了文艺整风。我挨了整，受到了处分，我违心写了检讨书。后来这些材料被拿来作为我马少波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证据”。于是，作品原先三个人署名变成两人，“马少波”被完全抹去。1994年，经马少波申诉，组织上查明事实后撤销了对他的处分。但中国京剧院在建院四十周年的纪念册上，两个作品中依然没有马少波的署名。马老想不通，一纸诉状递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据理力争，法院判决确认马少波是两作品的编剧之一。

图|1999年出版的《中国京剧史》一书

1999年，《中国京剧史》一书出版。马少波出任该书主编，书中对两作品的表述恢复了最初的三人署名，再次引发了关于“马少波”署名的法律争端。

我竖着耳朵，仔细听着马老的阐述，力争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但无法对官司作草率的推测。此时气氛略显凝重，不料马老话风一转，笑着对我说：“永涛同志，别有思想负担，我们相信事实，相信法律。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唯一的希望，这起笔墨官司是最后的一桩。”

“乐耕园”的墙上，挂满了马老的书法作品。马老的书法，闻名遐迩，独成一派。战争年代马老借住农家陋室，必设一粗糙写字桌，便于他挥毫写字。

吃过烤鸭、看过书法，趁着大家高兴，我对马老说：“我给您来一段。”“好！”他立即叫好。我自幼会唱一点京剧样板戏，后来又学过于魁智的《空城计》，能与马老这样的戏剧大师相聚，机会实在难得，于是决定当场献献丑。我清了清嗓子，“我正在城楼观山……”唱到“山”字的时候，我的破嗓子就再也唱不上去了，起音起得太高了，我太激动了。

图|2000年，作者与马少波（右）在乐耕园

我回上海以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顺利完成了那桩笔墨官司的所有法律程序。此案经过上海中、高两级法院审理，确认马少波系两作品的编剧之一，《中国京剧史》中的相关表述并无不当。我将判决书拿在手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段历史对我很遥远，在我的理解中，对于多人参与的合作作品，每位参与者或许都有不同的角度和看法，我对几位老艺术家们都心存敬意。我完成了律师的本职工作，也无意争论这段往事孰是孰非，只是详细记录了我因这场官司和马老结下的一段缘分。

写于2024年春节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4年第六期

原标题：《《世纪》杂志 | 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忆乐耕园里的马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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