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何给过竹子“差评”？

成都杜甫草堂的竹子

我国崇尚竹子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人们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这两种美称都包含竹子。因为竹子挺拔潇洒，形象优美，同时又象征着气节、虚心、坚贞等高尚品格，所以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然而，杜甫却在诗中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诗人称竹为“恶竹”，而且还要“斩万竿”，是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

其实杜甫是很喜爱竹子的，他自称“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客堂》）。他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卜居之初，那里并没有竹子。杜甫特地从一位做县令的朋友那里要来了绵竹。他的“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风含翠筱娟娟静”（《狂夫》）、“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三绝句》其三）、“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严郑公宅同咏竹》）等诗句，都充满了对竹子的喜爱之情。

但是，杜甫砍竹也确有其事，而且砍的还不少。不过他砍竹是为了腾出地皮加盖茅屋（所砍竹子也可用于盖屋），并不是因为讨厌竹子。对自己伐竹的原因与经过，杜甫在《营屋》一诗中说得很清楚。

既然杜甫爱竹，为什么还要说“恶竹应须斩万竿”呢？

首先，为了推崇甲事物，而故意贬低乙事物，这是古人在修辞上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例如：“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这是为了推崇“饮者”，故意贬低“圣贤”；“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这是为了推崇“吾甥”，故意贬低张旭；“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五首》其二）这是为了强调“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故意说李杜诗篇“至今已觉不新鲜”。宋代人把这种夸张的写法，叫做“尊题格”。而“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正是此类写法。对于“尊题格”，读者不可信以为真。

其次，还应结合杜甫所处的时代环境来分析。古代文人墨客对竹子从喜爱到推崇备至，竹子从普通的植物到高尚人格的化身，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杜甫所处的时代，竹子还没有多少名气，还没有产生道德的光环。因此，杜甫虽然多次在诗中赞美竹子，但是当他自家的竹子疯长到“甚疑鬼物凭”的时候，也不妨以“恶竹”称之，不必有什么顾忌。

从宋代开始，竹子的知名度才逐渐高起来。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於潜僧绿筠轩》），文同善画墨竹，创“湖州竹派”，被后世人尊为墨竹画的鼻祖。二人一个是大文豪，一个是大画家，对竹子的盛名的逐渐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宋、元一些画家喜画墨竹、墨梅，将竹、梅和松画在一起，称“岁寒三友”。南宋林景熙《霁山集·五云梅舍记》云：“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 这大概是“岁寒三友”最早的出处。

“四君子”的说法，起源更晚。明万历间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题称“四君”，“四君子”的称谓即由此而来。

在这样爱竹、敬竹、宠竹的历史氛围中，谁要再说“恶竹应须斩万竿”之类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嫌疑了。

一得之见，姑妄言之。